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人在派对但不是真的在。你能听到有些派对隐含的结局被嵌入派对自身的流程中。对乔艾尔·范戴恩来说最悲伤的时刻是感到无形的派对——哪怕是糟糕的派对——结束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那一瞬间不可言说的共识，所有人都开始找他们的打火机和爱人，外套或者大衣，最后一杯啤酒摇晃在塑料杯面上的五道环里，跟女主人说句什么敷衍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承认自己的敷衍，但又显得很真诚，然后走了，通常把门带上。当所有人的声音在走廊尽头消失。当女主人从关上的门后转过身来，看着面前的垃圾和为派对守灵一般逐渐扩大的白色v形全然的寂静。
乔艾尔，在她的绳子下面，准备好要上吊，她听着，她脚下是河与海湾交汇处之上的一处抛光实木地板，她僵硬地坐在条纹状光线照耀下莫莉·诺特金那些根据经典电影里银幕大师打造的导演椅中的一把上，在空洞的丘克和面目可怖的茂瑙之间，梅里爱的玻璃纤维大腿上，茂瑙的裤子褶皱让人坐得不舒服，腰腹带上刻着麻省理工校徽。这些吓人的椅子上的导演们比实际更大：乔艾尔晃荡的脚离地面很远，她的大腿在一条又厚又湿的棉巴西裙子下面有烧灼感，裙子颜色鲜艳，拉丁黑背景上印着淡紫色和鲜红色的曲线，在她苍白的膝盖和人造纤维及膝袜子之上仿佛有种荧光感，她穿着木底鞋的脚则吊在半空中，腿像小孩一样晃来晃去，在莫莉的椅子上她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突兀地坐在糟糕的派对那种强加于人的暴风雨一般的兴高采烈与风趣幽默的气氛下，独自坐在曾属于她的窗前，她是个低酸碱度化学家和家庭妇女的女儿，来自肯塔基西部，她是个有意思的人，大多数时候，如果你能揭开她相对让人不快的面纱的话。
有种不负责任的传说是，在人们要抹除自己的地图前，总会变得过分兴高采烈、慷慨大方、关心他人。事实上自杀前的几个小时通常是极端自负与自我投入之间的中场休息。
这间东坎布里奇靠着后湾的三楼合作公寓西窗口有装饰性的线条，很细，黑铁做的，鸽粪已经让它们充满花色，快要成为教授的诺特金正在举办庆祝她通过电影与电影-盒带理论博士课程口试的派对，乔艾尔正是读这个博士课程时——在她退回到自己的广播世界之前——认识她的。
莫莉·诺特金经常在电话里向乔艾尔·范戴恩倾诉自己迄今为止最饱受折磨的恋情，对方是一名性欲受限的研究帕布斯特的纽约大学学者，他有种神经质的信仰，认为世界上某一个时间段里勃起的次数是有限的，而他的下体肿胀则意味着，打个比方，某个更配得上或者活得更惨的第三世界国家种高粱的农民就不能得到肿胀的机会了，因此他一旦肿胀，总会有种罪恶感，而一个不那么古怪的受折磨的博士生只有在穿海豹幼崽的皮时才会有这种感觉。莫莉仍然每隔几个礼拜坐高铁去纽约看他，跟他在一起，以防他在某种不小心自私的时候正好勃起，引发一阵黑色的自我厌恶浪潮，极需充分理解及完全包容的爱。她和可怜的莫莉·诺特金完全是一样的，乔艾尔回忆道，一个人坐着，看着那些博士生喝红酒——她们是姐妹，双胞胎姐妹。诺特金害怕直射的灯光。装扮和胡须就是自带面纱的面纱。到底有多少秘密双胞胎存在？如果遗传是树形而非线性？如果有数量限制的东西不是性欲？如果事实上远古的迷雾里只有两个真正不同的个人在走来走去呢？所有的差异都来自这一差异？整体与部分。被损坏的与未损坏的。残疾与让人窒息的美丽。疯子与护士。隐藏与明目张胆。演员与观众。不是那种禅宗式的“一”，而是“二”，其中之一是凸面镜里的倒影。
