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人真的这么觉得，”哈尔告诉肯特·布洛特，“最终，对训练的憎恨是训练的一部分。你以为施蒂特和德林特不知道我们洗完澡肯定会坐在这儿抱怨不停？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爱抱怨的和爱喊疼的只不过在这里做他们本就该做的事。”

“但我看着这些人，他们已经在这六年、七年、八年了，还在受折磨，在疼痛，在自我毁灭，真疲劳，跟我自己疲劳、受折磨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感到一种，怎么说呢，惶恐，这惶恐，七八年来我每天都看到这种不快乐，一天接着一天的疲劳与压力和遭罪继续在眼前铺展，为了什么，只为了哪怕一点有个职业生涯的可能，而我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感觉，秀场里的职业生涯只意味着更多的折磨，如果我的身体因为这里所有的疲劳战而承受了太多骨骼压力还能进到那儿的话。”

布洛特躺在地毯上——他们五个人都躺着——四肢张开，头枕着6号放映室里的双倍宽棉绒抱枕，生活行政楼的二楼有三个这样的小放映室，在更衣室上面两层，从主隧道过来则往上三层。这间放映室的新屏幕不仅大，而且极其高清；它挂在北墙上像大幅油画；它用的是冰冻芯片；房间里既没有电视电脑也没有电话机；这是有专门用途的地方，只有一台播放器和一个屏幕，以及带子；盒带播放器在屏幕下面小书架上第二层；其他层，以及其他几个书架上则摆满了比赛盒带、励志的和可视化教学盒带——因特雷斯、龙冈、玉石玉、网视。把盒带播放器连接到挂在墙上的屏幕右下角的电线如此之细，看起来像墙面上的白漆裂了一条缝。放映室没有窗，里面的空气十分憋闷。虽然屏幕上有图像的时候，看上去房间里有个窗户。

哈尔放上一盘没什么意思的可视化教学盒带，通常在“大伙伴”聚会时他们都累了的时候他会这么做。他把声音关掉，这样你听不见里面喋喋不休的旁白，但图像实在又亮又清晰。似乎画面都要从屏幕里跳到你身上。灰白头发，看上去备受摧残的斯坦·史密斯穿着过时的白衣白裤，站在球场的底线旁打着教科书一般的正手击球，一遍又一遍，都是一样的击球，他的腰部有点骨质疏松一般弯着，然而他的体格毫无缺陷，脚下的步伐教科书一般，且不费吹灰之力——流畅地转身，把重心向后倾，过时的威尔胜木质球拍在后方，直对背后的围栏；球过来之后，重心自然地转移到前腿，球拍和球正好在腰前的地方发生碰撞，前腿上的肌肉忽然变硬，而后腿则发送，眼睛盯准了球拍上印着的w字母——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学生经过年复一年的训练，知道不仅要看球，还要看球自转的路线，读来球的旋转方向——前腿的膝盖在重心进一步往前漂移的时候下降到鼓起的股四头肌下面一点的位置，后脚几乎是用闪闪发光的崭新球鞋的鞋尖踮着，完全不乱来也不动声色的随挥动作使得球拍杆最后正好停在他面容憔悴的脸正前方——史密斯的脸颊随着年龄增长已经凹陷，脸两侧崩塌了一般，双眼似乎从颧骨上方肿胀而出，一旦击球后呼吸时更是暴突，他看上去完全晒干了，在热烈的阳光下衰老，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个动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另一只手轻盈地举起，在面前抓住拍喉，这样他又一次回到准备开动的姿态。没一个浪费的动作，毫无自我的击打，没有故作姿态，没有神经质的小动作，甚至没有一点多余的手腕扭动。一遍又一遍，每一个正手击球融入下一个，一个循环，简直催眠，它也的确意在如此。如果打开声音的话，音轨里一遍又一遍说着同一句话：“不要想只要看不要知道只要行动。”你应该假装这是你在那个极度清晰的屏幕里面，做着流畅而无自我的击球动作。你应该消失在这个循环里，并把这种消失带到赛场上。孩子们四肢张开瘫软在地上，一动不动，下巴朝天，两只眼睛睁得大而无神，一种放松的、累趴了的温暖——地毯下面有适度的地暖。彼得·比克已经睁着眼睛睡着了，这似乎是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灌输给小一点的学生的奇特技能。奥林过去在家里的餐桌上也能睁着眼睛睡着。

