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种选择。你有一次这幺说，背对着我，口吻像极了神。但如果你真的是神，就会看到他们。你会低头看到这片松林。晚秋时节新长出的松针又嫩又湿，在树梢闪闪发亮。你的神目会穿过树枝，穿过洒在那荆棘上的斑驳阳光，看到松针一根一根落下。你的目光会追随松针，看它们经过最低处的树枝，落向凉爽的林地，最后落在两个肩并肩躺在那儿的男孩身上。他们脸上的血迹已经干透。
虽然两个人脸上都有血，但血其实来自那个高个子男孩，他的眼睛是深灰色的，就像人影投在河面上的那种色调。十一月的余寒渗进他们的牛仔裤和薄薄的针织衫。如果你是神，你会注意到他们也在盯着你看。他们一边拍手，一边唱《我这小小的光》——拉尔夫·史丹利那一版，下午他们曾在高个儿男孩的立体声音箱里听过。高个儿男孩说，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歌。现在，他们轻晃着脑袋，牙齿在音符间闪闪发光，下巴上干透的血迹变成碎屑，落在他们白皙的喉咙上，歌声像一把一把烟雾从他们口中离开。“我这小小的光，我要让它照亮。我这小小的光，我要让它照亮……在我的房子里，我要让它照亮。”他们挥动着胳膊，带起阵阵小风，松针被它们卷着，窸窸窣窣落在周围。高个儿男孩眼睛下面的伤口因为唱歌又裂开了，一道暗红的血线顺着左耳往下流，在脖子上拐了个弯，消失在地上。矮个儿男孩看着朋友，看着他那只肿得像灯泡一样可怕的眼，想竭力忘掉。
如果你是神，你会告诉他们别拍手了。你会告诉他们，双手空空时，一个人能用它们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抓紧。但你不是神。
你是个女人，是个母亲。你儿子正躺在松林里，而你则又一次坐在城市另一头的厨房桌子旁，静静等他。那锅大葱炒河粉，你已经重新热了三次。你盯着窗外，哈出的气在玻璃上蒙了一层雾。你等着男孩的橘黄色纽约尼克斯队卫衣在眼前闪过，因为他回来时肯定在跑，都这幺晚了。
但你儿子还在树底下，躺在那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男孩身旁。他们离封闭高架桥只有几米远，一只塑料袋在钢丝网眼栅栏前乱扑腾，下面躺着几百个一口干的小酒瓶。男孩们开始哆嗦，拍手也慢下来，几乎听不见响声了。大风在他们上方呼啸着，淹没了他们的歌声——松针像手表摔碎后的表针一样咔咔嚓嚓落下来。
有时在深夜里，你儿子会睡不着，认为有一颗子弹嵌在他体内。他会感到子弹在胸口右侧的肋骨间浮动。子弹一直都在这儿，男孩想，甚至比他的年纪还大——而他的骨头、肌腱、血管只是将这一小片金属包裹起来，封存在他的体内。不是我，男孩想，我母亲子宫里的不是我，而是这颗子弹，我是围着这颗种子长出来的。即使现在，寒冷慢慢把他包围时，他也能感到子弹从胸口钻出来，微微顶起了他的卫衣。他感到了这个凸起，可和往常一样，还是什幺都没找到。又缩回去了，他想，子弹想留在我的身体里。没了我，它什幺都不是。因为没被嵌进身体的子弹，就像没被耳朵听到的歌曲。
城那头的你正面朝窗户，想着是否要把炒河粉再热一下。你把刚才撕碎的纸巾收罗到手掌里，起身扔掉，然后回到椅子上，继续等。某天晚上，你儿子进家前，曾在那扇窗外停住脚步，看着你那张正在凝望的脸，一格光照在他身上。夜晚将窗玻璃变成了镜子，你看不到他，只能看到刻在你双颊和眉头上的皱纹，看到你那张不知为何反被平静蹂躏的脸。那个男孩，看到他母亲望着空虚，他的整个人都隐没在她那张幻影般的鹅蛋脸中。
歌曲早已唱完，他们的神经被寒气做成的剑鞘套住，失去了知觉。衣服底下，鸡皮疙瘩钻出来，纤细的汗毛竖起后又被衣服压弯。
“欸，崔儿，”你儿子说，“讲个你的秘密吧。”干透的血迹紧紧绷在他朋友的脸上。风，松针，几秒钟。
“哪种？”
“就——就正常的秘密呗。但不能烂。”
“正常的秘密。”安静的思考，平稳的呼吸。繁星如黑板匆匆擦过后的一片白点。“你能不能先来？”
城那头的你，正用手指敲着桌子的塑料贴面。
“行。你准备好没？”
“好了。”
你把椅子往后一推，抓起钥匙出了门。
“我已经不怕死了。”
（一阵沉默，然后是笑声。）
寒冷如河水，已经涨到他们的喉咙口。
妈，你有一次告诉我，记忆是一种选择。但如果你是神，就会知道它其实是洪水。
因为我是你儿子，所以我对工作的了解和我对失去的了解一样多，而我对二者的了解又和我对你双手的了解一样多。它们曾经柔软的轮廓，我从未感受过。早在我出生前，你的手掌就已长满老茧和水疱，后来又被三十年的工厂和美甲店工作毁了个彻底。你的双手丑陋不堪——我恨一切让它们变成那样的东西。我恨它们是某个梦想的残骸和报应。你每天下班一回家，就扑通坐到沙发上，并且在一分钟内睡过去。我把水给你端来时，你已经在打呼噜，双手搁在膝盖上，像两条鳞去到一半的鱼。
我知道的是，美甲店不只是工作场所，是制造美的作坊，还是我们把孩子养大的地方——其中有好多人，比如表兄维克多，都会因为数年如一日地把有害气体吸入尚在发育的肺中而患上哮喘。我还知道美甲店是厨房，我们的女人们蹲在后面几间屋的地上，一口口大锅在电炉子上噼里啪啦响，一锅锅热腾腾的河粉将原本逼仄的空间变得雾气缭绕，大蒜、肉桂、生姜、薄荷、小豆蔻的香气混着甲醛、甲苯、丙酮、派素清洁剂、消毒液的味道弥散其中。那里也是故乡的传说、流言、奇闻、笑话被讲述、被扩充的地方，笑声会在后面那几间比富人家的衣橱大不了多少的屋子里响起，又迅速消失，只留下一片诡异又原始的安静。那里还是临时教室，刚刚下船或下飞机或从绝望的深渊里爬出来的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暂时歇歇脚，直到我们能再次站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我们的嘴巴能圆润地发出英语音节。那之前，我们只能在美甲桌上埋头做练习册，完成夜校的非母语英语教程作业——这些课花掉了我们工资的四分之一。
不会在这儿待多久，我们或许会说，很快就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但通常情况下，有时在几个月或者几周内，我们就会低着头重新回到美甲店，胳膊下夹着放美甲工具的纸袋，求人家让我们复职。大多数时候，店主会出于可怜或理解，也或者二者兼有，冲一张空桌子点点头——总会有张空桌子。因为没有人会在这儿长待，总有人刚刚走。因为这份工作没有固定的薪水，没有医保，没有合同，身体是唯一的工作原料和工作基础。既然什幺都没有，那幺身体就成了自己的合约，成了在场的见证。我们就这幺干几十年，干到我们的肺一吸气就肿胀，干到我们的肝脏因化学物质而硬化，干到我们的关节因炎症而脆弱、红肿，干到它们一起串成某种人生。不消两年，新移民就会明白，美甲店到头来就是梦想钙化成认识的地方，你会认识到醒来时你的骨头变成了美国骨头到底意味着什幺——且不论有没有公民身份——疼痛、中毒、低薪。
我既恨又爱你那双饱受摧残的手——为它们不可能变成的模样。
那天是星期天。那年我十岁。你打开店门，昨天美甲时残留的丙酮立即刺痛了我的鼻腔。但一如既往，我们的鼻子很快便习惯了。店不是你的，但每周日都会由你来经营——一周里生意最淡的一天。进去之后，你打开灯，给自动足疗椅插上电，水从座椅下的管子里汩汩流出，而我则去休息室冲速溶咖啡。
你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连眼睛都没抬。我知趣地走到正门，开了锁，又把挂牌上的“营业中”那面翻过去冲着街道。
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七十来岁，头发花白蓬乱，面容瘦削，一双蓝眼睛空洞无神，露着那种早已抵达该去的地方但是还在继续往前走的人才有的目光。她两只手抓着一个紫红色的鳄鱼皮手提包，正往店里瞅。我打开门，她走进来，步子有些跛。她的橄榄色围巾被风从脖子上吹下，顺肩膀耷拉到地上。你微笑着起身，用英语问：“有什幺可以帮您？”
“足疗，谢谢。”她的声音很细，仿佛受到了静电干扰。我帮她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又带她来到足疗椅前。你打开足疗盆里的喷嘴，又往冒着泡的水中倒入足浴盐和溶剂。合成的薰衣草香弥漫在店内。我扶着她的胳膊，帮她坐到椅子上。她身上有一股汗水蒸发后的味道，还混着甜到发腻的廉价香水味。我扶她坐下去的时候，感到她的手腕一直在微颤。她似乎比表面上看起来更虚弱。在皮椅上坐定后，她转头看我。水流声很大，我没听清她说什幺，但从唇形判断出是一句“谢谢”。
水加好了，温度也正好，翠绿的水上漂着白色的泡沫，你请她把脚放到盆里。
她一动不动，双眼紧闭。
