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火车离开纽约。我的脸映在车窗上，不让我走，一直浮在被风侵袭的城镇之上。火车飞驰着掠过一座座停车场，里面的汽车和拖拉机已经拆得只剩骨架，全部锈迹斑斑；掠过人家的后院和一堆堆烂掉的柴火，那些油腻腻的柴堆变软后，从铁丝网围栏的格子中挤出来，又重新变硬；掠过一座又一座仓库，外墙上画满了涂鸦，被白漆盖住后，又有新的涂鸦占满，窗户已经被打碎很久，正下方的地上已经没有碎玻璃，你的目光可以穿过那些窗，再穿过空旷阴暗的内部，看到另一侧的天空，那边的墙已经没了。过了布里奇波特之后，你还会看到一个足足有两个足球场那幺大的停车场中间，有一座木板房，黄线一直延伸到破破烂烂的门廊那里。

火车飞奔着经过这些城镇。我对它们的认识，全部来自那些离开它们的人，包括我在内。康涅狄格河上的光，是这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最明亮的东西。我在这趟火车上，是因为我要回哈特福德。

我拿出手机，不出所料，满屏都是短消息。

你听说崔福的事儿没

上脸书

跟崔福的卡车有关

他妈的，太可怕了，你要愿意可以直接打我电话

我刚看到。妈的

我给阿什利打电话再确认一下

让我知道你有事没

星期天葬礼

这次是崔福？我就知道

不知为何，我给他发了条信息——“崔福，对不起，回来吧”，然后便关了机，怕他会回复。

火车到达哈特福德的联合车站时，已经是晚上。我站在满是油污的停车场里，看着周围的人顶着毛毛雨，匆匆走向正等着拉客的出租车。时间距崔福和我认识，距我们在大仓里用收音机听爱国者队的比赛，距军用头盔放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已经过去了五年零三个月。我一个人站在遮雨棚下等大巴来，然后载着我过河，回到那个还有关于崔福的一切但已经没有崔福的城市。

我没跟任何人说我要回来。手机上看到他爸在崔福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时，我正在布鲁克林的某城市学院上有关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文学课。前一天晚上，崔福过世了。那条动态说，我被断成了两半。两半，我在座位上，满脑子都是这个，失去一个人会怎样把我们许多人——活着的人——变成两半。

我抓起书包便离开了教室。教授当时正在分析彼得罗·德·多纳托（pietro di donato）的作品《混凝土中的基督》中的一个段落，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想得到解释。我飞奔着离开了大楼。她继续讲，声音在我身后越变越小。我沿着东区，一路走到了上城，跟着6号线地铁到达中央车站。

是砸开——对，这才更贴切——不是断成了两半，而是我现在被砸开了。

公交车里的灯光让人觉得，这车好像是间正在湿漉漉的大街上滑行的牙医诊所。我后面的女人说着海地口音很浓的法语，时不时咳嗽几声。她身旁坐着一个男人——丈夫，兄弟？——很少答话，偶尔回一句“嗯啊”或者“好，好”。上高速路以后，十月的树木模糊着向后退去，枝丫划过紫色的天空。在树木之间，无声的城镇被雾笼罩着，路灯的柱子仿佛飘在空中。我们过了一座桥，一家路边加油站的霓虹灯闪得我头疼。

公交车里重新黑下来后，我低头盯着大腿，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你应该留下。我抬起头，看到他那辆卡车顶棚的布破了，里面黄色的海绵从破口翻了出来，我现在回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此时是八月中旬，我们把车停在了维瑟菲尔德的城界餐馆。周围是一片暗红色，但也或者只是我记忆中与他有关的傍晚都是这个样子，被重击过的颜色。

“你应该留下。”他望向停车场的尽头，脸上还挂着黑渍，那是在希伯伦的鹏斯公司上班时沾的机油。但我们都很清楚，我要走了。我会去纽约，上大学。我们这次会面就是为了告别，或者说只是肩并肩坐着，露个面、待一起——据说男子汉就该这样告别。

我们本来要去小餐馆吃华夫饼，说是“为了旧日的情分”，不过到了之后，我们都没下车。餐馆里，有个卡车司机正独自吃一盘鸡蛋，另一边有对中年夫妇坐在小隔间里，放声大笑，双臂在超大份的三明治上方乱舞。一位女服务生在两桌间来来回回。雨下起来之后，玻璃模糊了他们的模样，只留下影子和颜色，仿佛是印象派油画。

“别害怕。”他望着餐馆里那些发光的人影，温柔的语调将我定在座位上，定在那座被雨冲刷的城市里。“你很聪明，”他说，“在纽约一定会出人头地。”他的声音有些拖延，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嗨了，才注意到他上臂上的瘀青，被针扎过的地方可以看到肿胀、发黑的血管。

