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有人来把我们五个孕妇分开，带到不同的小屋子里去。分开管理，让我们的恐惧更深。
“等着家属来接吧。”那人说。
舅母来接我的时候，带了家里的储蓄：五百块钱。想塞给妇联的人，妇联的人拒绝：“你们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钱的问题。”
舅母大字不识一个，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辈子在耕田。被这么一说眼泪不停流，问那人该怎么办，舅母一定在想，要跪下也行，要怎么都行。但那人只是骄傲地看着舅母，好像是在看一个低等动物，不屑于和她多解释一句。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一切不是他能决定的，他也只是在等别人来传递给他一个消息，然后他再行动，只不过现在被困的不是他，只是这一点就足够他高高在上。
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自己读书受教育，学一些美德，但从没看过人能有那样的眼神，那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某种精明的动物的眼神，一种掌控其他生命时的残忍眼神。我感到悲哀。我所相信的、我的天真正在一点点被击碎。我感到一种绝对力量在朝我涌来。
“让你直系亲属来接你。”那人扔下这句话就走了。他和其他几个妇联的人一起在门口吃着早点，喝着热乎乎的汤。我看着舅母把五百块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再把手帕塞到袜子里，最后把鞋穿上。她侧过脸抹了抹眼泪，挤出了个笑脸给我：“夜里你舅舅就去城里送信了，这会儿毛毛爸和毛毛奶奶已经在路上了，你别急啊。”
舅母一辈子信佛，吃斋念经，种地耕田，对人极其善良。但她一生没有生育，村里诊所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为此被人指着后背骂了半辈子。毛毛奶奶来红房子接我的时候说得很难听：“一个孕妇，住在生不出娃的家里，真晦气。”
毛毛奶奶是大小姐，没干过粗活，看不起农民。她哪知道舅母平时对我很亲，有肉都让给我吃，自己啃菜帮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川川在肚里踢我，舅母摸着我的肚子热泪盈眶，我知道她也想有个孩子，她心里很苦。就为这个事，我也不会原谅毛毛奶奶。
三年后舅母来城里找过我，她说在县医院看病，医生说她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压迫视神经，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明。我问她要不要手术，我借钱给她，她说手术风险很大，万一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今年的稻子还没插完。在我家客厅聊着，她的眼泪像断线一样不停流，她问我：“蓉蓉，都说好人一生平安，我做错了什么？”我说不出话，只能把当时家里的米花糖都包起来让她带走，我知道她最喜欢吃甜的。就在当年年底，她因为脑癌突然恶化去世了。听到消息时我哭了，我跟毛毛说萧岗村的舅姥姥去世了，毛毛扑闪着长睫毛满脸困惑，她不记得了。
至于光辉，我想我们的分歧点正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当我第一次在红房子里过夜时，还在心里想过应该怎么跟光辉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这里的房顶是红色的。”太过冷静。“我们几个孕妇后来都不敢说话了，真的很害怕。”太轻描淡写了。“舅母哭了，我也哭了。”那又怎样呢？我第一次感觉到无法和光辉共有一段经历，无法描述我的心情，以及一件事在客观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继续说红房子的事吧。第二天中午，毛毛爸爸和奶奶来接了我，把我送回舅舅家，毛毛正在偏房的床上睡觉。我听到她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在做一个噩梦。我躺在她身边，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没多久她就安静下来了。
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没有时间给我多想。两天之后我在萧岗村村卫生室生下了川川，七斤半的大胖小子，乖得不得了，眉眼跟毛毛一模一样。当我能坐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光辉写信：我们母子平安，数着回家的日子。
农村条件比城里更艰苦，但都能忍受。我记得舅母给我带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我产后一点力气都没有，咬不动，看着可馋了。舅母想法子借了一个大碗，一个铁勺，把切成块的苹果硬生生磨成了汁给我喝，真甜。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的果汁。
出院那天，舅母跟我说隔壁运进来一个孕妇。透过墙壁，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抽泣到哭得撕心裂肺。
给我接生的卫生员说那是芬如，她因为不满六个月所以要被强制引产，这是新的规定。
引产，不是流产。因为肚里的孩子已经成形了，所以没法流掉，只能喂孕妇吃一种药，毒死肚子里的孩子，再把孩子的尸体取出来。卫生员这样跟我解释。她说芬如的孩子已经死了，她们现在要把那个尸体取出来。
“都已经死了，只能取出来，还能怎么办嘛。”我听到墙壁那边一个妇女冷静地说道。
这句话之后，芬如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也许是我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自己听到了不锈钢器械碰撞的声音、拉帘子的声音，但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害怕得要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离开这儿。
抱着川川走出卫生室的时候我腿直发软，不仅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川川能活下来只是一个偶然，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幸福。那个时代，如果有一张纸上宣布怀孕超过六个月的人可以生下来，而六个月以下的必须引产，我又怎么不可能是不幸的那个呢？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一阵风，都可以轻轻改变我的命运，就像改变芬如的命运一样。我们都一样，等着所谓的风声、政策、消息，哪怕它没有理由、没有定论、随时会变。芬如生下了被杀死的孩子，我只不过比她运气好一点而已。
我从没这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在等着命运来光顾。
偏房有锁，但我已经知道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踹开。一种不安全感始终漂浮在空气里，尽管如此，川川的存在还是让我感觉很幸福。舅母给川川做小衣服，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整个家里都变得热闹。
“川川是天使。带给我们所有人笑脸和幸福，这不是天使是什么？”舅母连做饭时都背着川川，川川在她背后咯咯笑。
回城的日子一拖再拖，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妇联工作的熟人，她说了实情：“现在城里抓得正紧，回不去。”
我咬咬牙说工作我不要了，辞了。还有女儿和丈夫在等着我们呢。
熟人说，现在回去丢工作还是小事，川川上不了户口，一辈子黑户怎么办？听说成了黑户之后就不能正常上学，只能像个鬼影子一样活着。还有毛毛，因为有个超生的弟弟而被人歧视怎么办？“你们得为两个孩子想想，不要逆风而行。”
我和光辉最终决定再避避风头，看看事态发展。毛毛先跟着他回城，我和川川晚些再回去。
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川川，每天都精疲力尽，但还是睡不着，失眠，想着要是毛毛也在就好了，不知道毛毛一个人睡觉有没有做噩梦，有没有哭，光辉工作忙，谁给她读童话书？做妈妈，真的是要把心都挂在外面的。
我依旧在舅舅家的偏房里生活，只不过收起了刚来萧岗村时那份愚蠢的天真。我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祈祷着我的命运，就像终生未能生育的舅母想要一个孩子一样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