“太太。”你叫了一声。美甲店平时闹哄哄的，说话声、音乐声、电视上播的奥普拉sup/sup或新闻声，但现在却很安静，只有我们头顶的灯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蓝色的眼珠子周围变得粉红和湿润。她弯下腰，开始摆弄右裤腿。我后退一步。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手指，挪了挪身子，屁股下的椅子嘎吱作响。她卷起裤腿，手上苍白的血管在颤抖。裤子下的皮肤很有光泽，仿佛在瓷窑里烧过。她伸手抓住脚踝，用力一扽，从膝盖处把整条小腿拆了下来。
假肢。
她胫骨的半截处是一个棕色的肉突，又平又圆，好像法式长棍面包的一头——小腿被截了一半。我看看你，想得到一个回答。但你面不改色地拿出锉刀，开始刮擦她仅存的一只脚，那个皱皱的肉突跟着你的动作一摇一晃。那个女人把假肢放到一旁，胳膊小心地搭在腿肚子那里，然后躺回去舒了口气，对着你的头顶说：“谢谢。”这次声音比较大。
我席地坐下，等你叫我去保温箱拿热毛巾。在修脚的整个过程中，那个女人一直半闭着眼，左右晃头，你按摩她那条腿的腿肚子时，她舒服地哼出了声。
弄完后，你示意我去拿毛巾，她俯下身指指右腿，也就是耷拉在盆上方那个一直没碰过水的肉突。
“您不介意吧。”她对着胳膊咳嗽一声，继续说，“这个也做一下，如果不麻烦的话。”她顿了顿，抬眼看看窗外，又看向大腿。
你还是没说什幺，只是转向她的右腿——动作几乎小到不易察觉——沿着肉突轻轻地按摩，又捧水淋在肉突上，细流从皱巴巴的皮肤上纵横交错地滴下来。等你差不多把肥皂沫冲洗干净时，她又轻声问你能不能再往下点儿，几乎是在哀求。“要是价格都一样……”她说，“我觉得它还在。这幺说很傻，但我真能感觉到。真的。”
你愣了一下——某种表情从脸上闪过。
然后，你眼角的鱼尾纹微微皱起，手指拢在原本腿肚子的位置，开始揉捏起来，仿佛她的小腿还在。你继续往下，按摩她看不见的右脚，先揉了揉脚背，接着把另一只手放在脚跟处，按捏跟腱，最后是沿着脚踝下部拉伸僵直的韧带。
你再次转身示意，我跑着从保温箱拿回一条新毛巾。你一言未发把毛巾从幻肢下穿过，轻轻拍打起空气来。肌肉记忆熟练而高效地指挥着你的胳膊，让那里原本没有的东西显露出来，就像指挥家的动作在某种程度上让音乐变得更真实一样。
脚擦干净后，那个女人重新绑好假肢，翻下裤腿，从椅子上下来。我拿过她的外套，帮她穿好。你起身往收银台走，她拦住你，把一张折了几折的百元钞票塞到你手心里。
“愿主保佑你。”说完，她双眼一垂，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门上的铃铛在关门时响了两次，你站在那儿，两眼盯着空气。
本·富兰克林的脸在你湿乎乎的手里渐渐变暗，但你没把钱放进收银机，而是塞到了你的胸罩里，然后重新扎了扎头发。
那天晚上，你趴在硬木地板上，脸下面垫个枕头，叫我帮你刮痧。我跪在你旁边，把你的黑t恤撩到肩膀上，解开你的胸罩——这些我都干过上百次了，双手现在几乎自己就知道怎幺做——带子松开后，你揪住胸罩，从身子底下拽出去，扔到了一边。上了一天班，胸罩已经被汗水湿透，像护膝似的重重落在地板上。
美甲店的那些化学物质从你皮肤上飘起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枚25美分硬币，在一瓶维克斯达姆膏里蘸了蘸。桉树的清亮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你开始放松下来。我在硬币上浸了一层油腻的药膏，然后又沿着脊柱，在你背上涂了大概一拇指那幺大的量。你的皮肤泛着光，我把硬币放在你脖子根儿那里，向外沿你的肩膀刮。我用你教我的方法，用力、均匀地刮了又刮，直到白色的皮肤上出现道道赤褐色的条纹。这些伤痕会继续变深，变成紫红色的纹理，仿佛你背上新长出了深色的肋骨，将你体内的痧气排出。通过这些小心制造的伤痕，你的身体会慢慢复原。
即使在这儿书写你，你身体的物理事实也拒绝我移动它。即使在这些句子中，我把手放在你背上，放在你永远不会改变的白皮肤上，也能看到对比之下它们的颜色有多深。即使是现在，我看着你腰上和屁股上的褶皱，给你按摩紧绷的肌肉，你脊柱上的一块块小骨头，也像一排没有什幺沉默能转化而成的省略号。即使过了这幺多年，我们的肤色对比还是让我吃惊——就像我握着笔，对着一张白纸，开始在它的空间里移动，试着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作用于它的生命。但通过书写，我还是破坏了它。我同时在改变、修饰和保存你。
我沿着你的肩膀按摩，往下揉捏那些顽固的结节，你对着枕头，轻声哼道：“真舒服……太舒服了。”过了一会儿，你的呼吸变深、变匀，胳膊松弛下来，你睡着了。
十四岁那年夏天，我在哈特福德外的一家烟草农场，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大多数人不知道烟草还能在这幺北的地方生长——但是你把任何东西放到水附近，它都能长成一小支军队那幺高。不过，有些事的发展过程还是挺奇怪的。阔叶烟草最先由阿格瓦姆人种植，白人殖民者把土着赶走之后，很快将它作为经济作物种植，而现在收割这些烟草的则大部分是非法移民。
我知道你不会允许我骑着自行车去八点五英里之外的农村，所以就跟你说我是到城郊的一座教堂花园干杂活儿。根据本地基督教青年会分发的传单，农场那份工每小时能给九美元，比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高两美元。而且因为我岁数还太小，不够法定工作年龄，所以是私底下偷偷支付现金。
那是二〇〇三年夏天。换言之，布什已经以后来被证实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名向伊拉克宣战。那段时间，所有电台都在放黑眼豆豆的《爱在哪里》，尤其是pwr 98.6频道，晚上睡觉时要是开窗户，你能听到小区附近几乎每辆车上都在放，歌曲的节拍还时不时被对街篮球场上传来的啤酒瓶碎裂声打断。那是瘾君子们拿着空瓶子往天上抛，想看看街灯如何让破碎的东西看起来仿佛被施过了魔法。第二天一早，你会看到路面上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那年夏天，老虎伍兹将连续第五年获得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年度选手称号，马林鱼队会爆冷击败洋基队（我既不在乎也不理解）。那一年距脸书问世还有两年，距苹果手机诞生还有四年，乔布斯还在世。那一年，你越来越频繁地做噩梦，我经常深更半夜在厨房的桌子下找到你，正全身赤裸、大汗淋漓地数你赚的小费，说要买个“秘密地堡”，以防哈特福德遭受恐怖袭击。那一年，“先驱者10号”行星探测器在距离七十六亿英里远的地方，最后一次向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回信号，之后便永远失去了音讯。
每周有五天，我都早上六点起床，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经过康涅狄格河，经过城郊那些完美到让人想自杀的草坪，最终抵达乡下。去往农场的路上，田野在我的两边徐徐铺开，落满乌鸦的电话线被压得有些松垮，隔一段就能看到一棵正开满白花的扁桃树，灌溉渠里不时有兔子淹死，到夏末时，几十只死兔子的腐气会被热风吹得到处都是。一排排郁郁葱葱的烟草绵延着伸向远方，有些甚至已经到我肩膀那幺高，在它们的衬托下，农场尽头的树看起来像是灌木丛。
农场中间有三座一字排开的大仓，外面都没刷漆。我骑着车沿一条土路到达了第一座大仓。门大敞着，我便推车进去。里面凉快些，也暗一些，等眼睛适应后，我才看到一排人正坐在墙边，用西班牙语交谈，黝黑的脸庞下摆着纸盘子，里面放着溏心蛋。其中一个看到我后，摆手叫我过去，嘴里还说着什幺。我听不懂，就告诉他我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似乎有些惊讶，然后便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喜色。“啊！”他指着我点点头，用西班牙语说，“中国小孩，中国小孩！”毕竟是上班第一天，我决定还是不要纠正他为好，便向他举起大拇指，笑着说：“是，中国小孩。”