哈尔的手指很长，呈浅棕色，因为刚才抹的安息香酊46还有点黏糊糊，交叉在他头底下的枕头上，可以罩住他的整个后脑勺，他看着斯坦·史密斯，眼皮也很重。“你觉得你会在17岁的时候也感到你现在一模一样的痛苦吗，肯特？”

肯特·布洛特球鞋上系着彩色鞋带，还挂着跳跳先生品牌的鞋带扣，哈尔觉得这极其天真和幼稚。

彼得·比克轻轻打着呼噜，嘴边一个小口水泡一鼓一缩。

“但布洛特你肯定想过这个：为什么他们还在这儿呢，如果每天都那么糟糕？”

“不是每天，”布洛特说，“但糟糕的时候很多。”

“他们在这儿，因为他们毕业的时候想要进入秀场呗。”英格索尔吸了吸鼻子说。“秀场”指的是atp巡回赛、旅行、奖金、赞助、出场费、比赛精彩片段出现在视频杂志上，大幅彩照出现在铜版纸杂志里。

“但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每20个出色的青年选手里只有一个能到那儿。能在那存活到最后的就更少了。其他人在卫星赛或者区域性比赛里半死不活，或者像那些俱乐部职业球员一样懒洋洋。甚至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成为律师或者教授。”哈尔缓缓地说。

“那他们可以留在这里，遭罪，最后拿个奖学金。至少上大学不要钱了。印着学校字母的免费白羊毛衫。那些上混校的女生可喜欢穿学校字母衣服的男生了。”

“肯特，可是那里除了韦恩和佩木利斯，根本没人需要这样的奖学金。佩木利斯只要自己想，凭考试成绩就能拿全奖。斯蒂斯的阿姨们能让他上任何他想上的学校，哪怕他不想打球。韦恩肯定是要去秀场的，他最多也就在北美组织高校体育协会打一年球。”布洛特的父亲是顶尖的耳鼻喉科肿瘤医生，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从有钱人的黏膜里切除肿瘤；布洛特有自己的信托基金，“这些都根本不是重点，你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喜欢打球，你是要说。”

斯坦·史密斯现在开始打反手了。

“他们当然肯定也喜欢里面的什么，英格索尔，但我们姑且认为这也不是肯特的意思。肯特的意思是刚才那间房间里的不堪。我自己跟同样这些人一起，在糟糕的训练以后经历过成百上千次这样牢骚满腹的抱怨时间段。在淋浴间，在桑拿房，在食堂。”

“在厕所里也一样发牢骚。”阿尔斯拉尼安说。

哈尔把手指从头发里抽出来。阿尔斯拉尼安身上总有一股怪异的、热狗一般的味道。“重点在于，这是种仪式。抱怨和喊疼。哪怕我们假设他们真难过得像他们说的那样，重点也在于，一旦认识到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都有一样的感觉。”

“重点在于在一起？”

“这时候是不是该响起中提琴声了，哈尔，如果这是关键所在的话？”

“英格索尔，我——”

比克天冷会发作的扁桃体炎让他时而醒过来，他发出了一阵咕哝声，眼睛短暂地往上翻，之后又回到了原处，好像在凝视什么东西一样。

哈尔想象着史密斯丝绒一般流畅的反手是他自己打出来的，他正慢动作把埃文·英格索尔抽打到对面的墙头。英格索尔的父母在罗得岛上创建了一种服务，你用电视电脑下单买食品杂货，然后有旅行车车队里的青少年将它们送到你面前，不用去超市。“重点在于，我们刚花了三个小时在严寒中挑战彼此，攻击对方，试着夺走对方在球队里的位置，试着防御对方的偷袭。不平等是这个系统不言自明的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方才知道自己的位置。约翰·韦恩在我之上，我在斯特拉克和肖之上，这两个人两年前都在我之上，但在特勒尔奇和沙赫特之下，现在他们在特勒尔奇之上，特勒尔奇就今天来说在弗里尔之上，而弗里尔又远远在沙赫特之上，他膝盖受伤，以及饱受克罗恩病纠缠，现在除了佩木利斯谁也打不过，他刚刚好还能在排位表上，坚持到现在真属于勇气可嘉。两个夏天之前，弗里尔在美国红土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上4比2打赢了我，现在他在b队，比我低5个位次，实际上是6个位次，如果特勒尔奇病好以后能打赢他的话。”

