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我，必须好好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我如果不做完作业就跑出去玩，回家后等待我的就是无尽的眼泪，她一直哭，哭得我心里都发毛。

“连你也不听我的话，我真不想活了。”

暗黄的灯光下，妈妈泪眼婆娑。那时爸爸已经搬出去和别人结婚了。

有时候我正在做作业，妈妈会在一边一直看着我。

“要是你爸爸在，他就会让你挺直腰板。”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我没法集中精神做作业了。”

“好好，我出去。”

等妈妈出去，我才感觉轻松。我怕她看着我的眼神随时可能变得悲伤，或者变得愤怒。我不记得那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总之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奇怪。像坐过山车，情绪不稳定。好的时候很好，但生气起来吓人得很。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没有！”

“我让你不要跟小梅在一起玩，她不是好孩子……”妈妈总是要扯一些不沾边的理由来限制我。

小梅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偷偷地在大院里摘一种不知名的红色的花，挤出红色的汁液染指甲，对着阳光看。小梅的发卡经常变化，只有一根橡皮筋的我好羡慕她。有天她还带来了她妈妈的淡粉色唇膏。

“这个颜色最浅，不会被发现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嘴上抹唇膏，看着彼此的脸哈哈大笑。

“我好看吗？”小梅说。

“好看。”我发自内心地说。她那么自信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能力。而我呢？我甚至不敢开口问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我已经知道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无意在衣柜的深处发现了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家里没人，我把门反锁，把连衣裙套在自己身上对着镜子欣赏。

连衣裙很宽松，我抓过妈妈的皮带系在自己腰上，微微隆起的胸部和细腰就这样清楚地显现出来。我试着把头发绑高，露出白白的脖颈。一切都是美好而又安静的。

突然间一阵拍门声，妈妈在外面大叫我的名字，那叫声尖利到可怕。我来不及把连衣裙脱掉就去开门，妈妈的脸色都变了：“你在干什么！”她过来摇我的肩膀，瞪着眼睛确认我的呼吸，好像我是个鬼魂。

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那么怕失去我。一股幸福感围绕了我，我们从没这样交流过感情。但不过几十秒后她就把我放开。

“你穿成这样，以为很好看吗？”她的眉头皱紧，盯着我的身体。

“我告诉你吧，一点都不好看！以后不许锁门！”她好像在后悔刚才给我了那一点点温情，报复性地要从我这里拿走更多。

我哭了。

现在，已经没有事情能让我哭。再难的事情都会过去，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孤独、丈夫出轨。再难的事情，都可以被解决，只要够努力。“接受不能被改变的”，是我常想起的一句话。它教我保持宽容和开放，把自己改变成适应环境的样子。凭着这样的信念我才走到今天，不然我要怎么办？

如果像妈妈一样抱怨、易怒、情绪不稳定，身边的人只会渐渐离我远去。爸爸就离开了妈妈，多年之后，我也离开了她。我尽孝道，花钱送礼，定时回去看她，但事实上我还是离开了她。

“子女本来就应该独立。”渡边说过。我想他说得对。他还说过夫妻也应该独立，所以我们一直在分摊生活开销和房租。

“这个月的水费是三千五百七十日元，你给我一千七百日元就好了。”渡边对数字很擅长，他把这个数字写在玄关的小黑板上以免我忘记。

“为什么你要出一半？”妈妈用中文问我。

“因为我们说好了要分摊……”我知道妈妈很难理解这种相处模式。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泡澡，是他每天在泡澡啊。那个用水最多。”妈妈说。

我这才想起我没有泡澡的习惯，是渡边每天泡澡，这个水费确实应该他多出。

“孩子生下来，尿布又算谁的钱？”妈妈继续问。

“我想应该是分摊吧。”

“你要全天照顾孩子，收入从哪里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妈妈再次戳中我的谎言。我说怀孕时翻译做个纪念其实也是因为需要钱来生活，没有安全感。

“她在说什么？”渡边用日语问我。我只能骗他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那天晚些时候，渡边出了门。妈妈跟我说：“你要提出你的要求。”我立即就明白她指的是我和渡边的生活花销问题。

“我又不是为了钱和他在一起的。”

“你要想想你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尊重，也想要爱，想被照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口。

“他连张书桌都不买给你。”