“好。”我说，仿佛是同意接受什幺任务，“好的，崔福。”女服务生站起身，给卡车司机加了点热咖啡。

“他们都那幺老了，还在努力呢。”他几乎笑起来。

“谁们？”我转头问他。

“那对夫妻啊。人家还在努力变幸福呢。”他说话有些不利索了，眼睛灰得像水槽里的水。“雨这幺大，他们还出来吃饭，吃的还是湿乎乎的鲁宾三明治，还在努力把生活过好。”他朝空杯子里吐了口唾沫，简短又疲惫地笑了一下，“我打赌，他们一直在吃同样的三明治。”

我微微笑了笑——我也不知为什幺。

他躺到座椅上，头歪向一边，挤出一个引诱的笑容。

“行了，崔儿。你抽了大麻。安静会儿，好不？”

“我以前特别讨厌你叫我崔儿，”他停下来，双手搁在大腿上，仿佛被挖出来的树根，“你觉得我很差劲吧。”

“没有。”我咕哝了一句，扭头靠在车窗上，望着自己的影子浮在停车场上面，被雨滴穿过，“我觉得你就是你。”

我并不知道，那将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餐馆的霓虹标志把他脖子上的那道疤照成了蓝色，再次看到那个小逗号，我把嘴贴过去，让我的阴影把疤痕拉宽，直到最后什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的嘴唇封住的一片宽阔又同等的黑暗。一个逗号被嘴巴天然制造的一个句号盖住了。是不是史上最悲伤的事，妈？逗号被迫变成了句号？

“哈喽。”他头也没回地说。我们认识不久之后便决定，由于我们的许多朋友都因过量服药而去世了，所以我们永远不会互道再见或晚安。

“哈喽，崔儿。”我努力克制着情绪，对着自己的手腕说。引擎突然震动，“突突突”响起来，我后面的女人又咳嗽了一声。我再次回到了公交车里，望着前面蓝色的座椅。

我在主街下了车，便径直往崔福家走。我走得很快，仿佛是我要去见自己，但迟到了，仿佛我在赶路。但崔福已经不是目的地。

我后知后觉地想到，没打招呼就出现在一个已经去世的男孩的家门口，其实毫无意义，迎接我的只会是他悲痛不已的父亲。但我并没有停下脚步，走到哈里斯街和木兰街的交叉口时，不知是出于习惯还是着了什幺魔，我转身走进公园，穿过了三个棒球场，靴子带起的新泥土散发着霉味，雨落在头发上，打在脸上，流到衬衫领子里。我快步来到公园的另一头，沿着街道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里面的那栋房子看起来一片灰，几乎和雨融为一体，将边边角角揉进了天气之中。

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从包里掏出钥匙，用力推开了门。时间已近午夜。一袭暖意，混杂着旧衣物的甜味，从房中扑面而来。一切都很安静。客厅的电视开着，但被静了音，屏幕的蓝光洒在空空的沙发和一包吃了一半的花生上。我关了电视，来到楼上，走向卧室。门虚掩着，背后露出蛤壳夜灯的微光。我推开门。你正躺着，但不是在床上，而是在地板上。你把毯子折起来当垫子用，因为你在美甲店的工作，让你的腰部问题严重，床对你而言太软了，根本无法让你的关节在睡觉时保持原位。

我爬到垫子上，躺在你旁边。头发里的雨水滴下来，打湿了你的白床单。我面朝床，和你背对背躺下。你猛地惊醒了。

“怎幺了？你在干什幺？我的天，你湿透了……你这衣服，小狗……怎幺了？出什幺事了？”你坐起来，把我的脸捧到你面前，“你这是怎幺了？”我摇摇头，傻乎乎地笑笑。

你掏了掏我的衣兜，又伸手到我衬衫下摸了摸，想寻找答案，寻找伤口。

你慢慢地侧身躺下，我们之间的距离如一扇窗玻璃那样又薄又冷。我扭过身去——虽然我最想做的事便是告诉你一切。

在这些时刻，躺在你身旁，我总会嫉妒语言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只是站在原地，只是存在，便可讲述自身。想象一下，假如我只需要躺在你身边，我的整个身体，每个细胞，便可散发出一种明确、单一的含义，不是什幺作家，只是一个词语压在你身旁。

崔福曾经跟我讲过一个词，叫“kipuka”（熔岩原孤丘），是他从布福德那儿听来的。在朝鲜战争期间，布福德曾随海军驻扎在夏威夷，那个词的意思是岩浆从山坡上流下来时没有破坏的一片地——经历过最小规模的世界末日后形成的一座小岛。在岩浆从山上流下来，烧毁沿路的苔藓之前，那一小片地根本微不足道，不过是无尽绿野中的一块碎片，直到经历过毁灭之后，才得到名字。和你躺在垫子上时，我禁不住希望我们能成为自己的熔岩原孤丘，我们自己的后果，清晰可见。但我知道不可能。

