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粗短胖的那种，我们管它叫小马，”马里奥说，“它算吗？”

“当然算！”

“就像男人一样：阳具的象征，”梅丽哈讥讽道，“食物呢？burek（布雷克饼）和baklava（巴克拉瓦点心）。”

“burek，baklava，还有罂粟籽面条。”

提起巴拉舍维奇(balašević)的歌时，大家都兴奋起来。

“要是面条也算的话，那什么都算。”奈维娜说。

“让你感到快乐的东西都算。”我说。

“或者悲伤？”塞利姆说着垂下了眼睛。

“或者悲伤，”我说，“可以呀。”

“奥马尔斯卡集中营呢？”

屋子突然静了下来。我有些畏缩。

“你想要讲它，塞利姆？”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有那一件虚拟展品。塞尔维亚人在那里割开了我爸爸的喉咙。”

塞利姆又投下了一颗炸弹。我不能说自己毫无预料：我从一开始就在雷区中摸索前行。我们都有战争的记忆，塞利姆承受过的这种打击不可胜数。塞利姆和梅丽哈都亲身经历过最激烈的战争。乌罗什和奈维娜拒绝谈论战争，尽管他们同样来自波斯尼亚。马里奥、波班和伊戈尔是不想应征入伍而出国的，似乎也避免了民族主义疯病的感染——波班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马里奥和伊戈尔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约翰内克在荷兰追踪着事件发展。安娜是在战前随荷兰丈夫抵达阿姆斯特丹的，一直通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荷兰媒体关注战况，但偶尔也会回去，不只是去贝尔格莱德，也去萨格勒布，她在萨格勒布有近亲。与他们的战争经历相比，我的经历就太渺小了。

我意识到我必须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因为他们的区别不只是战争经历而已；他们的兴趣也有不同。梅丽哈有萨拉热窝大学的南斯拉夫文学学位，乌罗什则只在波斯尼亚地方小镇上过中学，现在是刚刚上大学。马里奥之前在萨格勒布大学读社会学。安娜曾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英文系，但几乎刚开学就退学了。奈维娜读过两年的经济学。安特毕业于奥西耶克的教师培训学院。波班上到了法学院二年级。达尔科毕业于奥帕蒂亚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战争爆发时，塞利姆刚刚进入萨拉热窝大学数学系。伊戈尔有点游荡者的意思：他说自己学过一点心理学，还告诉我说，他在萨格勒布戏剧电影学院舞台剧导演专业读过两年。我从来不追问他的过去，那好像也不重要。

至于共同的基础，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分裂，他们的愤怒，被压抑住的抗议。我们全都遭受过某种侵犯。我们被剥夺的事物的列表既长又可怕：我们被剥夺了出生的国家和正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语言；我们经历了羞辱、恐惧和无助；我们领会到了被贬低为一个数字、一个血缘群体、一堆东西意味着什么。有些人——比如塞利姆——失去了亲朋好友。他们的命运是最难承受的。现在，我们都处于某种康复期。

在这样错乱的环境中，我必须找到一块同等地属于每一个人，而且尽可能不会伤害我们的领域。我觉得，唯一可能的就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因为另一个我们都被剥夺的东西是记忆的权利。随着国家消亡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在它里面度过的生活必须被抹去。新掌权的政客不满足于权力本身；他们想要自己的新国家成为僵尸，也就是没有记忆的人的国度。他们嘲笑南斯拉夫的过去，鼓励人们弃绝过去的生活，把它忘掉。文学、电影、流行音乐、笑话、电视、报纸、消费品、语言、人——把它们全都忘掉。最后，这些事物中有许多以电影胶片和照片、书本和手册、档案和纪念碑的形式被扔进了垃圾堆……思南病，对那个前国家生活的缅怀，变成了政治颠覆的同义词。

国家分裂、战争、对记忆的压抑、幻肢综合征、群体性精神分裂，还有之后的流亡——我敢肯定，我学生们的情绪和语言问题就是这么来的。我们都处于混沌中。没人清楚自己是谁或什么，更不用说想要成为谁，成为什么了。在老家，他们讨厌被归类为思南病患者，或者说恐龙，但他们与新造政权打包好的美好未来愿景又没什么亲近感。而在荷兰这里，他们又被污名为政治避难的受益者、难民或外国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子女、被巴尔干化甩出来的人或者野人。我们来自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创伤。

我意识到自己是在走钢丝：激发记忆既是对过去的操纵，也是对它的禁止。我们的前国家的当局已经按下了删除键，我按下了恢复键；他们在抹除南斯拉夫的过去，将每一件不幸都归罪于南斯拉夫，包括战争在内，而我通过构成了我们当年生活的寻常小事的形式唤起了过去，进行了一次失物招领活动，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尽管他们在操纵数百万人，而我只能操纵这里的几个人，但我们都在搅浑现实。我在想，通过唤起令人喜悦的共同过往经历的图景，我会不会在模糊最近这场战争的血腥图景；通过提醒他们kiki牌糖果的滋味，我会不会在淡化那个只因为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就被同龄人捅死的贝尔格莱德男孩的案件；通过鼓励他们回想流行漫画书里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米尔科和斯拉夫科，我会不会在推后他们直面那些沉醉迷狂于短暂权力的南斯拉夫战士对同胞所犯无数暴行的时间；或者说，通过唤起那首流行歌曲的副歌歌词美人啊，只要你知道了波斯尼亚人的吻，事情就会这样发生，我会不会麻木了无数波斯尼亚死难者带来的冲击，比如说塞利姆的父亲。暴行是列也列不完的，而我却在这里，用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的、渺小的寻常乐事将暴行推到背景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