我的脸红到耳根。妈妈怎么能把这么大的罪名这么轻易地说出口？“你根本不好看”“他都不愿意为你学中文”“他连张书桌都不买给你”，一直以来妈妈眼里的我都是如此，不好，不值得被珍惜。

“你只是想要我跟你一起骂人而已！只想说自己被人怠慢、被人伤害，只想自怜而已！”我的声音颤抖，自己听起来都很陌生。这的确是很久以来我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我第一次把它说了出来。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你必须提出你的要求。”妈妈说完轻轻摇摇头，“你想要静静，对吧？我去超市逛逛，过会儿回来。”

我曾经跟妈妈说我不喜欢争执，和渡边偶尔吵架的时候只希望两个人在空间上暂时分开，彼此冷静一下。没想到妈妈记得。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考虑我在怀孕，这次她来东京，对我明显变得宽容了很多，很容易就会被我说服，还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比如我跟她说我晚饭不要吃白米饭了，因为容易胖，而婴儿的营养主要来自蛋白质，我晚饭只吃青菜和肉类，对此她没有追问就答应了。再比如她最近不再去超市立即回家，而是“在附近转转”。据她说她发现了几个小公园，乘凉很舒服。

妈妈走后，客厅里只留我一个人，我又想起来那些小时候的日子，害怕、孤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这样的人，不好看，小地方出身，只会学习的书呆子，也可以跟男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吗？如果我连提出自己的要求都不敢，或者甚至我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我还能保护我的孩子吗？

天要黑了，渡边发来信息，说晚上会工作到很晚。我习惯性地回复了个“好”之后，突然发觉距离妈妈出去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往常她多则一个多小时就会回来的。我有种不好的感觉，拿了外套和钱包就出去找她。

在家附近的超市找了一圈，没有她的影子。我心里焦急，表面镇定地捂着肚子在周围的几个小公园继续找。在离家走路大概十五分钟的一个小公园，我远远就看到了她。天已经黑了大半，她坐在路灯下的长凳上，背对着我，但我一眼就看出是她，因为她穿着“中国人会穿的那种衣服”，和我在日本买的都不一样的那种。我看到她的双手抱着额头，像是一场消除头痛的仪式似的。我想起她曾经在我小时候给我说的那些风水故事，被下咒语的老婆婆，奇怪的房子，但只有零星碎片，想不起内容了。当我自己可以看懂文学名著后，我早把那些扔到破角落里了。

我想过去，质问她怎么还不回家，但我始终迈不出那一步。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直到我发现天完全黑了，她的身影轮廓在光影中清晰可见，我这才注意到她在哭。她的肩膀在抽动。她的双手捂着自己的双眼。

我感到一阵难过，因为我和她血肉相连。随即，我想起一件关于自己的事。

那是十年前，我刚到东京没几天。说是东京，其实房子租在东京都之外的埼玉县，那里相对房租便宜，交通也算方便。我在一个中国人房屋中介那里找的房子，因为我那时我几乎不会任何日语。我还在中介那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

我兴奋地骑着自行车在家附近探险，哪里有便利店，哪里有公车站，我都想搞清楚。骑车在附近转了几天后，那天我又骑车出去，只不过出门时已经是傍晚。我顺着已经熟悉的小路骑，但十分钟后我傻眼了，天黑了，我记得的路标都不见了。硬着头皮继续骑，却感觉越来越陌生，我不禁想到自己是不是骑到了一条从没来过的路。

那时我的手机还没办好，没有网络，查不了地图。

我不敢停下来，怕别人像看可疑分子一样看我，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再骑到下个路口看看，说不定就认识了。但理智告诉我，这样只会离家越来越远。

那里不是繁华的东京，住宅区里没有亮灯的店铺。我昂着头骑着那辆二手自行车，眼泪迎风从嘴边滑落。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想要生活下去注定要吃很多苦。

最后我骑到了一个警察岗，把我的住址写在纸上给他看——我不会说日语，就像个哑巴。

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因为迷路了才在小公园里哭的。而如果我错过了现在，就代表我们以后都不会有机会再谈起这件事了。

明明有太多事情我们应该谈，但我们都在回避。

比如她给我的伤害，她知道吗？因为她在我的印象里总是挑剔、总是消极、总是抱怨，所以我不擅长和人相处，也害怕和人亲密。正是在我怀孕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在孕育一个生命之后，我才开始想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