10活着与死去

livinganddying

爸爸替我订了从费城飞往首尔的班机。到了首尔,我会先和爸妈会合,在韩国待上两个星期后,三人再一起飞回俄勒冈州。出发当天一早,彼得开车载我去机场。时间尚早,太阳才正缓缓东升,为我们汙陋的街区洒上浪漫柔光,柠檬红茶的空纸盒被扫进了落叶堆中,高高的铁丝网围篱圈起了小联盟棒球场。

「我们是不是应该趁早结婚。」我唐突地开口。「这样妈妈才来得及到场。」

彼得斜眼瞄了我一眼。早起的他还昏昏沉沉的,集中了精神在开车。暖橘色的晨光像百叶窗条似地,飞快掠过他的眼睑。他没回答,只是伸手过来捏紧我的手,我觉得很烦。他和其他人一样,老是不懂该说什幺才好。他安慰我的方法就是默默躺在我身边,等我自己把情绪慢慢平息下来。但也不得不嘉许他一下,这种时候真正能做的,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了。

十八小时的航程,我泰半都在昏睡中度过,入境后从仁川机场搭巴士前往首尔,再转搭计程车抵达南怡阿姨家。走进公寓社区时,已经晚间九点多了,天色深沉,空气凉爽,我通过大门和院子走向公寓楼房时,晚风徐徐拂过枝头的树叶,发出窸窣悦耳的声响。我按下电铃,然后搭电梯上楼。还在玄关脱鞋子时,已经听见里昂在某处兴奋吠叫。

南怡阿姨上前来抱了抱我。她身上穿着睡袍,看起来心神不宁。她替我把行李箱推进客房后,没有多说什幺,只是仓皇领我进到她的卧房。原来,爸妈飞行的路途没有预期中顺利。妈妈躺在南怡阿姨的床上,发着高烧,全身不由自主地猛打寒颤。爸爸则躺在她身边,隔着被单抱着她。他坦承,他们还没出发,妈妈就开始发烧了。因为不想取消行程,一路上他都紧搂着妈妈,希望用意志力让烧退下来,用他的体温平复她的高烧。

我站在床尾,看到妈妈全身不停发抖,牙齿格格打颤。姨丈穿着宽鬆的睡衣蹲在床沿,正对着妈妈腿上的穴道施针灸。

「我们应该送她去医院。」我说。

南怡阿姨站在房门口,双手抱在胸前,眉头深锁,拿不定下一步该怎幺做。善永表哥从她身后冒出来,身高足足比她高出三十公分。这幺高大的一个人,却是这幺娇小的一个女人生养出来的,着实令人称奇。妈妈以前都说那是美国饮食的功劳。南怡阿姨用韩语喃喃说了什幺,表哥为我们翻译出来。

「我妈妈觉得……去了医院,医院有可能就不会放她走了。」

「上一次我们延迟送医,她差点就死了。」我说。「我真心觉得应该去医院。」

屋里沉默半晌,随后听到妈妈不舒服地呻吟了一声。南怡阿姨重重叹了口气,转身走出房间,开始替妈妈收拾用品。我们六个人分坐两辆车,驶向就在汉江对岸的一间医院。我依然满心不能接受。我深信妈妈只是需要输液,只要再吊一管点滴,她一定就能稳定下来。我以为我们可以维持现况再活上几年,只要现在能治好她。

我们冀望妈妈能在一週内好起来,照计画飞往济洲岛度假。南怡阿姨已经替我们订好航班和饭店房间。但妈妈的状况持续恶化,一星期过去了,她仍旧卧病在床,饱受高烧的折磨,一整晚不停发抖。我们取消了去济州岛的行程。又过了一週,我们连回尤金的机票也取消了。

我又一次担当起妈妈的夜间看护。我会在傍晚六点左右来到医院,陪着她到早上,直到爸爸中午来换班。然后我才睁着惺忪睡眼,搭计程车横跨汉南大桥回到南怡阿姨家,一头倒在客房床上,设法补足熬夜损失的睡眠。

在医院里,只要妈妈醒着,我也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当她的传声筒。一见她痛得喘气,我就会按下呼叫铃,每一次护理师姗姗来迟,我就会跑到有着日光灯照明的走廊上,指着病房大呼小叫,用不通顺的韩语发出连珠炮似的恳切哀求。当护理师百寻不着妈妈的静脉,注射针在妈妈的手臂上留下四散的针痕,我会毫不客气地把人赶走。我会爬上病床抱着妈妈,等待止痛药起作用,于黑暗中在她耳边低语:「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只要一下下,马上就不痛了。没事的,妈妈,没事的。」

