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土地是水平的；

当一切都说完，一切都做完，它就缓缓地消失

变成海洋；海洋也是荷兰，

当一切都说完，一切都做完。

(……)在荷兰

不能爬山，也不能渴死，

更不用说在身后留下清晰的印记了

荷兰人离家时要么是骑车

要么是起航。我们的记忆

是关于另一个荷兰，没有大坝

能挡得住记忆。我的意思是

我住在荷兰这里的时间

要远远长过当地那些波涛，翻滚着却

上不了岸。就像这些句子。

——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倒影时，我偶尔会感到一种一闪而过的欲望，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我和戈兰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我根本不问问题：没时间。他突然不见，我有空余时间了，这让我非常焦虑。好像多了时间，少了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压倒，一种我之前从没经历过的麻木。我一直在检查我自己，就像一个人做过牙科手术后用舌头检查自己的嘴巴一样，希望把感觉找回来。但是，我自己注射的麻醉药很厉害，拒绝屈服。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何时开始的。

搬进来后不久，公寓就开始让我紧张。卫生间狭小无窗，喷头，白瓷砖，水泥地，给人一种噩梦的感觉，仿佛是从黑白老片子里搬出来的。我一直试着给它升级：我买了各种小玩意：一个不错的肥皂盒，一条手工蕾丝边的高档浴巾；我把灯也换了。新安的灯照出了瓷砖缝隙中累积的灰尘，于是，我有天晚上花了好几个小时用一把旧牙刷清理污垢，固执地想用蛮力让它改头换面。门厅特别小，下半边墙刷成灰绿色，中间是一条丑陋的绿色分隔线。黑色的亚麻地板贴面为公寓赋予了一种医院或监狱的氛围。我能做的都做了——我买了一个花瓶、一个落地灯、一张黑白的纽约天际线海报——但它们的在场只是更突出了对缺位的焦虑。缺位的是什么？我没有答案。我在想，换一个空间会不会让我好受些。我也不太确定。入夜后，我会裹着黑暗和毛毯，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透过窗格凝视着外面，警惕着响动和人声，快速走过的一双鞋子或一只猫。这片空间当然不是我。不过，当时的我也不是我。

我在地下室的烦忧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就像西番莲一样，荷兰人管它叫passiebloem，城内许多地方的屋墙和园圃的门上都装点着这种爬墙植物。我发现自己经常抓起包，把外衣往肩上一甩就冲了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