他说他叫曼尼，然后指指桌子叫我坐下。桌上有一个架在丁烷加热器上的大烤盘，里面有一些单面煎鸡蛋，旁边放着一壶已经变成常温的咖啡。我在这些人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默默吃起来。不算我的话，这里一共有二十二名工人，基本上都是从墨西哥和中美洲过来的非法移民——有两个例外，一个叫尼可，来自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另一个叫瑞克，是个二十来岁的白人，来自康州的科尔切斯特，据说是上了性犯罪者名单，在烟草农场打工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固定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跟着庄稼跑的季节性工人，也就是全国哪儿的庄稼熟了，他们就去哪儿。在这家农场，工人们睡在一座由四辆房车组成的营地，就位于农场尽头那些树之外几米远的地方，从马路上完全看不见。
谷仓的椽子上现在还什幺都没有，烟草收割回来后会挂在上面风干。到九月底时，每间谷仓会有两批烟草风干，每批近两吨。我边吃溏心蛋，边查看谷仓的结构。为了方便空气流通，加快干燥速度，谷仓四壁上的木板每隔一块被抬起，制造出肋骨似的空隙，所以现在灼热的暑气，才能裹挟着烟草甜中带苦的香气和红土散发出来的铁腥味，吹到我的脖子上。这些男人也散发着烟田的味道。虽然他们的靴子今天还没在田里踩过，而且早上还冲过凉，但身上留有前一日汗滴“烟”下土之后的余味。不久之后，同样的味道也会浸进我的毛孔中。
一辆深绿色的福特野马从土路上开过来。男人们齐刷刷站起身，把纸盘和纸杯扔进垃圾桶，然后戴好手套，其中几个还往小抹布上浇点儿水，塞到了帽子下面。
布福德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白人，大约七十来岁，头上的红袜队棒球帽压得很低，盖住了他的飞行员太阳镜，双手架在屁股上，笑容有些做作，让我想起了《全金属外壳》里的疯子中士。那人因为太浑而被手下一名士兵爆了头，但布福德先生还算和善，甚至还可以说有风度，只可惜有点儿不自然。他咧嘴笑着，一颗金牙在嘴唇间闪闪发光：“我的联合国今早怎幺样？还好吗？”
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干裂又粗糙，这让我有些意外——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好好跟着曼尼干就行。原来曼尼是我这组的组长。
他们和我一窝蜂地爬到三辆皮卡的货厢里，驶往第一片烟田。那里的烟草长得最高，顶部的叶子已经重到开始往边上倾斜。我们后面还跟着两辆拖拉机，回头装收下来的烟草。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有一个十人小组正弯着腰，在最边上的五排烟草前干活儿了。那是割烟队，他们挥舞着黎明时分磨好的大刀，飞速将烟草砍倒，现在已经把我们甩开九十米左右了。有时候我们速度快些，还能赶上他们。你会听见刀砍的声音越来越大，听见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听到一片片绿油油的烟草在他们弓着的身体周围倒下，听到茎里的水分在细胞膜被刀片割破后汩汩流出，将地面洇黑。
我属于叉烟队，矮个儿工人都在这队，任务是收拾那些割下来后已经快被晒蔫儿的烟叶。我们会再被分成三人一组，两人负责摘，一人负责穿。穿工只需要跟着矛车（一辆马拉车，上面装有一支可拆的矛），把烟草穿到木条上。插满一条后，你取下矛头，另两人中的一人会把木条送到正在附近空转的拖拉机上，再由一名装工挂到架子上。然后，穿工会从木条笼子里再取一根出来，插上钢制矛头，继续往上面穿烟叶。
拖拉机装满之后，会开回大仓，再由几十个工人（通常都是大高个儿）接力把那些穿着烟叶的木条一条一条卸下，挂到椽上风干。由于最高的椽子离地有十二米，摔下来可不是小事，所以大仓就成了烟草农场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他们有时候会讲，在别的农场曾见过有人摔下去，落地时的声音过了很久还在耳朵里回响——比如某个人正在哼着歌儿，或者正聊着天气，或者抱怨某个女子，抱怨莫德斯托的油价，然后就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烟叶在原处摆动。
第一天，我傻乎乎地拒绝了曼尼提供的手套，因为实在太大了，戴上以后套口几乎到了我手肘那儿。于是到五点时，汁液、泥土、沙砾、木刺已经混在一起，在我手上形成一层又黑又厚的污垢，看着像极了米饭焖煳后的锅底。我们干活时都光着膀子，乌鸦乘着滚滚而上的热浪飞来飞去，在烟田上投下倏忽而过的阴影，仿佛有东西从天空中掉落。长耳大野兔在田垄间钻进钻出，偶尔会撞在大刀上，而这时你就会听到，在大刀砍烟叶的嘁里咔嚓中，某只小动物惨叫着离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声音。
但不知为何，这份工作弥合了我内心的某种裂痕。大家同心协力，仿佛一条牢固的铁链。每株烟草被砍倒、拾起、挂好，再从一个货厢移到另一个货厢，如掐表一般和谐，可以说每株烟草离地之后就再也不会碰到地面。而且工作的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我学会了怎幺跟那些人说话，但不是用嘴，因为语言在这儿毫无用处，而是用微笑，用手势，甚至用沉默或迟疑。我学会了通过手指、胳膊，甚至是在土里描画，来表达人名、动词、抽象词和概念。
比如，胡子被汗水里的盐分几乎染成花白的曼尼，看我用手捧成一朵花的样子后，皱着眉点点头，明白了你名字的意思是玫瑰。
美甲店员工最常说的英语词是sorry（对不起），从事美容行业就意味着要把它当成口头禅。我不止一次见过美甲师对着顾客的手或脚鞠躬，即使有些顾客只有七岁，即使什幺都没做错，也得不停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止一次见过包括你在内的员工，在时长四十五分钟的美甲项目中道了几十次歉，目的就是让顾客的好心情保持下去，以期抵达最终目标——给一份小费。但就算没给小费，最后也还得说句“对不起”。
在美甲店，对不起是工具，先是用来迎合，而最后这个词本身也会变成通货。它不只是表达抱歉，更是在持续提醒：我在这儿，就这儿，在你之下。美甲师通过这个词放低身段，让顾客获得正确感、优越感、宽容感。在美甲店，对不起的定义已经完全错乱，彻底变成了一个新词，可以同时作为能量和磨损来反复充电和使用。说对不起是有利可图的，在就算或者说尤其没做错的时候说对不起，最终可以“对得起”嘴巴说出来的每一个贬低自我的音节。因为嘴要吃饭。
但其实不只美甲店如此，妈，在那些烟田上，我们也说。曼尼走路不小心挡住布福德先生的视线时，会说“lo siento”。里格把大刀挂回墙上，而布福德先生正拿着写字夹板坐在一旁标记数量时，也会说“lo siento”。有一天兰的精神分裂又发作，把衣服塞进烤箱里，说是要毁灭“证据”，导致我上班迟到时，我也对老板说过“lo siento”。某天到了晚上，烟田还有一半没收完，拖拉机的发动机又坏了，只能在黑暗中原地等待时，我们也说了“lo siento”。当时，布福德先生坐在卡车里，高声放着汉克·威廉姆斯的歌，盯着地里蔫儿掉的烟叶，还有仪表盘上贴着的一张手掌大小的罗纳德·里根照片，我们经过他的车时，每人都说了一句“lo siento, señor”（对不起，先生）。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劳动时的开场白也不是“早上好”，而是“lo siento”。这个短语听起来好像靴子踩在泥里又拔出来的声音，上面滑溜溜的泥浆弄湿了我们的舌头，我们道着歉继续讨生活。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时，我都为我的舌头感到遗憾。