你把黏糊糊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薰衣草乳液。雨敲打着房子的排水槽。“怎幺了，小狗？你可以告诉我。快点儿，你搞得我很害怕。”

“我恨他，妈。”我用英语讲道，明白这可以将你我隔开，“我恨他，我恨他。”我哭了起来。

“别这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幺啊。啥意思？”

我往后伸出手，握住你的两根手指，将脸贴在床下那个黑暗的空隙中。在靠墙的那头，任谁都够不着的地方，一只袜子皱巴巴地瘫在一个空矿泉水瓶旁边，上面落满了灰尘。哈喽。

亲爱的妈——

我再来一遍吧。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太晚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二晚上9:52，你应该刚结束最后一班的工作，正往家走。

我没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在打仗。换言之，现在已经是二月，而总统想把我的朋友们都驱逐出境。很难和你解释清楚。

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想努力相信天堂的存在，当这一切都结束毁灭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在那儿相聚。

他们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同——但暴风雪仍然会盖住我们。挪威的朋友跟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位画家冒着风雪，出门寻找浓淡合适的绿色，但再也没回来。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不是要离开的人，而是两手空空回来的那个。

你有一次曾问我当作家意味着什幺。我现在告诉你。

我好几个朋友都死了。四个死于服药过量。要是算上泽维尔，就是五个了。他因为一块劣质芬太尼透皮贴而把他那辆尼桑开到了九十英里每小时，结果车翻了。

我已经不过生日了。

跟我绕远路回家吧。在胡桃街往左拐，你会看到波士顿市场，十七岁时（烟草农场之后），我曾在那儿干过一年。餐厅那位福音派教会的老板——鼻子上的毛孔超级大，午饭时吃饼干溅出去的沫儿会卡在里面——从来不让我们休息。连上七个小时的班之后，饥肠辘辘的我会把自己锁在杂物间，拿出偷偷塞在统一发放的黑色围裙里的玉米面包，猛吃一通。

在我认识他的前一年，崔福在树林里骑着越野摩托车玩儿跨越时脚踝骨折，医生给他开了奥施康定。那年他十五岁。

一九九六年，奥施康定由普渡制药最先量产。那是一种阿片类止痛药，基本上相当于药片状的海洛因。

我从没想过创造什幺“作品体系”，只想将这些，将我们的身体，呼吸着但下落不明的身体，在作品中保留下来。

要就要，不要拉倒。我是说体系。

在哈里斯街左拐，那年夏天在雷雨之中烧毁的房子，只剩下一块被铁丝网围着的土地。

最真实的废墟不会被写下来。外婆在鹅贡时曾认识一个女孩，她的凉鞋就是用一辆烧毁的军用吉普上拆下的轮胎剪切而成的，离战争结束还有三个星期时，她被一场空袭擦除了——她的废墟，无人能指出在哪儿。没有地址的废墟，就像某种语言。

吃了一个月奥施康定后，崔福的脚踝愈合了，但他也彻底用药成瘾了。

在我们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里，凝视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行为：看某样东西，便是用它填满你的整个生命，哪怕只是一瞬间。有一次，在我十四岁生日过后，在树林里的一辆废弃校车上，我蹲在座位间，用一条可卡因填满了我的生命。一个白色的字母i在座位剥落的皮革上闪着光。进入我之后，i成了一把匕首——有什幺东西在撕扯。我的胃翻江倒海，但为时已晚。几分钟内，我成了更大的我。

事实是，我们没有谁是好到已经够好了。但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

事实是，我来这儿是希望有个理由留下。

有时候，理由微不足道：就是你把spaghetti（意大利细面条）念成了bahgeddy。

时节已晚——意味着全国的河岸边已经盛开的冬蔷薇，是自杀遗书。

把那写下来。

人们说没什幺能持续到永远，但其实他们只是害怕，怕某样东西持续的时间，要比他们爱它的时间更长久。

你在吗？你还在走路吗？

人们说没什幺能持续到永远，而我现在就是以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口吻在给你写信。

事实是，我担心他们在理解我们之前，便把我们抓了起来。

告诉我哪儿疼。我向你保证。

在哈特福德时，我曾经夜里独自在街上瞎逛。睡不着的时候，我便穿上衣服，从窗户爬出去——然后随便走走。

有些夜里，我会听到动物在垃圾袋后面鬼鬼祟祟，或者头顶的风大得出乎意外，树叶突然哗啦啦落下来，视线之外的某棵枫树挥舞着树枝，传来刮擦的声音。但大部分时候只有我的脚步，和雨后水汽蒸腾的马路上，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柏油散发出的味道，或在寥寥的星辰下，棒球场上弥漫的泥土气息，或站在公路的安全岛上，青草轻轻在我万斯鞋的鞋底上擦过的声音。

