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看到生命在这里保全了下来，但为此却付出了比生命本身还要高昂的代价。因为保卫、维持生命的力量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于是子孙生来就背上了债务，受到了奴役。这场挣扎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保卫生命的本能，而生命本身早已流失，只剩下“生命”这个空名。苟延残喘者是压抑的，扭曲的，而降世者生来便受毒害，他们的心是病的。人们没有完整的思想和言语，因为他们从根上就被铲断。
——伊沃·安德里奇
我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成绩：都会拿高分的。我跟他们讲，我发现他们大部分人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出于实用目的，所以我不会为难他们。
“我就是来做两个学期的客座讲师，不是来给你们当师长的，所以你们也用不着跟我演戏。”
“那我们干什么？”有人问道。
“没什么。”我说。
“没什么？”他们窃笑着说道。
“好吧，会有点事做的。”我说。
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看我，显然已经迷糊了。
“那好，反正我也来不了，”一名年轻女子说，“我怀孕了。”
“没问题。”我说。
“谢谢。”年轻女子边说边收拾东西，然后走出了房间。
哄堂大笑过后，学生们回过头来看我，等着看好戏。梅丽哈发话了。
“我们到了，他们一上来就把我们送到难民营——你也知道那帮达舍人的手段——然后就是心理治疗。好吧，结果我们那个心理医生是我们的人，也是难民。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讲？‘大家伙儿，帮我个忙好不好？找点毛病出来。编点这里疼那里疼也行。我不想丢掉工作啊……’”
我们都笑了。下课铃也响了。
我处在一种荒谬的境地，我自己当然明白，太明白了：我要教授一门官方上来讲已经不存在的课程。大学里本来有一个南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文学——现在已经随着南斯拉夫国家而一起消逝了。另外，分给我的学生对文学兴趣也不大，他们想的是荷兰的证件。他们是从一个国家（或者说，多个国家）主动逃离或被迫驱逐来到荷兰的，而校方雇我来就是教他们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已经变为废墟，而我的职责就是在瓦砾堆中清出一条小路。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的工具就是语言，我们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是，这门曾经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山使用的语言，现在与南斯拉夫一样解体了，变成了三门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诚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时期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现在又加入了新事物：边境检查点，它们凸显了两个民族的差异。我不关心这些新语言。区别有什么？五十来个单词。我根本提不起兴趣。我更关心的是这门语言包含的某种生硬感，正是这种感觉让我的学生们不愿也不能运用它：他们的母语之前就渗进了半生不熟的英语，最近又加入了半生不熟的荷兰语，已经不再纯正了。
我告诉他们，我坚信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是同一门语言的三个变种。“所谓语言，就是背后有军队的方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背后是民兵。你也不想让半文盲恶棍对你的语言指手画脚，对吧？”但是，我也意识到了一点：我是最后一代在中小学课本里能同时接触到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文学，而且原文是拉丁字母就用拉丁字母，原文是西里尔字母就用西里尔字母的学生了。这些课本本身的存在很快也会被忘却。
但是，事情并不简单。我提到军队的时候可不是打比方，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背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兵，我们的语言被用来咒骂、羞辱、杀戮、强奸和驱逐。这些语言怀着一个信念开战了：它们之间是不可妥协的。或许，不可妥协的原因正是不可分离。
证件上的语言栏五花八门。屠夫也好，面包师也好，每个人都速成了语言学。战争催生了词典差异化。大部分塞尔维亚人早已转用拉丁字母，现在又要全盘改回西里尔字母；克罗地亚人迫不及待地要打造克罗地亚语的克罗地亚，于是从俄语里借用了几个奇怪的构词法，又从“二战”时期的语言里搬来了一些更奇怪的词汇。这是一场包含着怨愤和怒骂的分离。毕竟，语言是一种武器：它会烙印，它会背叛，它会分离，它会联合。克罗地亚人吃krub，塞尔维亚人吃hleb，波斯尼亚人吃hljeb：面包在三门语言里是三个单词。但表示死亡的词只有一个：smrt。
我倒也不是说分离前的那门语言——叫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好，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也好，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都好——就是一种更优秀，更值得认可，可惜在战争中被毁掉的语言学建构。不，它当年也发挥着政治功能；它背后也有一支军队；它也曾受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南斯拉夫共同语的操纵和浸染。但是，与一夜间的解体相比，将多种语言变体合而为一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正如与一夜间的拆毁相比，建造桥梁和道路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
波班跟我们讲了自己经常做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在找萨格勒布的一条街道，但不敢问路，怕别人听出来他是贝尔格莱德人。
“听出来又怎样？”我问。
“他们就知道我是塞尔维亚人了呀，没准会朝我吐吐沫，把我轰走。”
“那又如何？”
“那我就找不到那条街了啊。”
“你找谁呢？”
“我女朋友。她叫玛雅。”
有人笑出了声。
“你的玛雅，她住在哪里？”
“过了莫萨·皮雅杰大街往右拐。”
“莫萨·皮雅杰大街改名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