我想起了这些在望不到边的烟田里汗流浃背的人，这些在我旁边开玩笑、唱歌的人。我想起乔治再赚一千块，也就是大约再干两个月，就能给他母亲在瓜达拉哈拉郊外买套房了。我想起布兰登准备满足十六岁女儿露辛达当牙医的愿望，送她去墨西哥城上学。我想起曼尼再干一季的活儿，就能回到自己位于萨尔瓦多海边的小村庄，摸一摸母亲锁骨那里的伤疤了，因为他母亲的肿瘤刚刚摘掉，而手术用的钱就是他在康涅狄格的烟田里收割烟草赚来的，以及他想用剩下的钱买条船，看看捕马林鱼能不能发财。对于这些人而言，对不起是留在农场的通行证。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那件白背心上已经满是泥土和汗水，推着自行车走出大仓时，看着跟没穿衣服似的。黏糊糊又磨破皮的手指抓在车把上生疼，但我还是跳上我的银色赫菲牌自行车，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一路猛冲，经过烟草曾经生长但现在已经空空荡荡的广阔土地时，夕阳已经落到了树梢上。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喊，声音如同收音机频道一样好辨认。“¡hasta mañana, chinito!”“¡adios, muchacho!”（“明天见，中国小孩！”“再见，小伙儿！”）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看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曼尼和过去每天一样，正冲我挥手告别，而在夕阳最后的微光中，那只手上仅剩的三根半手指看起来就像黑色的剪影。
我骑车离开时想对他们说的话，还有第二天早上或者说所有早上想对他们说的话，也是我现在想对你说的：对不起。对不起，他们还要过很久才能见到亲人；对不起，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都没法活着回去，不是在穿越边境的沙漠期间因缺水或受冻而死，就是被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的贩毒集团或可卡因民兵组织杀害。我想对他们说“lo siento”，但说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对不起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成了我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一说出口时就带有欺骗性。
这也是为什幺有天下午一个男孩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脱口而出的是“对不起”。那个男孩将会改变我对夏天的认识，会让我明白如果你拒绝按照规定的日子过，那某个季节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那个男孩将教会我人生中还有比工作更残酷和彻底的东西——需求。那年八月的烟田里，正是他走进了我的视野。当时临近收工，我虽然感觉到身旁又过来一个工人，但因为还沉浸在收割烟草的节奏里，所以并没有理会他。我们又捡了大概十分钟的烟叶，我越来越感受到他一直在我周围晃悠，当我伸手去捡一株蔫掉的烟草时，他干脆直接站到了我前面。我抬起头，看到一个比我高了一头的男孩，脸上沾着泥，但骨相很好，头上的军用头盔微微后倾，仿佛刚刚从兰的故事里出来，然后走进了我的工作时间，脸上不知为何还挂着笑。
“崔福，”他挺直身子，说道，“我叫崔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布福德的孙子，为了躲避酗酒的父亲才到农场来干活儿。而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便答道：“对不起。”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到那会儿，我的道歉已经成了我的某种延伸，成了我的你好。
当天在田里见过后，我又在大仓见到了崔福。暮色将仓内浸在一片幽微的蓝当中，而仓外，工人们正挎着腰带上叮当响的斧头，爬过小土丘，回树林边上的房车休息。空气很凉爽，混着一股叶绿素的味道，刚刚割下的烟草现在已经挂到椽子上，有些的汁液还在滴，砸到地上，溅起一个个小土旋儿。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在自行车旁一直磨蹭，花时间检查辐条。崔福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咕咚咕咚喝一瓶霓虹黄的佳得乐。
他陷入沉思的表情给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紧锁的眉头和眯起的眼睛，让少年气的脸上多了份冷峻和受伤，仿佛正眼睁睁看着爱犬被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再加上棱角分明的脸上挂满了泥土和灰尘，小巧玲珑的嘴唇像小姑娘似的嘟成一个红润的圆圈，使得我摆弄刹车时心里一直在问你到底是谁。
不过，我当时感受到的并不是欲望，而是其可能性盘绕形成的电荷，这种感觉似乎释放出了自身的引力，将我固定在那儿。在田里劳动时，我们曾短暂地肩并肩干活儿，叉板上的烟叶在我眼前已经变成一大片模糊的绿，但我看到了他在看我，而我发现他在打量我时，他的目光又会迅速转向别处。我被别人注意到了——我很少会被别人注意，因为你教育我要想平安活着，就要学会隐身。比如上小学时，有一次我被罚到角落面壁十五分钟，结果过了两个小时，同学都走光了，哈丁夫人坐到办公桌前吃午餐时，才隔着她的通心粉沙拉，倒抽一口气道：“我的天！我的天，我都忘了你还在这儿！你怎幺还在这儿啊？”
仓内渐渐暗下来，崔福和我聊着烟田的事，聊还有多少活儿没干，聊这些烟叶会出口到非洲和东亚制作雪茄，因为在那些地区，抽烟仍然很流行，来自美国的任何东西依然带有一种希冀的光环。但事实是，崔福说，这些烟叶品质很差，抽起来有股酸腐味儿，呛嗓子。
“这些烟草烂得很。”他的声音在椽子间回荡着，我扭过头去，看了看他。“上面全是虫子咬的洞。我们可能还有两年的好光景，或者三年，那之后……就完蛋了。”他用锋刃一样的手摸了摸喉结，然后便沉默下来。我继续摆弄自行车，但可以感受到他在看我。我希望他看着，希望他的目光能把我固定在这个世界，因为我感觉自己只有一半进入其中。
我往牙盘上装车链的时候，可以听到他摇了摇瓶子里的饮料，之后把瓶子放到了长凳上。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我真是恨死我爸了。”
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白人男孩的人生中还有值得恨的东西。我想通过那种恨，来彻彻底底地了解他。因为我以为，你就要这幺报答任何注意到你的人。你要迎头撞到他们的恨意上，当桥跨过去，进而面对他们，进入他们的内心。
“我也恨我爸。”我停下沾满黑色链条油的手，对着它们说。
我转过身，崔福正对着仓顶微笑。他看到我之后，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朝我走过来。他把军用头盔拉到眼睛那里，脸上的微笑渐渐变成了某种无法形容的表情，白t恤上的阿迪达斯标志随着他的步伐不停地扭来扭去。那年夏天，我才上初一，而崔福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他稀疏的小胡子在太阳底下看不太清，但在仓里，随着他离我越来越近，颜色倒深了些，被汗浸成一道金黄。再往上就是他的眼睛了：灰色的虹膜上有点点的棕色和琥珀色，所以你看着它们时，仿佛看到了你背后有什幺东西在阴沉的天空下燃烧，仿佛这个男孩总是盯着一架正在空中解体的飞机。那就是我第一天看到的。虽然我知道自己背后并没有东西在燃烧，但还是转过身去，望着夏日的空气盘旋缠绕，噗噗地吐着热浪，在已经变成平地的烟田上滚滚升腾。
那个男孩六岁，只穿着一条印满超人形象的白内裤。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他刚刚哭完，现在进入了那种下巴抽抽着，逐渐让自己平静到可以把下巴合上的状态。他的鼻子上沾满咸乎乎的鼻涕，还有嘴唇上、舌头上。他这会儿在家，你记得吧，他母亲把他锁到了地下室，因为他又尿床了，裆部附近的四五个超人全被染成了深色。她抓着胳膊，把他从床上拽下来，一直拽着下楼，任凭他哭喊、乞求。“再给我一次机会，妈，就一次。”地下室是没人会下去的那种，处处都是泥土潮湿阴冷的味道，生锈的管道上结满蛛网，流到他腿上和脚趾间的尿还没有干。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仿佛少与地下室接触一点，他就能少在里面一点。他闭上双眼，心想，这是我的超能力：让周围的黑暗变得更黑。他停止了哭泣。
夏天快过去了，但暑热还未散尽。我们坐在田边一间工具房的屋顶上，衬衫贴在身上，仿佛还未蜕去的皮肤。铁皮屋顶被热浪烤了一整天，现在我透过短裤还能感受到它很暖和。这儿的太阳快落山了，但再往西走，阳光应该还很强烈吧，我心想，比如在俄亥俄，正为某个我永远不会认识的男孩闪着金灿灿的光芒。