乔艾尔想着她包里有些什么。她坐在自己的尼龙面纱和漂亮裙子里，偶尔被人瞥一眼，听着一些从总体噪音里抓取的对话，但并不真的在看谁，她的人生与她的美的最终结局像手持16毫米摄影机那种跳跃的影像一般在她眼前放映，投射到她身边的白色屏幕上，一下子，从巴德叔叔转到奥林和吉姆和yyy电台，一直到今天雨中从红线市中心站走到东查尔斯街的路程，迈着一种内心慌张却很正式的大步走着，但毋庸置疑依然美丽，整个去往她人生中最后一小时的路程都是这样，在这伟大的北美国家组织互依日狂欢前的最后一天。东查尔斯一直到后湾一路都是雨中光滑的土黄色街道以及门口有遮阳篷的高档店铺，上面的木头招牌都用很可爱的旧字体写，所有人看着她都像看着盲人一般，赤裸裸的注视，他们不知道她看得到所有东西。她喜欢在这湿漉漉的街道上走，一切在她湿掉的亚麻面纱下看起来都有点浑浊、晕开的样子，查尔斯街的砖砌人行道并不吵闹，是种没人情味的拥挤，她的双腿自动行走，她是个永动引擎，抓着大衣领子，让它贴着斗篷颈线，一种让她能用一根手指轻轻把面纱固定在脸上的姿态，她一直在想包里究竟装着什么，她在一家打折烟草店停下，买了根装在玻璃管子里的上等雪茄，接着走了一条街以后，把里面的雪茄小心地放在满得溢出来的垃圾箱上面一团松绿色的网状容器上但把玻璃管留下，放进包里，她能听见雨打在伞上的砰砰声，能听到水泼在街上的声音，还能看见雨滴破碎，又在她的树脂涂层外套上重新聚集，汽车穿梭而过，发出雨天汽车发出的那种特别孤独的声音，雨刷在出租车锃亮的前玻璃上擦出黑色的彩虹。每条小巷子里都有绿色的回收垃圾箱，还有小一点的红色垃圾箱，用来接纳绿色垃圾箱装不下的垃圾。她的木底鞋在砖路上发出的声音与其他女人轻快的高跟鞋声音形成了高低和声，查尔斯街的这一段与波士顿公园毗邻，不再那么古怪，而是相当高端：湿透了的垃圾——扁到只有湿透了的垃圾才可能有的那种扁——出现在人行道和人行道缝里，此刻皮肤黝黑的人拎着麻袋推着超市购物车正在鉴定垃圾，蹲下来不是把垃圾捡起来就是在挑挑拣拣；垃圾箱里传来一天除了挑拣垃圾什么也不做的人的四肢发出的沙沙声；另一些人蓝色的赤脚从每条街三个小巷子里的冰箱纸箱里露出来，每个垃圾箱的红色附属桶边缘淌下的雨水汇集成了一座小瀑布，打击冰箱的纸箱盖子，发出一种无节奏的嗒扑嗒扑扑扑嗒扑；有个人从小巷口发出嘶声，惨白或者污浊的脸在稀薄的空气中从雨帘后面的门口望出来，有那么一个为他人着想的时刻乔艾尔后悔把雪茄扔了，应该把它送掉，她再往西走了一段，进入了查尔斯街尽头“无尽的乞丐区”，她开始给从门口或者一堆纸箱子里伸出手来问她要钱的人派发点零钱；很多人问她这面纱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得非常粗鲁，反而是她更喜欢的方式。一顶脏兮兮，写着法语我们的美好家园的棒球帽底下长着张死白的脸，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一语不发伸出手来讨硬币——那只讨生活的手掌上有道红肿的刀伤，一半已愈合。看上去像面团里的凹痕。乔艾尔给了他一张折起来的20美元纸币，她喜欢他什么也不说。
她在24小时便利店买了瓶0.473升的百事可乐，她问有没有大红苏打水的时候那个约旦裔收银员只是两眼无神地看着她，于是她只能买了百事，出门把整瓶汽水倒进下水道，看着棕色的泡沫冒出来，因为下水道的格栅已经被树叶和湿透的垃圾堵住了。她拿着空瓶子，包里装着空管子继续往公园走。已经没必要去24小时商店买choreboy清洁球。
乔艾尔·范戴恩在煎熬中活着，活在囚笼里，在导演椅子上坐着，她可以回忆起任何时刻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有没有比把自己锁在莫莉·诺特金的卧室或者卫生间里嗨得那么厉害以至于她会倒下、停止呼吸、全身发紫、抓着心脏死去更自我中心、自我取消的事情？不能再犹豫了。波士顿公园像一个繁茂的洞，整个波士顿都围它而建，两平方公里鲜亮的树和掉在地上的树枝以及湿润的草坪上绿色的长椅。到处都是鸽子，跟柳树皮一样脏兮兮的奶油色。三个年轻黑人像勇猛的乌鸦一样坐在一条长椅后背上，他们欣赏着她的身体，用一种无害的爱意叫她婊子，问她婚礼在哪儿。不能再在23：00决定戒了接着勉强挨过一小时的节目然后在1：30冲回家然后又抽着清洁球里的树脂然后一点也没有戒掉。不能再把东西扔掉然后半小时以后翻遍垃圾，不能再四肢趴在地毯上寻找一点点能抽的碎屑。不能再把面纱边缘烧焦。公园的南侧是博伊尔斯顿街，那里7天24小时都有贸易进行，卖着高级羊绒围巾和移动电话皮套，穿金镶边制服的门卫，有三个店名的珠宝店，女人窗帘一般的刘海，商店里吐出拎着印着交织字母的白色手提购物袋的消费者。