“我在布洛特之上。我在英格索尔之上。”伊德里斯·阿尔斯拉尼安点头。

“好吧布洛特只有10岁，伊德里斯。你在朱之下，他今年打得一般，在波萨尔斯维特之下。而布洛特在比克和英格索尔之下仅仅是因为年龄组别的划分。”

“我永远都知道我自己的位置。”英格索尔说。

网视公司剪辑这些可视化教学带的时候用了一种溶化的效果，把斯坦·史密斯的随挥无缝嫁接进了他下一个一模一样的一击的引拍动作，这个过渡有种薄纱一般的效果，如梦一般。哈尔挣扎着用胳膊肘撑起自己：

“我们都在各自的食物链上。我们所有人。这是项个人运动。欢迎来到真正的个人领地。我们在这里都是孤独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这种孤独。”

“eunibuspluram.”英格索尔想了想说。

哈尔一张张脸看过去。英格索尔的脸上几乎没有眉毛，脸不但圆，还布满灰尘一般的雀斑，像克拉克夫人做的面饼。“所以我们怎么能还在一起呢？我们怎么能成为朋友？英格索尔怎么能在伊德里斯在华盛顿港打单打比赛的时候为他加油，因为如果伊德里斯输掉比赛，他又能挑战他的位置了？”

“我可不需要他给我加油，我准备好了。”阿尔斯拉尼安龇出了虎牙。

“但我就是在说这个。我们怎么能成为朋友？即便我们都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打球，我们怎么能避免成为被动搅拌在一起的136个孤独的人？”

“你说的是社团的意义。这是个社团宣言。”

“我觉得是疏离感，”阿尔斯拉尼安说，身子翻滚到另一侧，为了显示他是在对英格索尔说话，“存在主义个人性，在西方话语里，经常被叫作唯我主义。”他的上嘴唇滑动在牙齿上下。

哈尔说：“一句话来说，我们讨论的是孤独。”

布洛特看上去马上要哭出来了。比克快速活动的眼球和轻微抖动的四肢显示他在做噩梦。布洛特生气地用手背揉着自已的鼻子。

“我想我的狗。”英格索尔让步了。

“啊。”哈尔用一只手肘支撑自己，为了能在空中举起手指，“啊。但你干吗不也注意一下我们在一起发牢骚一起喊疼的时候立刻就能形成的凝聚性呢。布洛特，你，肯特。这是你的问题。看上去像是施虐狂的事情，骨骼的压力和疲劳。遭罪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他们想要我们坐在一起抱怨。一起。在糟糕的下午比赛以后我们都能，不管如何短暂，感到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这是他们给我们的礼物。他们给我们开的药方。没有什么比一个共同的敌人更能让人团结的了。”

“德林特先生。”

“塔维斯博士。施蒂特。”

“德林特。沃森。纳瓦吉。索德。所有施蒂特的男打手和女打手们。”

“我恨他们！”布洛特哭了出来。

“你在这里待了那么久，难道还觉得这种恨是个巧合？”

“去买点头绪吧肯特·布洛特！”阿尔斯拉尼安说。

“最大号最经济包装的头绪，布洛特。”英格索尔加了一句。

比克坐了起来，说：“上帝啊别用钳子！”接着又倒了下去，口水泡泡还在。

哈尔装作不敢相信：“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施蒂特的整个工作团队在重要比赛到来之前的几个礼拜会脾气特别暴躁，特别施虐狂吗？”

英格索尔用一只胳膊肘撑着，面向布洛特：“华盛顿港的比赛。互依日。一周以后图森沃特伯格的比赛。他们要我们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布洛特。”

哈尔躺了下去，让史密斯自娱自乐的芭蕾放松他的面部肌肉：“放屁，英格索尔，我们本来状态就不能再好了。这才不是原因。这根本不是原因。从状态来说，谁也比不过我们。”

英格索尔：“普通北美小孩根本连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纳瓦吉这么说的。”

阿尔斯拉尼安指着自己的胸部：“28个引体向上。”