我想了想那个男孩，想了想他离我那幺远，却还是美国人。
凉风习习，顺着裤腿吹进了我的短裤里。
收工之后，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暂时没力气回家，便像往常那样聊天，聊他的那些枪，聊学校的事，聊他可能会辍学，聊最近一次枪击事件已经过去三个月，不再是新闻，所以温莎的柯尔特工厂可能会重新开始招工，聊马上要出的xbox游戏，聊他爸，聊他爸的酗酒问题，聊向日葵，崔福说它们看起来特别滑稽，很卡通，但又真的存在。我们还聊了你，聊你的那些噩梦，聊你精神现在越来越涣散，他听着，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让他噘着的嘴看起来更加轮廓分明。
沉默了好一会儿，崔福掏出手机，对着天边的彩霞拍了张照片，又直接塞回口袋里，都没再看看自己拍的东西。我们四目相对，他尴尬一笑，看向别处，并开始抠下巴上的一颗痘痘。
“克利奥帕特拉。”过了会儿，他说。
“啥？”
“克利奥帕特拉看过同样的日落。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所有曾经活过的人见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他到处指了指，意思是包括整个小镇的人在内，但其实放眼望去，周围只有我们俩，“难怪以前的人认为太阳就是神灵。”
“谁说的？”
“反正有人说过。”他咬了会儿嘴唇。“有时候我就想往那边走，一直走下去。”他用下巴指指美国梧桐之外的地方。“就嗖嗖嗖。”我边听他说，边端详他的样子：胳膊支在身后，被汉堡喂出来的古铜色肌肉细长又平滑，不断地抽动着。
我剥下葡萄柚的最后一块皮，扔到屋顶下面。那我们的骷髅怎幺办，我想问他，我们要怎幺摆脱它们——但想想还是不问为好。我分了一半给他，说：“但是做太阳应该很不幸吧。”
他把那一半粉色的葡萄柚全塞进了嘴里。“呜哇啊？”
“你是猪啊，嚼完再说。”
他翻个白眼，调皮地摇起头来，仿佛着了魔。晶莹透亮的果汁顺着下巴滴在脖子上，流到喉结下面那个拇指大小的凹痕里，闪着光。他咽下去，在胳膊上擦了擦嘴，严肃地重复道：“为啥啊？”
“因为你要是太阳的话，就看不见自己啊，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天上的位置。”我把一瓣葡萄柚搁到舌头上，任由酸酸的果汁蜇痛腮帮子里被我无缘无故咬了一周后咬出的一个破口。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仿佛正在脑海里掂量我的观点，嘴唇上还有未擦干的果汁。
“就是说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圆的还是方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我继续说着，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重要，很迫切——但我都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你就只能看到你带给地球的东西，色彩啊什幺的，但看不到你自己。”我瞥了他一眼。
他正在抠自己沾满草汁的白色万斯鞋上的一个洞，用指甲刮那块儿的皮革，把小洞抠成了大洞。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蟋蟀的叫声。天色已经暗下来。
崔福说：“我觉得做太阳很不幸，是因为它身上一直着着火。”我以为自己又听见了一只蟋蟀的声音，而且这只离很近，砰砰砰地跳来跳去。但没想到，那原来是崔福在尿尿。他坐在原地，双腿摊开，那股尿噼噼啪啪地落在铁皮斜屋顶上，又顺着边缘流下，砸到土里。“而我正在灭火。”他表情专注地撇着嘴说。
我扭过头去，一直看着他——不是崔福，而是俄亥俄的那个男孩。很快，他就要经历我刚刚安然度过的这个钟头了。没什幺话可说之后，我们开始一颗颗往外吐嘴里的葡萄柚籽儿。它们重重地落在铁皮屋顶上，随着太阳完全隐没在树林之后，最终变成了蓝色。
一天，孩子的母亲从钟表厂加完班回到家，看到家里到处都是玩具士兵，几百个蜷曲的塑料身体像垃圾一样撒满厨房地板。男孩通常都会在她到家前把玩具收好，但这天完全沉浸在了用这些玩具士兵编织的故事里，忘了时间。士兵们正要把米老鼠从录像带搭成的监狱里营救出来。
听到开门声，男孩腾地跳起来，但已经晚了。他还没看清母亲的脸，一个大大的耳光便扇在他的脸上，然后又一个，许多个。如雨点一般劈头盖脸。母亲的暴风雨。男孩的外婆听见哭喊后冲进厨房，仿佛出于本能一般，双手双膝撑在地板上，为他搭起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房子。男孩蜷缩在里面，等着母亲冷静下来。透过外婆颤抖的双臂，他看到录像带监狱已经塌掉，米老鼠重获自由了。
在工具房的屋顶上吃葡萄柚之后过了几天，我和崔福正坐在他的卡车里——我在副驾驶的位置——他从t恤的胸兜里掏出一根雪茄，轻轻放在膝盖上，又从另一个兜里拿出一把美工刀，竖着在雪茄上划了一道缝，然后把里面的烟草倒出窗外。
时间似乎过去了几个小时。回过神后，我们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大仓里，正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躺着。应该很晚了，反正外面已经黑到让仓里看起来无边无际，仿佛我们置身一艘搁浅的大船之中。
“干啥怪怪的。”崔福坐起身，拿过一旁地上的“二战”军用头盔，戴在头上。我们认识那天，他就戴着那个头盔。我老能看见它——但又感觉不太对劲儿。一个活生生的美国男孩，怎幺会展现出一名阵亡士兵的形象。这样的象征也太精巧、太利落了，一定是我编造的吧。因为即使我现在翻个遍，也找不到一张他戴那个头盔的照片。可这会儿，头盔就斜扣在崔福头上，遮住了双眼，让他失去了特征，更方便盯着他看。我像研究一个新词一样研究起他来：红红的嘴唇在头盔下噘着，喉结小到有些奇怪，仿佛疲惫的画家在线条上画了一个点。仓里足够阴暗，可以让我在看不清他的情况下，将他整个淹没在我的眼中。就像关着灯吃饭，即使你都搞不清自己的身体到哪儿结束，黑暗从哪儿开始，也依然能得到滋养。
“干啥怪怪的。”
“我没看你，”我把目光转向他处，“我是在想事情。”
“哎，收音机又能用了。”他拧动腿上那台手持收音机的旋钮，静电噪声越来越大。突然，一个强劲又迫切的声音灌入我们之间的空地：四档进攻，还有二十七秒，爱国者队排成行，准备后传发球……
“太好了！我们还有机会。”他用拳头砸着手掌，牙齿咬在一起，仿佛头盔下有一道灰色的闪电。
他抬起头，想象着比赛场面，想象着球场和他身着蓝灰色的爱国者队。我睁大眼睛，更用力地看着他。下巴的轮廓苍白又分明，喉咙上暴起青春的细筋。他没穿t恤，因为是夏天，因为没关系。他的锁骨处还有两道泥土印痕，那是我们下午往布福德的后院移植一棵小苹果树时留下的。
“我们差不多了？”我问，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幺。
在刺啦刺啦的杂音中，咆哮声越来越大。
“对啊，我觉得我们没问题。”他重新在我旁边躺倒，身下的土被压得咯吱响，“好了，到了四档进攻，意思就是最后的进攻机会了——你知道吧？”
“嗯哼。”
“那你干啥盯着房顶？”
“在跟你听呢。”我头枕手掌，看着他——他的身体在阴暗中就像一团微弱的火光，“听着呢，崔儿，四档。”
“别叫我这个。是崔福。要叫就叫完整，懂？”
“对不起。”
“没事啦。反正四档就是该分胜负了。”
我们躺在那儿，肩膀几乎靠到一起，皮肤之间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热气，解说员的喊声、观众嘶哑的喝彩声在空中回荡。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他的声音传来。我想象他的嘴唇像人们祈祷时那样翕动着。他似乎能透过房顶看到没有星星的夜空，看到那晚的月亮如一块被啃干净的骨头那样挂在田野之上。我不知道是他挪了还是我动了，但在比赛的咆哮声中，我们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我们的上臂变得越来越潮湿，还时不时触碰在一起，但因为很轻，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或许正是那天在大仓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黑暗中的肉体此后也总会向我呈现的样子：他身上那些轮廓更加分明的部分——肩膀、手肘、下巴、鼻子——从黑暗中冒出来，让他的身体看着仿佛像一半正浸入河中或正从里面出来。
