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就再也搞不清楚了，”梅丽哈说，“我总是不确定时间，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对他们来说，时间分为以前和后来。尽管他们能轻松地重构出战前时期，但包括战争本身在内的战后时期就是一团混沌了。最简单的问题都能将他们绊住。

“我是说，我什么时候出国的？”

这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还原为最小公约数。

“对。”

“这个，我不是直接过来的。”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那样。一开始，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这里，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日期用荷兰语比较好回答，因为荷兰官员总是在问：“你第一次到荷兰是什么时候？”然而，尽管他们学会了马上做出回答，却搞不清回答背后的内容。战后是一段神秘的时光，它到底是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都没有区别。在短短的战后时期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一切都断掉了，裂成了碎片。地点和时间一样，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我们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我走进屋子时就有一种感觉：他们纯粹靠意志力回拨了时针。他们将我诱入了他们的茧，好让他们可以晚一点再去想死的事。但是，死亡就在他们身边，是他们看不见的租客。空气里都是它的臭气。

公公身穿睡衣，披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袍，没有系带子。一根管子从敞着的怀里伸出来——是导管。这是失禁的表现，我感到了震惊。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瘦了，胡子拉碴，面容委顿，还有黑眼圈。婆婆好一些：她穿着一件好看的罩衫，还涂了口红。她努力表现出最起码她还没失禁的样子，这触动了我。

我管他们叫公公和婆婆。奥尔加和马尔科以前是老师，生下戈兰时岁数已经不小了。公公在“二战”爆发前夕从教师培训学院毕业，参加过游击队，战后担任克罗地亚教育部高官。1948年，与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因为政治失言被送去了goliotok，也就是裸岛，在那里做了三年苦工。获释后，他被发配到地方小镇当小学老师。直到戈兰上大学，他们才搬到萨格勒布。

公公一贯朴素内敛：他在裸岛学会了闭上嘴巴。直到七十年代为止，劳改营和其中的暴行都是禁忌话题，就算在七十年代也没有人多谈。于是，公公基本上闭了一辈子嘴。不过，他善于倾听，而且很会问问题。他很少表露对戈兰的爱；他似乎将这一面全都交给了婆婆。我认为他也是爱我的，以他自己的方式。

突然间，你一句话都插不上了。他说个不停，不光是问，还会自问自答。

“我听说你在教书啊。学生多吗？我当老师三十年，一直想算清楚教了多少学生。奥尔加也算。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都没法跟你说。信不信由你，我们就没算清楚过。于是，我就跟奥尔加说，奥尔加呀，我说，咱家可算出了个数学家，不是吗？写信让他算。”

“你现在别想这事了。”婆婆说。她接着转向我，扯了我一下。“来，到厨房给我搭把手，走不走，塔尼娅？”

“你看见啥样了吧。”她小声说道。

我没答话。

“说，说，说。不停地说。我都不听他讲了。”

“导管干吗用的？”

“别问了。它就是……帮我把饼干从储藏室里拿出来吧，好不好？”

她愿意把秘密分享给我这一点打动了我。我打开了被她抬高为储藏室的橱柜。我惊讶地发现橱柜门上用胶带粘着一张杂志的标题页，挺可笑的。那是一张身穿元帅制服的铁托照片。我一直以为公公和婆婆痛恨铁托，尽管他们嘴上从来不提。现在好了，公公的刽子手优哉游哉地进了家门，和家里不多的大米、面粉、洋葱、土豆待在一起。他们决定给他平反。在婆婆的储藏室里。显然，比起现状，他们更喜欢铁托时代，尽管他们不敢大声说出来，正如他们在铁托时代也有很多事情不敢讲。

“他什么时候成话痨的？”我问道，说着把贴着酥饼照片的马口铁罐拿了下来。

“我也说不准。是一点一点的。不过，我最后没法不注意到了。我不在屋里时，他就对着墙说话。他就是不停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是受不了。我都听了一千遍了。我甚至感觉睡觉都能听见他念叨。”她咬了下嘴唇，又说了句，“我就盼着熬完了。”

“戈兰呢？他了解情况吗？他过得怎么样？”

“你可以看看他的信，如果你想的话。”

“不了。有什么好看的？”

她出去了片刻，回来时拿着一张快照。

“我不该给你看这，不过，你知道可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