在雨中湿润的面纱能把一切模糊化，像是吉姆设计的那个新生儿镜头，模仿新生儿的视网膜，模糊一切，所有东西都可辨认，但没有轮廓。一种变形而不是毛糙的模糊。不再每天晚上抓紧心口。看上去像是牢笼之门的其实是牢笼的铁栅栏。午后的迷惘。入口写着出口。没有出口。终极的环形聚变：可供展览的牢笼。吉姆本人的作品《牢笼3：自由秀》。是这牢笼如今不知怎样进入了她。整件事的奥妙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快乐”早已因为过度而不再有。她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撒谎告诉自己能戒掉的能力，甚至也无法说服自己享受。它不再能划清界限，填补空白。它不再能确定空白的界限。被雨淋湿的面纱有种独特的味道。关于打听众电话的人和月亮，说月亮从未转移视线。旋转，但没有自转。她现在能坐晚上最后一班地铁匆忙回家，至少不再背过身去不面对这情况，这整个糟糕的处境，她不再爱它了她讨厌至极想停止但不能停止也无法想象停止或者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现在做了他们让吉姆在最后的时刻做的事情，对着这个牢笼承认自己的无力，这不自由的秀，一边哭着，一边抓紧心口，先抽清洁球丝，留住蒸汽，形成能抽的树脂，然后用一点她几小时前已经过滤过溶液的小片地毯和醋酸纤维内裤的碎片，一边哭着，不戴面纱，头发蓬乱，像个古怪的小丑，在她小小的房间四面都有镜子的围墙里。
北美国家组织为了增加收入开启的“赞助年代”tm年表，按年份顺序
（1）皇堡之年
（2）塔克斯药物冷敷垫之年
（3）小包装德芙巧克力棒之年
（4）裴顿超级鸡之年
（5）美泰克静音洗碗机之年
（6）玉石玉因菲尔纳特龙/因特雷斯电视电脑家用、办公或移动设备系统2007模拟分辨率盒带播放器主板易于安装升级之年
（7）美国乡村奶制品之年
（8）得伴成人纸尿裤之年
（9）佳能之年78
吉姆最大的儿子奥林——弃踢手中的天才，躲避投掷来的酸液的天才——曾向乔艾尔·范戴恩展示过他儿时收藏的剥下来的柠檬碧丽珠膜，学校的球员们正是用这玩意儿防晒的。各种不同尺寸的腿和腿的部分，肌肉发达的手臂，纤维板上用钉子挂着的一排有五个洞的面膜。不是所有薄膜下面都写着名字。
走在东博伊尔斯顿街意味着她又一次走过骑马的波士顿肖将军和马萨诸塞州第54兵团雕塑，此刻它正被一块突然出现的阳光点亮。肖的金属脑袋和举着的剑上非法地挂着一面巨大的魁北克鸢尾花旗，上面四朵鸢尾花的茎都换成了红色刀锋，因此变成了一面荒唐的红白蓝旗；三个波士顿警察正拿着高枝剪站在梯子上；加拿大激进分子总在晚上出没，在互依日前夜，他们大概以为有人在乎他们有没有在有历史意义的雕像上挂东西，挂反北美国家组织旗帜，仿佛任何没有收钱来收拾残局的人会在乎一样。那些活在牢笼里有自杀倾向的人很难想象有人会热情洋溢地在乎什么事。而东博伊尔斯顿街上还有很多毒贩，每个人都是另一个的警笛，第二个牢笼，总是站在施瓦茨玩具店外面，黑人小男孩，黑得发紫的孩子，瘦骨嶙峋，年纪很小，戴着针织帽子，穿着长到膝盖的运动衫和很白的高帮鞋，像活着的鬼影，不断走来走去，对着自己捧起的双手吹气，暗示他们有某种东西，其实根本不是暗示，他们的站姿和无聊而空洞的眼神说明了一切。某些销售员只需要站在那里。某些买卖：顾客会来找你。街对面旗子旁边的警察不会看他们一眼。乔艾尔快速走过那排毒贩身边，她试图走得很快，木底鞋很松，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只在最后停了下来，在这段夹击的终点，但仍然在最后一个无聊的贩子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施瓦茨外面的街上有一块奇怪的广告牌，不是真人销售员，而是某种比纸板稍微好一点的仿真人，那些小贩看也不看它一眼，广告牌放在一个相框架一样的后背架上，是2d的，上面有个人坐着轮椅，西装领带，大腿上盖着毯子，下面看不到腿，他似乎营养充足的脸十分