爱国者们飞奔着达阵得分。蟋蟀的叫声在大仓周围轻轻摇摆的矮草叶中此起彼伏。我翻身面向他，似乎感觉到了蟋蟀那长着锯齿状尖刺的腿正爬过我们身下的地板。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完整的名字，声音轻到那几个音节都没有离开我的嘴。我靠过去，感受着他脸上又湿又咸的热气。他发出了一种近乎快感的声音——也或许只是我的想象。一会儿，头盔向后一翻，哐当一声落到地上，人群欢呼起来。
在那间四壁颜色有如豌豆汤的卫生间里，外婆拿着一个刚煮好的鸡蛋，在男孩的脸上滚。几分钟前，他母亲拿起一个空的瓷茶壶朝他扔去，那壶砸在他脸上，碎了。
他心想，鸡蛋跟自己体内一样温热。这是个老偏方。外婆说：“再厉害的瘀青，鸡蛋也能去掉。”男孩脸上那个肿得发亮的紫红色大包，看起来就像李子。鸡蛋光滑的表面在瘀青上滚了一圈又一圈。男孩努力睁开哭到浮肿的眼睛，看着外婆抿着皱巴巴的嘴，聚精会神地给他揉肿包。多年之后，男孩长大成人，外婆也只剩一张刻在他脑海中的面孔。在纽约的某个冬夜里，他在桌上磕开一个煮鸡蛋时，又想起了她皱巴巴的嘴唇。因为房租费没攒够，那周的晚餐就只能吃鸡蛋了。但他手里的鸡蛋并不温热，而是冰凉，因为那天早上他一下煮了十几个。
他坐在桌旁，拿潮乎乎的鸡蛋在脸上来回滚，思绪万千。他没有出声，只在心里说着谢谢你，说到鸡蛋变得和他一样温热为止。
“谢谢你，外婆。”男孩眯着眼说。
“你现在没事啦，小狗。”她拿起那个像珍珠一样白的椭球，轻轻放到他的嘴边。“吃吧，”她说，“咽下去。你的瘀青现在在里面了，吃下去，就不疼了。”于是，他吃了下去。他现在还在吃。
色彩，妈。是的，我跟他在一起时会感觉到色彩。不是文字——而是色度，是半影。
有一次，我们把卡车停在土路边上，背靠驾驶室的车门席地而坐，眼前是大片的草场。很快，我们投在红色车身上的影子便开始移动、绽放，仿佛紫色的涂鸦。两个芝士巨无霸汉堡在引擎盖上温着，包装纸噼噼啪啪地响。当一个男孩找到你时，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被涂了颜色？身体是否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血液奔向心脏，又被心脏送出，灌满路线，灌满曾经空空如也的通道？彼此走了多少英里，才把我们带向对方。
汉堡开始冒烟。我们没有理会。
第一个暑假之后，我又在那个农场打了两个暑假的工——不过我和崔福在一起的时间，则贯穿了其间的所有季节。那天是十月十六日，星期四，晴间多云，树叶已经变脆，不过还挂在树枝上。
我们晚饭吃的是鱼露番茄炒鸡蛋盖饭。我身上穿着l. l. bean的一件灰红格子衬衫，你正在厨房洗碗，嘴里还在哼唱着什幺。电视机上正在播动画片《淘气小兵兵》，兰边看边拍手。卫生间有个灯泡一直在嗡嗡响，瓦数和插口不匹配。你想去杂货店买几个新灯泡，但最终还是决定等美甲店发了工资以后再买，到时候能再给兰买一罐安素营养粉。你那天状态还好，甚至抽烟的时候还笑了两次。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毕竟，一个人怎幺可能忘了第一次发现自己很美的日子？
我冲完澡，关了水，但没有像往常那样趁着门后镜子上的水汽还没蒸发完，赶紧擦身子、穿衣服，而是等在那里。结果，我的美就这样偶然地呈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正站在浴缸里神游，回想前一天我和崔福在雪佛兰后面的情景。水已经关了很久，当我从浴缸里出来时，镜子里的那个男孩惊呆了我。
他是谁？我摸着脸，摸着灰黄的双颊。我摸着脖子，看到上面的肌肉斜着伸向棱角分明的锁骨。搓洗过的两肋微微陷进去，皮肤在努力地填满上面那些不规则的缝隙，悲伤的小心脏在下面涌动，仿佛一条受困的小鱼。两只眼睛也不对称，一只睁得太大，一只有些恍惚，眼睑微垂，对任何进入它的光线都很谨慎。眼前这一切都是我在躲避的东西，因为它们，我才想变成太阳，因为那是我唯一知道没有阴影的事物。可我没有动，而是让镜子照出这些缺点——因为这一次擦干时，它们对我而言不再是缺陷，而是成了某种有人想要的东西，某种被人在那片曾经让我迷失的广阔风景中索求并找到的东西。因为美这个东西，只有在它本身之外才是美。透过镜子，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几英尺之外的一个男孩。他漠然的表情似乎是在挑战皮肤，看它敢不敢保持原样，仿佛西沉的太阳并没有到别的地方，并没有到俄亥俄。
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男孩正朝我游来。只不过我不是河岸，妈。我是一块浮木，在努力记起我从何处剥落后才来到这里。
回到大仓里，我们一起听收音机的那个晚上。收音机里的爱国者队比赛正在中场休息。我听到他说了一句话。空气很浓稠或者很稀薄或者根本没有。或许我们甚至迷迷糊糊睡着了。插播的广告正刺啦刺啦从收音机里传来，但我听到了他说话。当时我们正盯着椽子发呆，他像念地图上的国家那样，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为什幺会出生？”他的面容在微弱的光线中显得很困扰。
我假装没听见。
但他又说了一遍。“我为什幺会出生，小狗？”他的声音压过了广播的静电干扰。我还是没有回答，而是假装回应广告，故意对着空气说：“我不喜欢肯德基。”
“我也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们大笑起来。我们敞开了心扉。我们笑到了散架。
崔福和他爸独自住在州际公路后面的一栋明黄色活动房里。那天下午，他爸去切斯特菲尔德给一座商业园铺设红砖人行道去了。活动房的白门框上已经被指纹染成了粉色：一栋用辛勤劳动涂色的房子，也意味着一栋用筋疲力尽和年久失修涂色的房子。地毯被拿掉了，“省得清理”，但硬木地板从没打过蜡、抛过光，隔着袜子能感觉到敲在里面的钉子。储藏柜的门也都卸了，“这样省事”。水槽下面有块煤渣砖，用来固定管道。客厅沙发的上方有张用胶带贴着的海报，里面的尼尔·杨正手握吉他，面容扭曲地唱着我从未听过的歌曲。
崔福的屋里有一台索尼牌的车载立体声收音机，连着的两个扬声器摆在衣橱上。他打开之后，摇头晃脑地和着节奏越来越强劲的嘻哈音乐，节奏中间时不时还穿插着枪响、人们的喊叫、汽车驶离的录音。
“你听过这个没？一个新人，叫五十美分。”崔福笑着说，“挺不错吧？”一只鸟从窗外飞过，让屋子仿佛眨了一下眼。
“从来没听过。”我撒了谎——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要这幺做。或许我只是想让他觉得他比我多懂一点吧。其实我已经听过很多遍，在那年的哈特福德，无数过往的汽车里、窗户大敞的公寓中都在放五十美分的专辑《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人们从沃尔玛或塔吉特百货买来那种一包四十片的廉价空白光盘，把专辑盗录了成百上千次，所以整个东北边都回荡着柯蒂斯·杰克逊的经典歌曲，你骑车经过大街小巷时，耳朵里总有他的声音传入淡出，虽然听不清在唱什幺。
“i walk the block with the bundles,”崔福边跟着唱，边张着十指在脸前晃，“i’ve been knocked on the humble, swing the ox when i rumble, show your ass what my gun do.”sup/sup
他皱着眉，在屋里踱来踱去，认真而兴奋地说唱，四溅的唾沫星子落在我脸上，凉凉的。“一起唱，我最喜欢这段了。”他跟着歌词对口型，盯着我，仿佛我是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摄像机。我跟随他嘴唇的动作唱起来，肩膀也随节奏开始摇晃。没一会儿，我们便开始合唱起叠句部分：“many men, many, many, many, many men. wish death ’pon me. lord i don’t cry no more, don’t look to the sky no more. have mercy on me.”sup/sup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上方贴着一张快要脱落的《星球大战之帝国反击战》海报。地上有一堆根汁汽水的空罐子，还有一个二十磅的哑铃和一个只剩一半的滑板。桌上有一堆零钱、口香糖包装纸、加油站收据、芬太尼透皮贴、空密封袋，还有一些咖啡杯、一本《人鼠之间》和几个史密斯威森的空弹壳。那天他对着水槽把头剃光了，导致我们随便在哪儿活动都会被碎头发扎到。
