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大包

它只是一个塑料大包。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有红白蓝三色条纹。它是地球上最便宜的手提包，是无产阶级的路易威登。它能拉开关上，不过拉链总是用几天就坏。我小的时候总是绞尽脑汁地琢磨，他们是怎么把樱桃或其他夹心弄到巧克力里面，而且没有洞也没有缝。现在，我正绞尽脑汁地琢磨另一个幼稚的问题：是谁设计了这款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然后复制了上百万个送到全世界的。

红白蓝三色条纹包好像是对南斯拉夫国旗（红、白、蓝！我们永远忠于你！）的戏仿，只是去掉了红星。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跳蚤市场上。波兰人会带便宜的妮维雅面霜、亚麻餐巾、野营帐篷、充气床垫一类的东西过来。如果我问波兰人，他们肯定会说是从捷克人那里搞来的。捷克人会说，不，不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是从匈牙利人那里搞来的。不，匈牙利人会说，我们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搞来的。不，不是我们，罗马尼亚人会说，是吉卜赛人造的。

无论如何，红白蓝包横行中东欧，直到俄罗斯，甚至可能到了更远的地方——印度、中国、美国、全世界。它是穷人的行李包，是小偷和黑市商人、周末倒爷、跳蚤市场小贩兼销赃者、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行李包。啊，牛仔裤、t恤衫、咖啡装在这些袋子里，从的里雅斯特来到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皮夹克、小包和手套，从布达佩斯的中国市场去往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杂货，你就说吧。红白蓝条纹塑料包是游牧民，是难民，是无家可归的人，但它们也是活下来的人：它们不要票就能坐火车，不要护照就能越过边境。

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土耳其商店偶遇它时，我当即花两盾买了下来。接着，我把它对折起来放好，就像我妈妈收藏普通白色塑料袋那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用得上”。我意识到，买下这个包就是一次自己主持的入门仪式：我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门派，门派的代表色、徽记、纹章三位一体，就是红白蓝三色条纹塑料包。我唯一搞不清楚的地方是，到底是谁把红星给摘掉了。

我们的游戏来自安娜的招牌大包。

“首先就像我们的人过去常做的那样，”梅丽哈说，“用线扎紧，免得东西漏出来。”你没准会以为她在描述某种情趣仪式吧。

“我必须说，每次看见我们的人从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上拿起这些破烂儿时，我都替他们感到羞耻。”达尔科说。

“我也觉得烦，”伊戈尔说，“我就想，看看这些与我同行的乡巴佬吧。不过，我现在觉得它挺酷的。”

“怎么说？”我问道。

“你知道世界上谁的行李最值钱吗？”

“麦当娜？”

“不对。是俄罗斯人。头牌妓女和黑手党大佬。所以我才迷上了吉卜赛人的模样：像长统靴一样扎紧的塑料包，大金牙……安娜，你讲红星没了，说得真对。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只不过马克思爸爸已经死了，入土了。”

“没错！”梅丽哈大喊道。

我提出这项作业，或者说游戏，是有一点不自信的，这是实话：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录。安娜是第一个交的，她第二堂课就带来了这篇讲吉卜赛大包的作文。于是，我提议用她的虚拟吉卜赛大包来收藏思南博物馆的所有藏品。

“什么博物馆？”他们问道。

“哦，它也是虚拟的。就是你记得的、认为重要的一切。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何不抢救出一些你不想遗忘的东西呢？”

“我记得铁托生日举行的游行，”波班说，“我们每年都在电视上看。”

“可我们都记得呀，兄弟，”梅丽哈说，“讲点私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