红润，流露着某种可怕的愉悦感，他的微笑是种极端的弧形，处于高兴与愤怒之间，他整个人的极乐状态让人生畏，他头上没有头发，很假，往后仰，而他的两只眼睛望着风暴之后天空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笔直往上看，不知道是在抽搐，还是处于极乐之中，他的两只手臂也高高举在身前，做出了一种投降或者胜利或者感激的姿势，他厚得出奇的右手掌里盛着某个为了发行而正在打广告的新电影盒带盒子，这盘盒带从他（没有掌纹）的手掌里伸出来就像某条窄缝里伸出来的舌头；当然这里只有这块广告牌，这个极乐中的人和没有被野生小贩拿走的盒带，也没有名字，没有简介或者任何评论家的赞词，盒脊是一种很普通的略微有些纹理的黑色塑料，它没有任何标记这一事实过于显著。乔艾尔在那短暂站了一会儿，两个东方女人的购物袋钩住她的雨衣，雨衣微微鼓起，她能感到这排的毒贩都在看她，做着评估，然后有人对到浮雕一半高度的一个警察叫了句什么，仅仅叫了名字，发出了轻微的回声，把这短暂的似乎有魔力的片刻打破了；那些黑人小男孩马上往别处看了。走过的行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她面前这块广告牌。这是某种反广告。吸引你注意它不说的东西。通向某种你会否认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它不新。却是昂贵又让人产生感情的广告。这盘盒带可能是空的，或者盒子是空的，它根本毫无价值，因为它可以被随便从那个假人手里拿出来。乔艾尔把它拿了出来，看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她与电影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吉姆在好几部电影里用了她做演员。吉姆在他生命最终的时段孜孜不倦且用多镜头拍摄她，又拒绝分享任何画面，最后没留下遗言就死了。79她心里给他起的名字是“无尽的吉姆”。这盘展示用的盒带放回去的时候发出了咔的声音。其中一个年轻毒贩叫她“妈妈”，还问她去哪儿参加葬礼。
有段时间，在用了迷幻药之后，在奥林走了然后吉姆来了让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拍摄道歉的镜头然后消失了又回来最后又——这已经过去了四年七个月零六天——离开以后，有段时间，在戴上面纱以后，有段时间她喜欢一边嗨一边打扫卫生。乔艾尔她曾经如此。她会把水槽擦到雪白。不借助任何一种梯子擦天花板上的灰尘。像个魔鬼一样吸尘，每吸完一个房间都要换新的吸尘袋。模仿那个他们都拒绝拍摄的妻子与母亲。她用因坎旦萨的牙刷刷瓷砖的缝隙。
博伊尔斯顿街边的车停了三列。人们的雨刷都开在某一挡位上，不会开车的乔艾尔想象自己看见车的仪表盘上显示“间歇”。她自己私人爹地的旧车里，雨刷控制按钮在方向盘旁边的转向灯杆上。空的黄色出租车开过，在街上发出嘶嘶声。雨中开过的超过一半的出租车都亮着“空车”的灯，“出租车”牌子下是紫色的编号。她记得吉姆，除了是个天才电影导演以及她内心真正的灵魂挚友，还是世界上最擅长打波士顿出租车的人，他出名的事迹是能在各种波士顿出租车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打到或者更应该说是召唤到车子，比如在印第安纳州维德斯堡，或者怀俄明州鲍威尔之类的地方，他扬起的手臂似乎有某种权威，朝长着风滚草的街道放下时，过来的出租车经历了一种视差，出现在因坎旦萨举起的手掌下，好像在等待赐福。他是个很高而行动缓慢的男人，对出租车有种深切的爱。而出租车也爱他。后来的四年多里，她再也没坐过出租车了。于是乔艾尔·范戴恩，又名精神病夫人，早已投降，只想自杀，躲着两轮马车或出租车，她的木底鞋发出的声音在博伊尔斯顿街平滑的水泥人行道上听上去很正式，她往东南面，走过很多有旋转门的高级商店，通往那些富人住的红砖楼，外套敞开，卷到了斗篷上，雨水滴滴答答落在她身上。