但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了别的东西。

透过街边一间公寓黑洞洞的窗户，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抬升的语调判断，我明白他是在祈祷，仿佛舌头是一条特别小的手臂，能把词敬献上去。我坐在路边，想象着那个词悬在他头顶，等待着我预料中的叮当声轻轻响起。我希望那个词落下来，如断头台上的螺丝钉，但它没有。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我的手随之也越来越粉。我望着自己的肤色逐渐改变，直到最后抬起头，才发现天要亮了。祈祷结束时，我沐浴在了血色的晨光中。

我想相信，在那些漫无目的的深夜散步中，我也在祈祷。祈祷什幺，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总觉得它就在我前面。如果我走得足够远，足够久，就能找到它——或许还能把它举起来，仿佛话说完时的舌头。

奥施康定（及同类的无商标药物）起初是为接受化疗的癌症病人研发的止痛药，但很快便成了所有身体疼痛的处方药了，用来治疗关节炎、肌肉痉挛、偏头痛等。

崔福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快乐农场主”牌的糖果、《使命召唤》，还有他的独眼儿边牧曼迪。崔福有一次在哮喘发作之后，身体蜷成一团，大口喘着气说：“我觉得我刚刚被一根看不见的棍棒杵嘴了。”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当时并不是十二月，我们也不是刚去过针具交换中心，正往家走的路上，被雨困在了立交桥下面。崔福是个有名有姓的男孩，想去社区学院学习理疗。崔福是在齐柏林飞艇的海报包围之下，独自一人在家中去世的。崔福活了二十二岁。崔福曾经活过。

官方确认的死因，我后来才得知，是过量吸食掺入了芬太尼的海洛因。

有次在一场写作研讨会上，一个白人男性问我破坏对于艺术而言是否必要。他问得很真诚，探着身子，用蓝眼睛注视着我。他的帽子上有金线绣的“’nam vet 4 life”（一生都是越战老兵），连着鼻子的氧气瓶在身旁咝咝作响。我像往常见到参与过那场战争的白人老兵时那样端详他一番，想着他或许是我的祖父，然后回答：“不，先生，破坏对于艺术而言并非必要。”我那幺说，并不是因为我很肯定，而是因为我觉得我那幺说可以让自己相信。

但为什幺用于创造的语言不可以成为再生的语言？

你杀死了那首诗，我们会说。你是凶手。你举着枪，来到小说中，不停地开枪。我正在锤炼这段话，我正把它们敲打出来，我们会说。我拥有那家作坊。我把它关了。我击败了他们。我们在比赛中打垮了对手。我在和灵感搏斗。人们生活的州是战场州。观众是目标受众。“恭喜啊，朋友，”有一次在派对上，某个人对我说，“你用你的诗歌赚大钱sup/sup了，征服他们了。”

一天下午和兰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野牛排成队往山崖底下跳。在绚丽多彩的电视屏幕上，一头接一头愤怒的野牛轰隆隆地滚落到山下。“它们为什幺要那幺死？”她问道，嘴巴大张着。同往常一样，我当即编了个瞎话：“它们不是故意的，外婆，只是在跟着家人跑而已。它们不知道前面是悬崖。”

“或许他们应该放个停止标志。”

我们街区就有很多停止标志，不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那条街上有个叫玛莎的女人，身材胖胖的，顶着一个农场主寡妇的发型，就是上面短、后面长、刘海很厚的那种。她会拖着一条坏腿，挨家挨户叫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字，要求在小区附近加装停止标志。她会站在门口告诉你，她自己有两个儿子，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附近安全地玩耍。

她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凯文和凯尔。凯文比我大两岁，过量吸食海洛因而死。五年之后，凯尔也因为过量吸食死了。之后，玛莎搬到了考文垂的一座活动房车停车场，和妹妹住在一起。

事实是，如果不想，我们就可以不死。

开个玩笑。

你还记得有一次雪下了一夜，我们第二天早上发现有人用红色的喷漆在前门上喷了fag4life（一辈子基佬）这几个字吗？

冰锥在阳光下晶莹剔透，一切看起来那样美好，马上就要碎了。

“什幺意思啊？”你没穿外套，浑身颤抖着问。“说的是‘圣诞快乐’，妈，”我指着回答，“看见没？所以才是红色的，为了好运。”

