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过去的事情让我精神恍惚，有些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成了谜团，有些记忆明显出了破绽，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好像是在一瞬间变化的，一切发生得太快。但这怎么可能？我问我自己。我怎么会一点都没觉察到危险在靠近，我怎么会忘记多个心眼呢？

萧岗村的快乐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那也正是做孕妇该有的生活——心情舒畅，亲近自然。尤其是当我知道政策在放宽，城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计划生育政策即将结束。村里不止我一个躲着等生产的孕妇，其他五六个孕妇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傍晚在麦地头坐着聊天，其中一个孕妇就要临盆了，她激动地告诉我们，她生完就要回城里了，丈夫都算好日子来接她了。

我们的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期待，大家算着自己的预产期，我还记得有个肚子还不明显的孕妇叫芬如，她说：“说不定到我生的时候，就没有计划生育了，我就回城里生啦。”

大家互相打气，至少在那时都相信事情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我和光辉每周都通信，就像毛毛出生前他在外地进修时那样。从今天吃了什么，到身边发生的有意思的事，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对方。有天我的信里写道：我第一次看到了小麦，小孩很馋，大人把小麦在火上轻轻一烤，吹凉后给小孩，拨开麦穗被烤焦的外壳，里面的小麦胚很香。光辉的回信说：看来有人已经吃过了，不然怎么知道很香呢？我还记得在偏房的床上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脸颊一红，他在逗趣我呢。我们是经熟人介绍相亲结婚，彼此都是初恋，甚至没有说过爱这一类的字眼，但这种温情的时刻对我来说足够了。

最让我脸红心跳的一封信，光辉写道：要不是这里的工作太忙我走不掉，真想立即去萧岗村陪你和毛毛，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待产，实在是心疼。他在用他的语言说他想念我，而我也把我的想念回信给他：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会多么高兴呀。

还有一次，光辉的信很长，他说还想考个在职硕士，虽然当时大学生已经够稀少的了，他还是想更出类拔萃。在信里，他分析了省城的两所院校的招生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某某大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信的末尾他还说，如果你也去进修，回校后就能更被器重。我被他的进取精神感动，告诉他我也会努力的。

光辉不仅是我的孩子的爸爸，也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爱人。不管后来我们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日子。

来到萧岗村一个月后，有天舅舅急匆匆回家后就把门锁死了。舅母问他怎么了，他低声说：“城里来人检查了。”

我一时没理解他的意思，再听他和舅母吩咐让我和毛毛都不要出门，不要和人交谈，我才明白：我是被检查的对象。

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我虽然很害怕，但心里总有侥幸，大概是村民不会告发我们，我们和村民关系都很好。再说了，就算发现我们又怎么样？我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于是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件事一笔带过：舅舅说城里来人检查了，我想应该只是走个形式。要开除就开除我一个人吧，我可以到农村当老师，积累经验。

我现在回想起这些，都难以接受我当时竟然是那么天真。但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能和光辉分享全部，和毛毛、肚子里的川川过着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怎么可能不天真？

舅母回邻村的娘家两天，走时嘱咐我连晚上也不要出门。家里三道门反锁，毛毛一直闹脾气。

“妈妈，走。”毛毛拉我的衣袖，她往门口走，我就把她抱回床上，她又往门口走，我再抱回来，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后她哇哇大哭。我怕她哭了被路过的人听到，就一遍遍给她唱儿歌，讲故事，牵着她的手在狭窄的偏房里走来走去，吸引她的注意力直到她困了要睡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也许是两个星期吧。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段足不出户的日子写得很喜剧，我告诉他我和毛毛已经用脚丈量了舅舅家的每寸土地，现在这个家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舅舅有时候会带回家一点新的消息，“风声紧了”“听说成立了专门小组，有妇联的人管”“说不定过几天就没人在意了”。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舅舅说来安慰我的，可能舅舅自己也不知道吧。

有天舅舅回家说：“听说有个孕妇生了。”

我很高兴，一定是那个上次见面时快要临盆的那个人，算日子差不多。听舅舅说，是个女孩，健健康康，母女已经一起回城里了。我又充满了期待。

因为不能出门，毛毛一直在翻一本破破的童话书，已经不记得给她念了多少遍了，同样的内容每次她都听得聚精会神，我累了靠在一边的时候，她还在一个人看那些她完全不认识的字，不哭不闹，好像被字吸了进去，小小的手指摸着那些天书。后来我经常想，她喜欢读书、文学是不是和这个经历也有关？我脑子里全是什么时候能顺利带着他们回城里的想象，无暇顾及她那么小的心里承受了什么，她只能一个人面对沉默的书籍，在那里面交朋友。这也是我后悔的。

我生活在舅舅家的偏房里，每天获取一点不准确的小道消息，在忧心忡忡和满怀期待中徘徊，度过了我的孕晚期。舅母信佛，每天早晚为我祈祷两次，希望我能顺利生下来，不要受罪。我已经把丢工作的事情想好了，丢就丢吧，我要生下来，就像我说的，怎么可能有母亲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工作又算什么，我生毛毛的时候命都可以不要的啊。我和光辉写信说到这个时，他的回信说，他赞成我的想法。

就快到预产期的一个晚上，三更半夜有人来咣咣咣砸门。我把偏房门锁紧，抱着毛毛不敢发出声音。我知道是检查的人来了。不止一处响起了同样的砸门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狗叫声，锅碗瓢盆被打翻的声音，最脏的骂声，一切都在深夜里那么刺耳。如今过去那么多年我想起来还是会颤抖不已。

我把毛毛紧紧抱在怀里，可能因为太过害怕，毛毛竟然没有哭，而是睁大了眼睛看着门那边。突然一阵踹门声，我上的锁头掉在地上，手电筒的强烈光线照在我脸上，好像我是个罪大恶极的混蛋。紧接着，几个妇女过来拉我的胳膊，两个男人抬我的腿，四肢被分开，我圆滚滚的肚子朝上撅着一览无余。我本能要挣扎，鱼死网破地要我的自由，但我立即顺从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妈妈，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怕他们把我扔在地上。于是我任凭他们把我抬走。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也许只有几分钟时间。

我听到一个像是很有文化的妇女在跟我舅舅解释：“我们只是暂时统计人数。明天到妇联来接她就行了。”我还听到毛毛哭着喊：“妈！妈！”那时候我没法顾及她，听着她的哭声我的眼泪也一直不停掉。不可思议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清醒地提醒自己：保持平静，千万不要伤到肚里的孩子。我深呼吸，咸咸的眼泪灌到了嘴巴里。

那一晚我在“妇联”过夜，我们都叫它红房子，因为房顶尖儿是红色的。和我一起被用平板车拉来的还有四个孕妇，其中就有那个芬如。她最年轻，肚子也最小。

地上铺着两床被子，自称妇联小组负责人的妇女让我们挤一挤，凑合一晚。大家都在哭，只有芬如咬着嘴唇说：“不要哭，哭就是输了。”

我的肚子看起来是最大的。其他几个孕妇都给我让位置，让我姿势能舒服点。

“她们还是人吗？这样对快要生的孕妇。”

“真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

后来没人说话了，黑暗里大家都抽泣着。我一夜都没睡着，因为惊吓过度，也因为对将要发生什么完全失去了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