这天早上她最后一次抽了自己弄的霹雳可卡因，然后烧了用来最后过滤的清洁球和内裤，接着在弄碎这些东西和抽的时候呛了一口醋酸纤维，她一边抽泣一边对着镜子祈祷一边又把所有的器具最后一次全都扔了，一个小时后她步伐并不那么稳健地走到了暴风雨前正在聚集的乌云以及一点秋日雷声之下的轻轨站，坐到上布赖顿找德尔菲娜女士，从德尔菲娜女士那里搞了点真料，很难在瘾头正中停下来，尤其在周六，除非你昏过去，她告诉德尔菲娜女士她要说再见了而上一次真的是倒数第二次而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这次的再见是真的了，然后她从德尔菲娜女士那里买了真正厉害的货，付给她那8克两倍的钱，作为慷慨的告别。她晃晃悠悠走到轻轨站，站在站台上，每次都把天上的雷声当成车来了，那么想再来一点，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脑子在头盖骨下起伏，然后一个穿着雨衣戴着上面有一点点羽毛的帽子以及老年黑人经常戴的那种黑框眼镜的面容和蔼的老年黑人走上了站台，跟她一起在这又冷又暗的戴维斯广场站等车，他有那种年纪大的黑人通常有的疲倦但温和有尊严的举止，这人把他的《波士顿先驱报》沿着长边折起来，夹在脱帽致意的那条手臂下面，抱歉打扰，他说，但他以前见过一两块这种亚麻面纱，她戴的这种，他觉得很有意思，很好奇。他把“很有意思”的四个音节都发得很清楚，乔艾尔是肯塔基人，喜欢这种口音。他太直率了，他说，一边脱帽致意。乔艾尔跟他完全对上了话，这对她来说极其少见，哪怕不在电波里。她更愿意想些什么别的事情，因为车肯定不会马上来。她想到了那些轶事已传开，但它的意义却没有流传，她说，好像那部分是秘密一样。“丑陋且极度畸形联盟”是在赞助年代前1940年的英国伦敦，由下议院一个年轻议员斗鸡眼、腭裂、皮肤极多粉刺的妻子非官方创建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为某个美国租借法案行政官员举办的接待会上喝了几杯波特酒和一杯热甜酒以后，用一种在文明礼貌的绅士与女士们的社交礼仪中绝不能被接受的方式与她说话。虽然不自知，w.丘吉尔几乎创立了这一设计成被窥视恐惧症患者的共情团体及通过无羞耻感无约束的自我隐藏获得坚强内心资源的“联盟”——当这位女士，她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人，用她拘谨严厉的语调对他说他看上去可醉得不轻——丘吉尔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回答，他说是啊，你说得不错，他的确醉得不轻，但明天早上他又会清醒过来，而她，亲爱的女士，明天仍然会丑陋且极度畸形。在那个历史时期，丘吉尔毫无疑问精神压力巨大，他继而把雪茄扔进了女士的雪莉酒，然后用一块洗指碗餐巾优雅地罩住了女士正冒火的脸。乔艾尔给这位有兴趣的黑人老绅士看了一张塑封后无照片的丑陋且极度畸形联盟会员卡，上面写着所有这些资料及更多内容，但字号小得可怕，使卡片看上去既空白又像被涂改得面目全非。
海伦·p.史地普利，36岁，1.93米，104公斤，
文学学士，司法行政学硕士，以下是她假设存在的工作简历
1年，《时代》杂志（大学实习生，“新闻人”栏目）；
16个月、《十年》杂志（“最火和最冷”时尚潮流分析专栏作者），直到《十年》停刊；
5年，《西南年刊》（人情故事报道，老年医学，人物和旅游报道）；
5个月，《新闻周刊》（写了有关时尚和娱乐的11篇小特写，直到她的执行主编，也是她的心上人离开该杂志并把她一起带走）；
1年，《女性生活》（人物与医疗美容特写——有些—手研究——直到同一周内，执行主编和妻子重归于好而史地普利在西62街被人抢了手提包，她从此发誓再也不住在曼哈顿）；
15个月，现任职务，《时刻》杂志西南地区分社，亚利桑那州艾尔瑟玛市（医学、软体育、人物和家庭娱乐趋势报道，在杂志刊头有署名，职位是特约编辑）。