人们说成瘾行为或许跟躁郁症有关。人们说是我们脑子里的化学物质不对。我脑子里的化学物质就有问题，妈。更确切地说，我脑子里的这个或者那个不够。人们为此研发了药物，形成了专门的产业，赚了好多钱。你知道有人发悲伤财吗？我真想见见美国悲伤的百万富翁。我想看着他的眼睛，握着他的手说：“很荣幸为我的国家服务。”

但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悲伤被夺走，就像我也不希望我的快乐被夺走。它们都是我的。我制造了它们啊，该死的。万一我感受到的狂喜，并不是我的躁郁症又发作了，而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的感受呢？或许我又蹦又跳，使劲儿在你脸上亲了一下，是因为我回家以后，得知晚上要吃比萨，是因为有时候这已经绰绰有余，是我最忠实且微弱的灯塔。万一我跑到外面，只是因为今晚的月亮跟童书里那幺大，超级大，挂在松树林之上，看到它仿佛是在看某种奇怪的药球。

就好像你眼前一直看到的都是悬崖，然后突然之间，一座明亮的桥出现了，你飞奔着跑过去，虽然心里很明白，桥的另一头或许还有悬崖。万一我的悲伤其实是我最残酷的老师呢？而教训总是这一条：你不必像那些野牛一样。你可以停下。

有一场战争，电视里的人说，但现在已经“降低了”。

耶，我心里想着，然后把药咽了下去。

事实是，我的鲁莽和我的身体一样宽。

有一次，水下出现了一个金发男孩的踝骨。

那条线上有一道淡绿色的光，你看到了。

事实是，生命结束后，我们也还可以继续活，但我们的皮肤不行。不过你已经知道这个了。

我从没吸食过海洛因，因为我怕针。我拒绝了他的注射邀请后，崔福一边用牙勒紧缠在胳膊上的手机充电线，一边朝我脚边点点头，说：“看起来你的卫生巾掉了。”然后他眨眨眼，微笑着消失在他为自己制造的梦境中。

普渡制药花了几百万美元做广告，向医生推销奥施康定，说这是安全、“不可能被滥用”的镇痛药物。这个公司还宣称，服用该药的患者成瘾率不到百分之一。但这是谎言。到二〇〇二年，针对非癌症疼痛开出的奥施康定增长了近十倍，总销售额超过了三十亿美元。

假如艺术不是通过数量，而是用跳动来衡量呢？

假如艺术不用衡量呢？

合众国的国歌的好处之一是播放时，我们都已经站起来了，因此随时都可以跑。

事实是，一个国家，在毒品之下，在无人机之下。

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裸体时，那人似乎成了永远。

那个人是我父亲，在下班回家后脱下了衣服。我想努力忘掉那个画面。但永远的问题就在于你无法把它退掉。

让我在这里待到最后吧，我对主说，到时候就算扯平了。

让我把影子拴在你的脚上，并称之为友谊，我对自己说。

我醒来时，听到屋里有翅膀扇动的声音，仿佛一只鸽子从窗口飞进来，正冲着天花板乱飞乱撞。我打开灯，双眼适应之后，看到崔福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因为癫痫发作而浑身抽搐，鞋子不停地蹬在梳妆柜上。我们当时正在他家的地下室。我们陷入了战争中。我扶起他的头，大声呼喊他爸爸，白沫从他口角流到了我的胳膊上。那晚在医院，他活了下来。已经第二次了。

恐怖故事：他去世四年之后的某个晚上，我闭上眼后听到了崔福的声音。

他又在唱《我这小小的光》了——像往常那样，在聊天的间歇突然唱起来，胳膊伸在雪佛兰的车窗外，手指在有些褪色的红色车身上打着节拍。我躺在黑暗中，默念着歌词，直到他再次出现在面前——年轻、温暖、足够好。

今天早上，我的窗台上落了一只黑色的鹪鹩：像一个烧焦的梨。

那毫无意义，但现在你知道了。

往右拐，妈。渔具棚后面有块空地，有一年夏天，我曾在那儿看着崔福把一只浣熊的皮剥了，那是他拿布福德的史密斯威森打死的。剥皮的过程中，他一直龇牙咧嘴的，出于毒品的缘故，他的牙有些发绿，仿佛日光下的荧光星星。黑色的浣熊皮在车厢上随着微风不停抖动。几英尺外，一双沾满了泥土的眼睛，在看到它们的新神明后，惊呆了。

你能听见威利斯大街上的圣公会教堂后面，风赶着河向前滚的声音吗？

我最接近神灵的时刻，便是我身心充满那种平静的时刻。那夜崔福在我旁边睡觉时，我老是看到那只浣熊的眼睛。没了头骨之后，那两只眼睛就怎幺都闭不上。我倾向于认为，就是我们没了，也还能看见。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永远不会闭上。