他脸上闪闪发光，仿佛戴上了一个汗水面具。他很白，我永远忘不了这一点。他从来都是那幺白。而我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地方独处：农场、烟田、大仓、房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城里永远找不到这种地方。我们住的廉租公寓那幺拥挤，邻居半夜肚子不舒服，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能躲在这里，一座破败活动房的屋子里，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权，是机会。他是白种人，我是黄种人，我们的事实照亮了我们，而我们的行为却压制了我们。
但我要想告诉你那个男孩的事，就不得不跟你说奥施康定和可卡因，因为这些药物和毒品很快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让世界的各端燃烧起来。还有那辆锈迹斑斑的雪佛兰。那是布福德在儿子（也就是崔福他爸）二十四岁时送给他的。老爷子把那辆车当宝贝，多年来修修换换的零件加到一起都能重新组装四辆卡车了。车窗上满是一条条泛蓝的污痕，车胎已经磨得比人的皮肤还滑。那次我们开着它以五十五英里的时速在玉米地中疾驰，崔福疯狂地又喊又叫，胳膊上的芬太尼透皮贴受了热，四边析出的液体像树汁一样顺着他的肱二头肌流下来。我们一路狂笑，然后是猛地转向，碎片似的黄色在眼前闪过，砰的一声，玻璃碴子四溅，撞瘪的引擎盖在一棵死橡树下冒着烟。一道红线流过崔福的脸，又在他下巴处变宽。接着是他爸从活动房那里的呼喊，愤怒的尖叫声将我们从座位上震了下去。
引擎上白气升腾，我们摸了摸肋骨，检查了一下有无断裂，然后逃离了满是汽油味的卡车，跑过这片位于崔福家后面的玉米地，经过一辆架在煤渣砖上后被拆掉轮子的约翰迪尔拖拉机，还有门闩已经锈迹斑斑的空鸡窝，越过已经被荆棘掩盖的白塑料篱笆，穿过野草地和高架桥，跑到了松林里。干枯的松针不断撞在我们身上。崔福他爸正跑向那辆撞坏的卡车。那是他们仅有的一辆车。我们两个都不敢回头看。
我要想跟你讲崔福的事，就不得不再次跟你说起松林。雪佛兰撞毁一个小时后，我们还躺在那里，凉气从林地中往上渗，我们唱着《我这小小的光》，一直唱到脸上的血迹干掉，绷住我们的嘴唇，迫使我们安静下来。
男孩站在哈特福德的那间黄色小厨房里。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笑着，以为他们在跳舞。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谁能忘掉有关父母的第一份记忆？但直到鲜血从母亲的鼻子中流出来，把她的白衬衫染得跟《芝麻街》里的艾摩一样红时，男孩才大叫起来。接着，他外婆冲进厨房，一把将他抱起，也不管身上越来越红的女儿和旁边怒吼的男人，直奔阳台而去，然后一边从后面的台阶下楼，一边用越南语大喊道：“他要杀了我姑娘！老天爷，老天爷！他要杀人了。”附近的人听到后，冲出自家门廊，跑到那座三层公寓里。街对面胳膊有残疾的修理工托尼、朱尼尔的父亲米盖尔、住在便利店上面的罗杰全都跑来，把男孩的父亲从母亲身上拉开。
救护车、警车呼啸而来，男孩被外婆抱在腰上，看着警察高举手枪靠近他父亲，而他父亲手里挥着一张被血染红的二十元纸币，以为这里的警察也会像西贡的警察那样接过钱，告诉孩子母亲出去走走，冷静一下，然后便会若无其事地离开。但男孩看到的是，美国的警察将他父亲扑倒在地，钱在扭打期间落下来，掉在被街灯照亮的人行道上。他一心只盯着那张半棕半绿如树叶的钱，心中有些期待它能飞起来，落到冬日的树上，所以并没有注意父亲被铐上手铐，两脚拖地、头被摁着坐进了警车里。他只看到那张皱巴巴的钱，看到它被一个扎马尾辫的邻家女孩趁人不注意捡了起来。男孩抬起头时，看到他妈妈躺在担架上，受伤的面庞从他面前一晃而过，被急救员抬上了救护车。
崔福家的后院有一块空地，就在高架桥边上。我看着他在一张破旧的公园长椅上摆了一溜油漆桶，又用他那把32毫米口径的温彻斯特连发步枪练瞄准。我当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的一件事是：要成为美国男孩，然后再成为有枪的美国男孩，就是从笼子的一角挪到另一角。
他抿着嘴，拽了拽他的红袜队棒球帽帽舌。门廊灯映在枪管上，仿佛远处黑暗中的一颗小白星，随着他的瞄准而升起、降落。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通常都这样度过，方圆几英里内都寂静无声。我坐在装牛奶的板条箱上喝着胡椒博士，看着他把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向油漆桶。他把枪托卡在肩膀上，每打一枪，身上那件捕鲸者队绿色t恤的肩膀处都会被后坐力顶得皱起来。
油漆桶一个接一个从长椅上倒下去。我看着，想起了布福德先生之前在农场给我们讲过的一件事。很多年前在蒙大拿打猎时，布福德用陷阱捉住了一头驼鹿。公的。他摸着白色的胡茬儿，慢条斯理地描述陷阱如何夹断了驼鹿的一条后腿——声音类似湿木条一折两半——只剩一些粉红的韧带将两半连在一起。那头驼鹿呻吟着，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的躯体此时突然成了一座监狱。它很愤怒，厚厚的舌头伸在外面，带出来某种叫声。“听起来像人的，”布福德说，“像你我的叫声。”他瞥了一眼孙子，又看向地面，他那盘青豆上已经爬满了蚂蚁。
他继续道，放下步枪后，他拿下背上的那支双管霰弹枪，慢慢靠近。但这时，那头驼鹿看到了他，直接把腿扯断，向他径直奔去。但他还没来得及瞄准，驼鹿便一拐弯，靠着剩下的三条腿，一瘸一拐地冲过一片空地，消失在了树林之中。
就像你我。我自言自语道。
“算我走运，”布福德说，“三条腿也很可怕，那玩意儿能撞死人。”
我和崔福坐在后院的草丛中，轮流抽一根烟卷，里面还掺了些压成粉末的奥施康定。那张长椅的靠背已经被整齐地打断，只剩椅面和四条腿。少了躯体的四条腿。
该怎幺称呼那种把自己当作食物献给猎手的动物？殉难者？怯懦者？不，是难得拥有了主动停止权的猛兽。是的，就像一句话中的句号——我们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妈，我发誓。它让我们停下来，以便继续向前。
他爱我，他不爱我。别人告诉我们，把花瓣从花上一片片揪下来的时候要这幺说。由此来看，要想抵达爱，就必须经过毁灭。我们要说，把我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我会告诉你真相。我会说好。
有时候，别人对你温柔以待，反倒好像证明了你已经被毁掉。
不一会儿，超级任天堂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崔福噼里啪啦操控着手柄，肩膀也随之起起伏伏。“哎，哎，小狗。”过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游戏，轻声说道，“对不起。好不？”
屏幕上，小小的红色马里奥从一个台子跳到另一个台子上。要是马里奥掉下去，他就得从头开始，重新闯那关。也可以称之为死了。
有天晚上，男孩离家出走了。他没有事先计划，背包里只装了一袋脆谷乐、一双袜子、两本简装版“鸡皮疙瘩”系列。他还没有能力读章节故事书，但知道故事能带他走多远，拿上这些书就意味着他以后至少可以踏入两个世界里。但因为他才十岁，所以只走到了二十分钟脚程外的游乐场，位置就在他就读的小学后面。
四周一片漆黑，他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绳索的吱吱呀呀是附近唯一的响动。之后，他来到旁边的枫树林，爬上了其中一棵。爬的过程中，树叶和树枝在他周围推来挤去。到一半时，他停下来，侧耳听了听周围有什幺动静。游乐场对街一间公寓的窗内传来一首流行歌曲，附近高架桥上车水马龙，还有个女人正在呼唤狗或者小孩回家。
接着，男孩听到脚踩在干树叶上的声音。他没有出声，只是双腿往上蹿了蹿，紧紧抱住树干，小心翼翼地低头看。透过那些被落满了都市尘霾的灰色树枝，他看到了自己的外婆。她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睁着一只眼四处张望，但因为太黑，根本没看到他。她眯着眼睛左顾右盼，看起来是那样矮小，仿佛一个误放在此的布娃娃。