后来，她先是走向上布赖顿，最后到了后湾边上那个合作红砖公寓，曾经她和奥林一起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出演他父亲的电影，然后把公寓转给了莫莉·诺特金，莫莉既是今天派对的主宾也是女主人，就在昨天她通过了难度臭名昭著的口试，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电影与电影-盒带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之前只差论文的状态，她给了她的考试委员会一个戏剧性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马克思本人的角度针对20世纪后千禧一代马克思主义电影-盒带理论灾难性的口头批评，站在作为伪电影-盒带理论家和学者的马克思的立场上。一天以后，她还是打扮成马克思的样子，为了庆祝——她粘上了颜色像阴毛的乱蓬蓬的小胡子，戴着直接从德国威斯巴登订的洪堡毡帽，还有从某个极其隐秘的英国纪念品商店弄来的煤烟灰——她完全不知道乔艾尔自从小包装德芙巧克力棒之年开始就已经处于牢笼之中，有那么21个月她完全不知道乔艾尔和吉姆·因坎旦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算是情人，还是什么，或者奥林离开是因为他们是情人，或者什么，80也不知道乔艾尔如今过着“由手到肺”的生活，靠的是那个她为他摘下面纱但从未与他睡过的人留给她的极其慷慨的信托，天才弃踢手的父亲，开无尽的玩笑的人，“最后巨作”的导演，他自称已经把它锁起来永远不会示人。乔艾尔从未看过她出演的那些影片最终成品，她也没见有谁看过，她很怀疑那些他几乎病态地用石英质自动摇晃镜头拍摄她的场景是否像这部电影一样，具有他一直想达到但最终让他心碎的娱乐效果。
她爬到三楼，楼梯已经被踩得失去颜色，她仍处在早晨中断吸毒的颤抖中，乔艾尔爬楼梯爬得很艰难，仿佛重力跟她一样在往上爬。派对的声音在二楼就能听到。莫莉·诺特金打扮成疲惫不堪的马克思，在门口招呼乔艾尔，用的是美国派对女主人招呼客人时那种虚假的看到客人后的惊讶表情。诺特金在乔艾尔脱下大衣和斗篷时为她固定面纱，然后用训练有素的两根手指的姿势掀起了乔艾尔的面纱，给了她双脸颊的亲吻，一股香烟和红酒的味道——乔艾尔从来不会在戴着面纱时抽烟——她问乔艾尔怎么到这儿的，而根本没等她回答就递给她一杯不列颠哥伦比亚苹果汁，她们两人曾经都非常喜欢这种果汁，但乔艾尔已经回归到她童年最爱的大红苏打水，诺特金不知道，仍然认为这种超甜的加拿大果汁是她和乔艾尔的最爱。莫莉·诺特金是那种你很想礼貌对待但不得掩饰礼貌的人，因为一旦她觉得你只是出于礼貌与她交往，会深感羞辱。
乔艾尔做出个“不敢相信”的姿势：“是真的真的很好喝的那种吗？”
“看上去有点浑浊但很新鲜的那种。”
“你怎么能那么晚在那么东面的地方搞到这东西？”
“新鲜得让你喉咙紧一下的那种。”
客厅里满是人，很热，放着很做作的曼波舞曲，墙壁仍然是奶白色，但现在墙边是种细黄糖的颜色。哦对了还有红酒，乔艾尔看得到，旧碗柜上放着很多酒，他们买来这个碗柜时找了三个叼着雪茄穿着灰色工装的男人才搬上楼梯，这些酒瓶的形状和黯淡的颜色各不相同，里面的东西也分不同等级。莫莉·诺特金把一只指甲挺脏的手搭在乔艾尔手臂上，另一只手搭在玛雅·德伦椅子的头部——玛雅·德伦有点先锋地在鲜艳的玻璃纤维聚合物椅子上眉头紧蹙——正用派对上的高声告诉乔艾尔她的口试怎样，在抵达这个派对的悲伤结局前她肯定已经嘶哑了。
浑浊的果汁充盈着乔艾尔的嘴巴，还有跟果汁一样好喝的唾沫，她的亚麻面纱现在已经干了，再次令人欣慰地随着她的呼吸颤动，她一个人待着，被那些不知道自己能听出她声音的人暗中看着，她感到对着镜子掀起面纱的冲动，想对包里那些还没有碰过的“材料”进行提纯，撩开面纱，让被囚禁其中的贪婪重获吸入它能下咽的唯一赤裸裸气体的自由；她感到不幸而哀伤；她看上去很像死神，她的睫毛膏化得到处都是；没人看得出来。塑料百事瓶子和玻璃雪茄管以及打火机和塑料包在她晃荡着的木底鞋下被雨淋湿显得颜色更深的布包里显现出轮廓。莫莉·诺特金和拉瑟福德·凯克和克罗斯比·鲍姆和一个站姿极差的男人一起站在学校提供的因菲尔纳特龙电视电脑前说话。鲍姆宽大的背部和大背头把电视上放的东西全都挡住了。