众多症状来势汹汹,简直像是灾难电影的剧情发展,好不容易才化解一波攻势,更要命的一波又会接着来袭。妈妈几乎没有进食,肚子却像吹气般鼓胀起来。水肿情况从她的脚掌开始蔓延至双腿。疱疹彻底占据她的嘴唇和口腔内壁,她的舌头表面覆满凸起的白色水泡。医生开给我们两种草本配方的漱口水和一种擦嘴唇的药膏,浓稠的绿色药膏能舒缓疮口的疼痛。我们两人近乎虔诚地遵从医嘱服药、擦药,希望至少能治癒其中一种不适。每隔两小时,我就会拿空杯子来给她吐掉唾液,再端水让她漱口,然后用纸巾拭乾嘴唇,涂上那深绿色的浆糊。妈妈会张嘴让我检查,问我嘴里的伤口有没有好一点。她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烂肉,像是被蜘蛛遗忘在灰色厚蛛网上、放了太久的一团腐肉。

「当然了。」我会告诉妈妈。「比起昨天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妈妈几乎无法进食,医院替她吊了一袋乳状的点滴,维生所需的营养多半就靠点滴补充。等她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起身如厕时,院方为她装上了导尿管,我们也开始使用便盆,而清空便盆自然是我的责任。当她无法顺利排泄,护理师就替她灌肠。院方也为她穿上了成人纸尿裤,每一次换尿裤时,液体就像泥水一样从腰际和裤口边缘渗漏出来。但现在,我们已经管不着丢不丢脸,只在乎妈妈能不能活下来,我们只是见招拆招。

天亮后,妈妈如果还没醒来,我会套上医院的拖鞋,搭电梯下楼到外面去透透气。我会到周围街坊走走,看能不能买点东西带回去给妈妈,提醒她我们人在韩国。

医院附近有一间巴黎贝甜(parisbaguette),是韩国知名的连锁麵包店,专卖法式烘焙点心,口味配合韩国人的喜好稍有调整。我好几次买了光润油亮的酥皮点心和色彩缤纷的果昔回去,希望能激起妈妈的食欲。菠萝麵包的底部像柔软的餐包,上层覆盖酥皮和碎花生,我们以前回首尔常常一起分着吃。一个红豆甜甜圈,一块绵软的蜜地瓜乳酪蛋糕。或是向路边坐在纸箱上就做起生意的大婶买几根水煮玉米。妈妈和我会从玉米穗轴上把硬硬的玉米仁一粒一粒剥下来,和恩美阿姨一样一丝不苟,边剥边想起恩美阿姨以前吃完玉米,只会留下一根完美的穗轴,上头每一个方形的透明胚膜都挑得乾乾净净。我也去韩式中华餐馆买过炸酱麵,回来后就着洗手间的水槽把泡菜沖洗乾净,免得细碎的辣椒刺痛妈妈的舌头。

「蜜雪儿,你说我还能期待什幺呢?」妈妈看到洗过之后萎软发白的泡菜,眼泪直往上涌。「我连泡菜都不能吃了。」

「有啊,你的头髮真的长回来了。」我设法转移话题,伸手轻抚她的头,手掌轻柔地顺了顺她头上稀疏的白色细毛。「以一个病人来说,你看上去还是很年轻漂亮。」

「我有吗?」她嘴上谦虚,其实可高兴了。

「真的啊。」我说。「简直就像那个……你有化妆?」

我现在才注意到,妈妈不知道什幺时候去纹了眉,看上去很自然,没仔细看根本不会发觉。我想起妈妈的朋友永淑阿姨也去纹眉,但是美容师手艺不好,害她右边的眉毛从此歪向一边。

「我纹很久了啦。」妈妈说得云淡风轻。她在病床上挪了个姿势,先伸直了双腿,再左右摆动身体,重新垫高背后的枕头。「其实,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你爸才对。」

「我很乐意在这里陪你。」

「我知道,但他是我丈夫。」她说。「他即使来了,也不懂得照顾我。我请他帮忙我漱口,他把漱口水递给我就完事了,连杯子都没给我。」

我躺回长椅上,呆望着我的脚,左脚勾着拖鞋上上下下拍打光裸的脚跟。两年前,我们在橄榄园餐厅,妈妈曾经语带保留地提起她和爸爸吵了一架。但实际上吵了些什幺,她说永远不会告诉我,要是说了,会破坏我对爸爸的看法──就像盘子摔破了,就算黏回去还能继续用,但从此之后,你眼里只会看见裂痕。

「你觉得爸爸会再婚吗?」

「我猜会,应该吧。」妈妈说。她满脸的不在意,彷彿他们老早就讨论过这种事。「他说不定会再娶一个亚洲女人。」我听了浑身不自在,想到对方如果又是亚洲女性,更是令我心烦意乱。单是想像旁人会怎幺想,我就觉得颜面尽失。人家会说他随便找个人就能代替妈妈,会说他对亚洲人有癖好。这种评价会贬低他们之间的羁绊,会让我们的关係显得廉价。

「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说。「我觉得我无法接受。太噁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