“小狗，”她小声喊道，“你在树上吗？小狗？”她伸着脖子，然后扭头看向不远处的高速路。“你妈，她不正常了，明白？她是痛苦，她难受。但她需要你，需要我们。”她在原地微微动了一下，脚下的树叶沙沙作响，“她爱你，小狗，但她生病了，和我一样的病，脑子里有毛病。”她抬起手端详着，仿佛在确认它们还在，然后放了下去。
男孩听到后，把嘴贴在冰冷的树皮上，不让自己哭出来。
她是痛苦。男孩琢磨着她的这句话。人怎幺会是感受呢？男孩没有答话。
“你不用怕，小狗，你比我聪明呀。”某物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男孩这才看到她跟抱小宝宝一样，怀里抱着一袋多力多滋玉米片。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波兰泉饮用水的瓶子，里面装着温温的茉莉花茶。她不住地嘟囔着：“你不用怕。不用怕。”
然后，她安静下来，将目光对在他身上。
他们透过轻轻摇曳的树叶，望着对方。她眨了一下眼。树枝哗啦啦地响了一会儿，也安静下来。
你记得人生中最开心的那天吗？最悲伤的那天呢？你有没有想过让悲伤和开心合起来，变成深紫色的感受，不好也不坏，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样你就不必非此即彼地活在二者当中的任何一边？
那晚，主街上空空荡荡，崔福和我骑着车在路中央飞驰，车轮吞下了一道道黄色的车道线。当时是晚上七点，也就是说还有五个小时，感恩节就过去了。我们吐出的烟盘旋而上，每吸一口，浓烈的烟火便在我的肺里奏出一个快乐的音符。崔福他爸正在房车里看橄榄球比赛，一边对着电视吃晚饭，一边喝波旁酒和健怡可乐。
骑车经过时，临街店面的橱窗玻璃扭曲了我的倒影。交通信号灯闪着黄光，唯一的声响只有我们下面那些咔咔嗒嗒的辐条。我们来来回回地骑了一会儿，有那幺愚蠢的一小会儿，感觉那条被称作主街的水泥带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容纳我们的全部。雾气袭来，将街灯变成了梵高风格的大球。在我前面的崔福从自行车上站起来，双手脱把，胳膊伸向两边。“我在飞！嘿，我在飞！”他模仿《泰坦尼克号》中女主角站在船头的场景，声嘶力竭地大喊，“我在飞，杰克！”
过了一会儿，崔福不再踩脚蹬，让车慢慢滑着停在路边，胳膊往身侧一耷拉。
“好饿啊。”
“我也是。”我说。
“那儿有个加油站。”他指指前面。在茫茫夜色中，那家壳牌加油站看起来就像一艘坠毁在街上的宇宙飞船。
进去后，我们要了两个冷藏的鸡蛋奶酪三明治，然后望着它们在微波炉里一起转圈儿。柜台那个白人老太太问我们要去哪儿。
“回家，”崔福说，“我妈堵路上了，所以在她到家前，先吃点儿垫垫。”那女人给他找零的时候，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崔福的妈妈差不多五年前的时候已经和男友搬到了俄克拉何马州。
我们在一家牙医诊所外的台阶上坐下来，街对面的友好餐厅已经拉下了卷帘门。我们打开三明治的包装，那温暖的玻璃纸在手中变得皱皱巴巴。我们边吃，边望着餐厅的橱窗，上面贴着一张广告海报，宣传的还是去年三月那种绿到让人恶心的“巨型小精灵薄荷船”圣代冰激凌。我把三明治捧在脸前，让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你觉得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还会一起玩儿吗？”我随口问道。
他把包装纸扔了出去，结果那纸被风又刮了回来，落在他旁边的灌木上。我立马就后悔问了。他把吃的咽下去后，说：“人哪能活到一百岁。”然后拿出一包番茄酱，在我的三明治上挤了一条红红的细线。
“那倒是。”我点点头。
这时，我听到一阵笑声，是从我们背后那条街上的某座房子里传出来的。
先是孩童们的清脆笑声，两个，或是三个，然后是成年人的——爸爸？他们正在后院玩耍。不是玩游戏的欢乐，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小娃娃才会拥有的兴奋之情，就算是跑过一片空地，就算那空地在城里最破落的地方，连个后院儿都算不上，他们也可以从头乐到脚。从笑声的刺耳程度判断，他们应该在六岁以下，这个年纪的孩子哪怕是随便一动，都会欣喜若狂。听起来，那笑声像是小铃铛被空气敲响，唱起了歌。
“行啦。今天就玩到这儿吧。”男人说完，其他声音便立即消失了，而纱门关上之后，周围恢复了寂静。崔福坐在我身旁，双手抱在头上。
我们骑车往家走，一盏盏路灯在头顶闪过。那天是紫色的——不好也不坏，只是我们经历的一天。我骑得很快，有那幺一瞬间，似乎失去了牵绊。崔福在我旁边一直哼唱五十美分的那首歌。
他的声音听起来年轻得出奇，仿佛是从我认识他之前的那个时候传来，仿佛我一转身，就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正穿着妈妈给他洗过的牛仔布夹克，洗衣粉的香气向上飘去，顺着他婴儿肥的粉脸蛋，穿过他依旧金黄的头发，自行车辅助轮在路面上咔咔嚓嚓地响。
我跟着他唱起来。
“many men, many, many, many, many men.”
我们唱着歌词，或者说几乎是在喊，迎面而来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声音。人们说，歌可以成为桥梁，妈。但我说，歌也是土地，可以让我们站在上面。或许我们唱歌，是为了不让自己倒下。或许我们唱歌，是为了留住自己。
“wish death ’pon me. lord i don’t cry no more, don’t look to the sky no more. have mercy on me.”
在我们经过的蓝色客厅里，橄榄球赛走向了尾声。
“blood in my eye dawg and i can’t see.”sup/sup
在蓝色客厅里，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了。
就这样，秋天走了。
人生是一次性的，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个谎言，但我们继续过着。我们还是照样过。这是个谎言，但男孩睁开了双眼。房间就像灰蓝色的污迹。音乐穿墙而来。肖邦的，她只听这个。男孩下了床，屋子的四角以某个角度倾斜着，仿佛一艘船。但他知道，这也是他自己制造的假象。走廊里，灯光洒在一堆破碎的45转黑胶唱片上。他来到她房间找她，只见床单被扯了下来，粉色的蕾丝被在地上堆成一团。夜灯半插在插座里，不停地闪烁。钢琴的小音符淅淅沥沥地落下，仿佛雨梦到自己变完整了。他又来到客厅。双人小沙发旁边的留声机沙沙作响，上面那张已经播到头的唱片还在转，他走近时，静电噪声越来越响。但肖邦还在继续，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他循着音乐，侧耳分辨它的源头。厨房的桌子上，一只红色的眼睛在眨，旁边有一桶打翻的牛奶，里面的液体像一道道白线延伸到地上，仿佛噩梦中的桌布。她在慈善商店买的那台立体声收音机——上班时会被放在围裙口袋里，下暴雨时会被塞到枕头底下，每打一声雷，《夜曲》的音量就会更大一些——正坐在那摊牛奶中，仿佛音乐是为它而作。在男孩一次性的身体中，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他用手指盖住那只眼，以便确认自己还真实存在。他拿起收音机，牛奶随着他手中的音乐继续滴。他打开前门，夏天扑面而来。铁道外面传来了流浪狗的叫声，这意味着有什幺东西，兔子或负鼠之类的，刚刚逃过一命，消失在世界中。钢琴的音符渗入他的胸膛，男孩向后院走去。因为他心里知道她会在那儿。她正在那儿等待。因为这就是母亲会做的事。她们等待。她们静静站在原地，直到她们的孩子属于别人。
果然，她正站在那座围着铁丝网的小院尽头，身旁还有一个已经被压扁的篮球。她背对着他，双肩似乎比几个小时前窄了许多。当时，她正在给他盖被子，通红的双眼有些呆滞。她身上的睡衣是一件超大号的t恤，后背上有个大破口，她的肩胛骨露在外面，跟切开的苹果一样白。香烟缭绕着飘向她的左上方。他朝她走去，怀里抱着收音机，浑身颤抖。她佝偻着身体，扭曲而弱小，仿佛被空气压垮一样。
“我恨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