学者们的声音听上去鼻音很重，每个句子开始前都有那种有修养人士的结巴。詹姆斯·o.因坎旦萨相当一部分的电影都是默片。他自称是视觉电影导演。他那个残疾的总在咧嘴笑的儿子通常会提着镜头包，眼睛正对着大太阳的人脸上那种咧嘴笑，乔艾尔从来没真的认识过他，因为奥林不喜欢他。讨厌的小演员斯莫瑟基尔以前会对着他把脸扭来扭去，而他只是笑，这让斯莫瑟基尔气得要命，米利亚姆·普里克特只能在卫生间帮他缓解情绪，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一张年代久远的拉丁复兴cd从奶白色天花板四个角用细链条吊着的花盆里的扬声器里传出声来，音量还可以接受。另一个喝醉了酒的松散群体在导演椅和卧室门中间的空地上跳舞，大多数人都喜欢得伴之年的极简主义曼波，今年秋天的东海岸反潮流，那些跳舞的人几乎站着一动不动，只在胳膊肘呈直角时做出最微妙的一点点打响指的动作。奥林·因坎旦萨，她没有忘记，在羊腿大小的前臂上有一个可怜的斑斑点点的胳膊肘。他从手臂运动果断地转向了腿部运动。乔艾尔是奥林·因坎旦萨26个月的唯一情人，也是他父亲21个月的镜头爱人。有个外国学者头秃得像方济各会成员，走路瘸腿，像是装了假肢——麻省理工肯定是在她退学以后雇用的他。那些舞跳得好一点的人动作略有点挑衅的意思，很好看，整个几乎不动的群体都微妙地围绕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很漂亮，她穿着紧身的蓝白条纹水兵服，腰最小幅度地上下起伏，似乎在跳某种举着空心沙球跳的恰恰，她在落地镜里看着自己的舞姿，这面镜子，自从奥林离开以后她就不许吉姆挂在墙上，而是面朝下塞到她床底下；现在这是西墙上带着框的镜子，挂在两个装饰性的空画框之间，这两个画框外面有装饰性更弱的画框，诺特金认为自己把画框本身裱框是种复古反讽的行为，暗指早期强塞主义艺术潮流采用艺术装裱配件创作艺术的行为，画框里的画框与他为自己的电影切割的镜子挂得不对称，镜子是他为给她拍的最后一个可怕场景特别制作的，他让她站在镜子前，用后来她电波里的空洞音调念台词；那个女孩呆站在蓝白相间的横条纹里，被透过栏杆射进来的光线垂直切成几片，她被切碎，又酩酊大醉，喝陈年红酒喝到嘴唇下垂，镜子里两瓣脸颊肌肉完全失控，像她小水兵服里那一对出色的胸一样。脸末日一般红，戴着一个不知道是通了电还是被窗外的光线点亮的鼻环。她正用一种不自觉的着迷态度看着卫生间以外唯一一面镜子里的自己。这种自我迷恋的状态毫无羞耻感。她是不是加拿大人？镜子崇拜？不可能是“丑陋且极度畸形”成员：感觉不像。然而现在一个戴着马术头盔、同样接近一动不动的男人正在对她耳语；她突然转过身来，从自己的映像中掉落，她开始解释，不是对那个男人，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而是对所有跳舞的人：我刚在看我的胸，她往下看，它们真漂亮啊，还在动，她的语调里有种让人心碎的真诚，乔艾尔甚至想走过去，告诉她它确实很漂亮，一点问题也没有，像之前那个“很有意思”一样，把“漂亮”发成四个音节，把双元音分开，用背叛了她的阶级和出身的让人心碎的乔艾尔总认为不是极度愚蠢就是极度勇敢的开放态度，女孩用胜利者或者十分天真的感谢态度抬起她的条纹手臂，感谢上天这么塑造，这“胸”，既是被、也是为从没出现的谁塑造的，她天真地处于极乐之中，乔艾尔现在发现她不是喝醉了，而是吃了摇头丸，乔艾尔看到她红润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睛以及眼球后面的脑肉，也就是说是x或者mdma，或者某种实验药物，早期合成药，情感迷幻药，传说中的“爱药”，在布什及其继任者在任期间的文艺青年中十分流行，之后相对来说已经不再那么流行，因为这种药物产生的宿醉感与公共场合冲动使用武器有关，这种宿醉让霹雳可卡因上的宿醉看起来像在情绪的海滩上躺一天，自杀和杀人对你来说区别只是牢笼的门在哪里：她在逃离牢笼的时候会不会也杀人？吉姆自称在小包装德芙巧克力棒之年对着她摘下面纱的脸拍成的具有致命娱乐性和窥阴癖倾向的影片究竟是牢笼还是门？