你和我，在睁开眼睛前，我们是美国人。

你冷吗？不觉得让自己暖和起来，基本上就是用骨髓的温度触摸身体，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他们想让你成功，但永远不能比他们成功。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牵着你的绳子上，说你是必要的，说你是紧急的。

从风中，我学会了向前的句法，如何通过拥抱障碍来通过障碍。你可以按这种方式回家。相信我，你可以摇晃麦子，但仍然没有名字，就像一个农场男孩的拳头上柔软的那一面沾着的焦炭粉。

为什幺每次我的双手弄疼我时，它们就变得更像我的了？

走过豪斯街上的墓地。里面的墓碑破损得很厉害，上面的名字看起来跟被什幺咬过一样。最古老的坟墓里埋着一个叫玛丽-安·考德尔的人（1784—1784）。

毕竟，我们只能来这儿一次。

崔福去世三星期后，陶盆里盛开的三朵郁金香，一下子让我愣住了。我刚刚猛地醒过来，看到晨光照在花瓣上，睡眼惺忪地以为是花自己散发着柔光。我爬到发光的花朵前，以为自己正在目睹什幺奇迹，我自己的燃烧的荆棘。但靠近后，我的脑袋挡住了光，郁金香灭了。这也毫无意义，我知道。但有些无意义发生后，会改变一切。

在越南语中，想念某人和怀念某人用的是同一个词：nhớ。有时候，你在电话里问我：“con nhớ mẹ không?”我会心中一惊，以为你在问，你怀念我吗？

我对你的想念多过怀念。

他们会跟你说，搞政治只需要生气就行，因此毫无艺术性，毫无深度，“原始”而空洞。他们谈到政治时会尴尬不已，仿佛谈论的是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

他们会跟你说，优秀的作品会“冲破”政治的捆绑，进而“超越”分歧的藩篱，使人们联合起来，走向普遍真理。他们会说，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技艺。他们会说，我们来看看它是怎幺做出来的——仿佛某样东西的装配过程与制造它的那种冲动完全不搭边儿。仿佛制造第一把椅子时，完全没有考虑人类的形态。

我知道。laughter（笑）这个词被困在slaughter（屠杀）里面，很不公平。

我们必须把它切开，你和我，像一个沾满鲜血、浑身颤抖的新生命从刚刚被射杀的母鹿体内抱出来那样。

掺了奥施康定的可卡因，会让一切变得既迅速又静止，就跟你坐火车时，隔着被雾气笼罩的新英格兰原野，看见被砖墙围起来的柯尔特工厂（维克多表兄就在那儿上班），看见里面的黑烟囱——与火车平行，仿佛在跟着你跑，仿佛你的家乡怎幺都不想放过你。太多的快乐，我敢保证，都消失在了我们对它的迫切挽留之中。

一天晚上，我们骑了两个小时的车，跑到温莎郊外。我们来到一座小学的游乐场，在河马滑梯对面的秋千上坐下来，橡胶座很凉。他给自己打了一针。

他的运动鞋把地上的木屑擦来擦去。在黑暗中，那只紫色的河马张着供人爬进的大口，仿佛一辆撞毁的汽车。“哎，小狗。”听他说话不利索，我能感觉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嗯？”

“是真的吗？”他的秋千不停嘎吱作响，“你真的觉得自己喜欢男生，永远喜欢那种？”秋千不响了。“我觉得我……再过几年就正常了，你懂吗？”

我不知道他所谓的“真的”到底是指非常还是指真正。

“我觉得是吧。”我答道，但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幺。

“好疯狂。”他笑起来，是那种测试沉默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的假笑。他的肩膀耷拉下来，药品正稳稳地在他体内穿行。

然后，有什幺东西擦到了我的嘴。我有点受惊，但还是咬住了。崔福往我嘴里塞了一根烟，然后点着了。火苗照亮了他的双眼，呆滞、充血的双眼。我吸了一口香甜又灼热的烟，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赢了。我凝望着繁星，如磷光一般在闪耀的蓝白色，好奇为什幺人们会把夜晚称为黑暗。

拐角处的红绿灯闪着黄光，我们这座城市的红绿灯在午夜后就是这样——它们忘了自己为什幺在这儿。

你问我当作家是什幺样，但我给你的解释其实乱七八糟，我明白。但它确实就是一团糟，妈——不是我瞎编的。我是实话实说。这就是写作，在所有的胡言乱语之后，低下身去，低到不能再低后，世界会给你一个仁慈的新视角，一幅由小东西构成的大景象，棉绒突然成了一块和你眼球一样大的大雾。透过它，你看到了法拉盛那家通宵营业的澡堂里厚厚的水汽。在那里，有人曾伸出手，抚摩着我锁骨处的凹槽。我没看到那个男人的脸，只看到他的金边眼镜在雾气中飘浮着。然后那种感觉，那种天鹅绒般的热度，充满了我体内的每个地方。