“重点在于，”哈尔轻轻说，“这已经无关身体了。身体上的这些都是有章可循的。他们要管的是我们的脑袋，孩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整个学校。如果能找到它设计的原理，对你的态度可能有帮助。他们总会给我们提供点仇恨的对象，在重要的比赛前，让我们一起恨得咬牙切齿。5月份，夏天巡回赛前那些实在让人筋疲力尽的训练。去澳大利亚前，圣诞节后的集训。11月的冰冻铁人三项，弄得我们集体感冒，肺功能都暂缓提升，必须很早就睡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自己可能讨厌k.b.弗里尔，或者（克制不了），埃文·英格索尔，或者珍妮·巴什。但我们都讨厌施蒂特的手下，加倍的训练赛，对文化课考试的完全不重视，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施压。那种孤独。但我们凑在一起，抱怨，忽然之间我们有了某种小团体的发泄方式。一个社团共同的声音。社团，埃文。唉，他们是真的狡猾。他们把自己拱手送给我们，变成我们讨厌的对象，仔细计算我们真正崩溃的点在哪儿，并永远把目标定在那之上一点，然后把我们打发到更衣室，在‘大伙伴’时段之前有个没有安排的45分钟。巧合？偶然的机缘？你们看到过这个系统里有哪怕一点点不够精确算计的时刻吗？”

“整个系统是我最讨厌的。”英格索尔说。

“他们什么都知道，”布洛特说，坐在尾骨上，稍稍摇动，“他们就想要我们待在一起抱怨。”

“哦，他们真狡猾。”英格索尔说。

哈尔一只手肘撑地，身体稍微蜷曲了一下，好给嘴里放一点科迪亚克嚼烟。他无法判断英格索尔是故作傲慢还是怎样。他躺在那儿，十分放松地想象史密斯把一个高球直接打到英格索尔的头盖骨上。几个礼拜前，哈尔已经对莱尔的诊断有所认识，莱尔认为哈尔认为英格索尔——一个聪明、温和但有时尖酸刻薄的孩子，长着张没眉毛也没什么特质的大脸，大拇指关节上一点褶皱都没有，看上去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柔弱、需要妈妈抱抱的好儿子——这孩子如此让哈尔反胃，是因为在他身上哈尔看到了自己的一部分，他无法接受的自己的一部分。但在和英格索尔同处一室的时候，哈尔从来没想到过这些。他只想诅咒他。

布洛特和阿尔斯拉尼安正看着他：“你没事吧？”

“他累了。”阿尔斯拉尼安说。

英格索尔轻轻拍打自己的肋骨。

今年这些日子，哈尔经常一个人悄悄抽高，如果到了晚餐时间他还没高，嘴里会充满口水——这是鲍勃·希望让人口水变干的某种反弹效果——他会开始流眼泪，好像刚刚打了个哈欠一样。那种无烟的烟草几乎一开始就是某种吐口水的借口，至少有些时候。哈尔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确极大程度上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有关孤独以及对某种具有架构性的“我们”的需要的说法，而这，和英格索尔带来的反胃以及嘴里的口水，让他又不舒服了，有一瞬间他在想为什么自己对秘密抽高的兴趣甚至，很可能，大过抽高本身。他总是觉得自己嘴边有某种线索，大脑皮层某种静了音的，无法触及的部分，之后他会感到很模糊的恶心，好像在搜索恶心的原因。另外，如果他不在晚餐前抽一根的话，会觉得胃疼，以至于没法在晚餐时间吃饱，之后，当他真的高了的时候，会饿得要命，不得不跑到父子商店里去买糖吃，不然的话，他只能点上murine牌眼药水，然后跑去校长办公室，和查·塔以及他妈妈一起吃顿晚餐，他吃得像个野兽一样，妈妈有时会说这在她心里引起一种本能的母性反应，让她高兴儿子能吃那么多，但这样的话，他总会在太阳没上山前就因为消化不良而醒过来。

“而这遭难似乎不那么孤单了。”布洛特说。

走廊两个转弯过去的另一头，在5号放映室里，屏幕在南面墙上，没打开，加拿大人约翰·韦恩身边是拉蒙特·朱、“瞌睡虫t.p.”彼得森、基兰·麦克纳和布莱恩·范弗莱克。

“他说的是发展某种网球绝技的概念。”朱对其他三个人说。他们印度式盘腿坐在地上，韦恩则背靠门站着，不断转着头，为了放松颈部。“他的整个想法是，朝真正的秀场那种层次的技巧发展是个缓慢、挫败的过程。也让人自卑。一个对脾性的要求超过对天赋的要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