他究竟有没有把片子剪辑成连贯的东西？母亲——死亡——宇宙学和她重复一遍又一遍的道歉没有任何连贯的地方，靠在那架在格纹婴儿车旁的自动摇晃镜头上。他从来没让她看过，连样片都没有。小于90天以后他就自杀了。少于90天？一个人究竟得多想死，才会把自己的脑袋放进微波炉里？在博阿兹有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蠢女人给猫洗完澡以后把猫放进微波炉里弄干，只开在“解冻”那挡，最后猫溅得整个厨房墙上都是。你怎样改装微波炉才能让它在开着门时也能启动呢？有没有某种冰箱灯开关之类的按钮你可以按下去或者用胶带封住？胶带会不会化掉？她不记得自己在过去四年内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她，从某种意义上杀了他，尽管她只是不戴面纱，在镜头前俯身？几乎不动的跳舞的人牙齿叼着郁金香形玻璃杯，用最微妙的方式祝贺那个爱上自己乳房的女人，暗示着鼓掌，爱默生学院的沃格尔森突然决定来个倒立，但马上恶心地吐了一地玫红色，但跳舞的人根本没躲开呕吐物，乔艾尔也对摇头丸女人鼓掌，因为她的胸，乔艾尔可以坦白承认，它们很迷人，在联盟里这被叫作“好看但在相对能容忍的范畴之内”；乔艾尔对美被认可没有任何意见，只要在相对能容忍的范畴之内；她已经不再感到同情或者某种母性的养育，只想咽下她这辈子会分泌的最后每一滴口水，然后下船，再“太好玩”那么15分钟，然后用所有无门牢笼的盲眼之神的神启抹除自己的地图；于是她让自己从梅里爱的大腿上滑下来，轻轻落地，和她鼓起来的包和那杯糊状苹果汁一起，朝着安静版康茄舞的队列和门厅里一堆一堆亲热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理论派对参与者后面的门而去。之后，又一次，延迟，发抖，通往卫生间的通道站满了人，堵住了。她是这里唯一戴面纱的女人，学术上比起这里大多数学生要早了一整代，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点怕她，虽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她还是个“声音人物”，他们怕她是因为她主动退学，而不是没有通过考试，还因为她与人们对吉姆的记忆有关，她被给予宽广的社交空间，可以转来转去，并在不断转换的团体边缘徘徊而不介入，被人暗中看着，面纱在她每次吸气时微微凹陷，她冷漠地等着卧室卫生间开门，那个卓别林史料学者和一个生了黄疸一般面色蜡黄的年纪大一点的人已经走进了莫莉的卧室，但把门半开着，漠不关心地等着，她没有理会那个问她戴着面纱是为了在哪儿工作的外国学者，转身过去，很粗鲁地，大脑在头骨盒里起伏，像收藏空贝壳一样回忆每个细节，在优雅地掀起一角的面纱后面喝浑浊的果汁，看着半透明的面纱，而不是透过它往外看，对“极度畸形”的人来说，这就像把眼睛闭上以集中注意力听声音，让“最后一场派对”洗刷自己，在人群中优雅地穿过，有一两次几乎触碰到了，只能看到汹涌的白色，听着那些不戴面纱的年轻人品酒时那种混合的声音。
“这是个由技术构成的空间。”
“——镜头一开始对着雷明顿，穿着一身难看的祖父式的法兰绒西装，黑白，直接正面镜头，这种带点颗粒的黑白是布维尔教会他的，可以通过调整焦距来模仿某种老旧的超8胶片的感觉，直接的上半身镜头，他眼睛在看摄影机后面，完全没尝试掩盖自己在念台词的事实，单一的音调，说着‘很少有外国人认识到德语里的柏林人同时也是某种常见的果冻甜甜圈的公认代称，因此肯尼迪那句影响深远的“ichbeineinberliner”，日耳曼人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才愉快地做出回应’，这个时候他用手指按摩太阳穴，而他的助教把焦距调到双倍，这样这个巨大的——”
“我会誓死捍卫你犯错误的宪法权利，朋友，但在这件事上你——”
“他们以前没那么好看，但后来拉瑟福德说不要脸朝下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