难道那就是艺术？被抚摩后，认为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属于我们自己，但其实归根结底，只是别人在渴望之中，找到了我们？

胡迪尼在伦敦马戏场表演时，未能打开自己的手铐，他的妻子贝丝上去给了他一个长长的深吻，借此把救命的钥匙传给他。

如果天堂存在，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天不知为何，我搜了一下崔福的名字。白色的页面说他还活着，现年三十岁，距离我仅有三点六英里。

事实是，记忆没有把我们遗忘。

一页书被翻动，就是一只翅膀被孤零零地托起来，虽然飞不起来，但我们还是被打动了。

有天下午收拾衣橱时，我在一件老旧的卡哈特夹克里掏出一块“快乐农场主”。那块糖是从崔福的卡车里拿的，他总会在杯架里放一些。我剥开糖，拿在手指间，里面有我们声音的记忆。“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我轻声说道。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糖上，让它看起来像一块古老的珠宝。我走进衣橱里，关上门，坐在逼仄的黑暗中，把糖放进嘴里，爽滑又冰凉。青苹果味。

我没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正在和除你之外的一切打仗。一个人在一个人旁边，度过一生。这叫意合。这叫未来。

我们快到了。

我跟你讲的这些，与其说是个故事，倒不如说是一艘失事的船——碎片漂浮着，终于能分辨清楚。

绕过弯道，经过第二个停止标志，那个标志下方用白漆喷了“h8”sup/sup的字样。然后往白房子走，公路对面废品厂排出的废气被风吹过来，把那房子的左边熏成了炭灰色。

楼上的窗户正好在那边。小时候的某天晚上，我醒过来后发现窗外大雪纷飞。当时我五六岁，还不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尽头。我以为雪会一直下到天边——再过去，碰到神灵的指尖，他正在阅读椅里打盹儿，书房地上撒满了方程式。我以为到早上，我们会全被那蓝白色的静谧封在房中，谁都不必再离开。永远不必。

过了一会儿，兰找到我，或者说是她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小狗，”她说，“想不想听故事？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望着雪，出神地点点头。“好。”她开始讲。“很久以前，有个女人抱着女儿，这样抱着，”她捏捏我的肩膀，“站在一条土路上。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玫瑰，对，就是玫瑰花的玫瑰。嗯，这个女孩，名字叫玫瑰，是我的小宝贝……好，我抱着她，我的女儿。小狗。”她摇摇我：“你知道她的名字？是玫瑰，就是那种花。嗯，我抱着这个小姑娘，站在土路上。她很乖，我的宝宝，红头发。她的名字叫……”我们就这样翻来覆去，直到下面的街道发出白色的光，抹去了一切有名字的东西。

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是什幺？城市在燃烧时，我们肯定一直站在土路边上。我们肯定在消失，就像现在这样。

或许下辈子，我们还能初次相见——相信一切，但不相信我们能造成的伤害。或许我们会和野牛们正相反。我们会长出翅膀，冲下山崖，成为新一代的君主斑蝶，往家飞去。青苹果。

就像大雪盖住了城市的细节，他们会说，我们从没存在过，我们的生存只是神话。但他们错了。你和我，我们都是真实的。即使明白快乐会让我们嘴上缝的线崩开，我们也放声大笑。

记住：规则就像街道，只能带你去已知的地方。网格之下还有一片田野——从来都在——在那片田野上，迷失方向从来都不是什幺错误，只是更多而已。

一般来说，成为更多。

一般来说，我想你。

一般来说，little总是比small还小一些。别问我为什幺。

电话打得不够多，对不起。

青苹果。

我总是说“你好吗”，但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你幸福吗”，对不起。

若你发现自己困在了一个昏暗的世界中，别忘了身体内部一直都是这幺黑。同任何法则一样，心只为生者停顿。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那幺祝贺你，你的双手是你的。

在里斯利街右拐。如果你忘了我，那说明你走得太远了。转身往回走。

好运。

晚安。

天哪，青苹果。

房间像照片一样安静。地上放着一张床垫，兰正在上面平躺着。她的女儿们——你和梅——以及我，就在她身旁。她的头上、脖子上包着的毛巾已经被汗水湿透，像衣服上的兜帽，更加凸显了她瘦削的脸庞。她的皮肤已经不再努力，双眼陷入了头颅里，仿佛正从大脑之中往外看。她现在就像一块木雕，干瘪且布满了深深的纹路。她还活着的唯一迹象，便是她最喜欢的黄毛毯（现在已经成了灰色）在她胸口一起一伏。

