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怎么样？外国人总是抱怨我们这儿的天气。”

“好吧，这边不是加勒比海，不过……”

“你觉得无聊吗？”

“你怎么这么问？”

“因为这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国家！”

“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你什么意思？”

“一个国家怎么能既虚伪又无聊呢？”

“只有荷兰有这个特质。”

“我还觉得东欧人才是自黑大师呢。”

“不，那是我们的另一个特点。只不过你可别被我们糊弄了。我们不当真的。我们其实觉得自己最好了。这是殖民者的傲慢。殖民地没了，傲慢还在。你会发现的……”

他看了看手表，起身说道：“你看啊，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咱们可以找地方喝个咖啡。左边最里面的一扇门，全楼层最小的一间办公室。你的比我的大多了。你是前南斯拉夫来的。你的等级比我们捷克人高。”

“什么意义上的高？”

“你们有民族主义、战争、后共产主义。我们净忙着海牙那摊子事。”

“真不幸。”

“那是个多好的国家啊！杜布罗夫尼克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城市！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不会以为我知道吧？”

“那倒没有……不过，你拿刀捅进别人的肚子，肯定会闹出大动静来的，然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是悄悄地干。我们不想让人知道，连受害者都感恩戴德……咱们回聊。很高兴遇到你。”

他起身离开，到门口又转了过来。

“达尔马提亚海岸外有个岛，外国人老也不会念……”

“克尔克(krk)。”

“对的。岛名的意思是脖子吗？”

“脖子？不是。脖子是vrat。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krk在捷克语里是脖子的意思。而且捷克人喜欢用一句话来刁难外国人：strčprstskrzkrk。”

“那是什么意思？”

“把手指捅进脖子里。”他一边大笑，一边比画了一下。接着，他一阵风似的再次转身，沿着走廊离开了。

五层总是如此荒凉，以至于我不再感觉自己是偷渡客了。我也不再问秘书问题，不再敲德莱斯玛的门了。不过，我确实闯进过维姆的屋子三次。他的办公室确实比我的小。他每一次都告诉我自己恰好很忙，而且每一次都把一本他写的专著塞到我手上，书上有他的签名——我猜是某种安慰吧。第一本讲的是卡雷尔·恰佩克的《荷兰来信》，第二本讲的是昆德拉小说中的厌女症，第三本讲的是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散文中的语言享乐主义。

我们从来没有出去喝咖啡。在系里，唯一和我有着活生生的交流的人，就是那个胖胖的、手里拿着隐形三明治的俄罗斯讲师。每当我从她的办公室门前走过，她都会把看不见的食物咽下去，怯生生地说一句zdravstvuite。

全盘考虑的话，系里给我留下了压抑的印象，而且我怀疑当地的斯拉夫学家正是西欧斯拉夫学家的典型形象，这让我更加郁闷。西欧斯拉夫学家涉足该领域通常是出于情感原因：他们爱上了异国情调的东欧集团的某个类型。或者，他们会在事后说这是一桩政治-文化-专业-感性正确的结合，以此强化自己对研究领域的选择。还有一个因素：这个领域让他们成了一片片狭小的、远离大路、从未有前人进入的语言与文化封地的绝对领主，因此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衡量的概率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尽管我是最不应该谴责他们的人，鉴于我拿到这个职位是因为我恰好认识伊内丝，她恰好嫁给了德莱斯玛，他恰好又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