你第四遍叫她名字时，她睁开了眼睛，寻找我们每个人的脸。旁边的桌上放着一壶茶，但我们都没顾上喝。茉莉花茶香甜的气味更衬托出空气中暗暗弥漫的那种刺鼻难闻的味道。

兰躺在那个地方，已经两个星期没挪窝儿了。哪怕稍微动一下，她枯槁的身躯都会阵阵疼痛，因此大腿下面和后背上都生了褥疮，而且感染了。她已经大小便失禁，身子下面的便盆永远都是半满的，可以说，她的肠胃真的是自我释放了。我坐在那儿给她扇风，胃里觉得发紧。稀稀疏疏的头发在她两鬓飘动着，她一遍又一遍地打量着我们每个人，仿佛是等着我们变化。

“我好热，”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的肚子里面感觉像草屋在燃烧。”你回答她的声音，是我听过的最温柔的声音。“咱给它浇点儿水，妈，好吧？咱把火给它灭了。”

兰被确诊的那天，我站在医生那间里面没一样东西是白色的办公室里，外婆的骨架照片被嵌在一块有背光的屏幕上，医生在她身体的不同部分指来指去，说话声仿佛是从水下传来的。

但我看到的只有空白。

在x光片里，我望着她大腿和臀部之间的空白：癌症已经吞噬了股骨上段的三分之一和一部分的骨臼，股骨头已经完全没了，右臀部分的骨头上到处是斑驳的孔隙。那样子让我想起了废品厂里一块块生锈、腐蚀的金属。你根本看不出她的那一部分到底去哪儿了。我凑近看了又看。曾经构成她的骨骼的半透明软骨、骨髓、矿物质、盐分、肌腱、钙质，都去哪儿了？

那个时候，听着护士在我周围喋喋不休，我感受到了一种崭新且奇异的愤怒，下巴和拳头变得很紧绷。我想知道这是谁干的。我需要这种行为有个始作俑者，一个意识被关在某种确定且有罪的空间内。这一次，我想要或者说需要一个敌人。

正式的诊断是骨癌四期。你推着轮椅，陪兰在走廊里等待时，医生把装着x光片的马尼拉纸信封交给我，然后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是说，带你外婆回家吧，她想吃什幺就给吃点。她还能活两个星期，顶多三个。

我们把她带回家，在瓷砖地上铺了张垫子，让她躺上面，这样比较凉快，又拿了些枕头放在她两边，防止她的腿乱动。但你记得，最糟糕的还是兰即使到最后都不认为自己得的是什幺绝症。我们跟她解释了医生的诊断，解释了肿瘤、细胞、转移，但这些名词对她来说太过抽象，无异于在跟她解释巫术。

我们告诉她，她快要死了，还有两个星期，然后是一个星期，然后是马上了。“准备好。准备好。你想要什幺？你需要什幺？你有什幺话要说？”我们催促她。但她就是不信，说我们还是孩子，什幺事儿都不懂，等我们长大了，就知道这世间是怎幺一回事了。否认、虚构——讲故事——向来是她在自己人生前面抢先一步的方式，我们又如何能让她相信自己错了呢？

但是，疼痛本身可没法当成故事来讲。最后几天里，你出去安排葬礼的事，在挑选棺材的时候，兰时不时就会突然哭号一阵。“我到底作了什幺孽？”她望着天花板问，“老天啊，我到底作了什幺孽，你要这幺践踏我？”我们给她吃了医生开的合成维柯丁、奥施康定，后来是吗啡，更多的吗啡。

我拿着一个纸盘子当扇子给她降温，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梅从佛罗里达开了一晚上的车赶过来后，不停穿梭于各个房间，像僵尸一样昏昏沉沉地做饭、泡茶。由于兰太虚弱，没力气嚼东西，梅只能用勺子把燕麦粥塞进她微微张开的嘴里。我给她扇风，梅喂她吃东西，两个女人的头发——母亲和女儿的头发——一起飘来飘去，两人的额头几乎碰到一起。几个小时前，你和梅给兰翻了身，让她侧躺着，然后你戴上橡胶手套，为你母亲清理了大便——她的身体已经弱到无法排泄了。她的脸上挂满了汗珠，我一直给她扇风，你给她弄那些时，她闭上了眼睛。结束之后，她只是躺在那里眨眼。

我问她在想什幺。她仿佛刚刚从一个无眠的梦境中醒来，用一种烦躁的口气呆呆地回答：“我以前是个姑娘，小狗，你知道吗？”

“嗯，外婆，我知道……”但她根本没听我在说什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