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是在怀孕时完成的——以后我就可以骄傲地讲这个话。这个工作来得很突然，我国内的研究生导师推荐我翻译一本日语小说，她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怀孕。我几乎没多想就接下了这个工作，尽管报酬少得可怜。

我们住进这个房子时，并没有考虑我工作的情形。所以至今我一直在客厅饭桌上工作，吃饭时再把电脑移开。

妈妈看到后说：“你应该买张书桌，一把椅子。”

我哑然失笑，我们三十平的套房，哪还能放得下一套桌椅？

“把沙发处理掉就行了，反正也没人坐。”妈妈说。

也许这事她说得对，只不过我懒得重新布置，以及我知道渡边不会喜欢这个决定。

正如我所说，在和渡边结婚后我就辞掉了工作，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因为渡边希望我能在家里，也因为这是日本社会上最常见的一种选择。

我们都没有奢侈的消费，所以生活不成问题。我告诉自己，不用像妈妈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也许是我的幸运。我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时间。

我看看书，做做家务，骑自行车去好几个超市比价，精挑细选购物。有时百般无聊，在家一看就是半天电视。

跟妈妈打电话，她偶尔会在我聊得起劲时说：“我要去上班了，挂了。”那时我才记起我又做了一个和她相反的选择，继续过着和她不同的生活。

就像她总能从我的选择中挑出毛病一样，我不工作，也是她不喜欢的。当然，她不会直接说。但我能感觉到。比如，她会说：“那个谁谁整天无所事事，我就不愿意退休，退休了我做什么呢？我不在，那几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典型的自大，大包大揽，人家巴不得她“能者多劳”多干点活呢，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对于这些我无法反驳，因为她不会留下把柄，她把事情说得完全和我无关。

只有一次她不够精心，说了一句“你整天在家不无聊吗”？我立即抓住机会，跟她辩驳有多少女人想要这样整天在家的生活而得不到，而我得到了她为什么不能真诚地表示赞许呢？

现在我已经忘记那场对话是怎么结束的了，但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和渡边有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吵。起因是我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问了他一个不认识的日语单词。凭着对上下文的理解我大概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跟渡边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说了两句后他突然大怒，说我总是影响他看电视，很烦。我呆在那里，他用了“总是”这个词，说明他已经忍我很久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真的习惯性问他太多了，他又不是辞典，他怎么能跟我解释得那么准确呢？就只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吗？如果他总是问我中文词语的意思，我又能回答得上多少呢？我难道不会烦吗？

我脸颊通红地跑去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感觉呼吸急促，这件事让我又羞又恨。当我调整好一个计算过的笑脸再平复了心情，准备出去和渡边道歉时，发现他就站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表情严肃。

“你是不是在家无聊？”

我呆在那里。同一天，他和妈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妈妈用中文，他用日语。

而我没法用日语给他回答出和给妈妈同样的答案，诸如许多女人想要这样的生活而得不到，他为什么不能赞许之类。我发现之前的那个答案是糊弄妈妈的，而真正的答案我根本没有。

我更害怕去想的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件事归结为“我在家无聊”。

我用词不达意的日语和他大吵大闹，只因为我恼羞成怒。我以为我在家是他的愿望，没想到我好像也不了解他。

“如果你想工作，我当然是支持的。”他把球踢给了我。这是他擅长的玩法，理解、支持、尊重，他都挂在嘴上，占据道德高地，这样我的选择结果就与他无关，如果我错了我就得自己承担。

“什么你都支持，什么都是你对。”

“你想把错怪在我身上，我可不愿意。”

我们把话扯得越来越远，战火升级。最后他提出一个说法，说我们有了孩子就会好。注意力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我们都会成熟很多，整个家庭都会不一样。我想他说得对。得知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又有了一次新的机会和他重新开始。

当我告诉渡边我要翻译一本书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奇怪，他解释道如果需要钱可以告诉他。我说我觉得可以给孕期留个特别的纪念，他笑了：“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去照一张孕肚照。”

“我是认真的。”

“你确定你可以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可以把他的“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一是我孕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支撑我每天按部就班完成进度，如约交稿；二是我的日语水平够不够格。

这两个意思我都没法自信满满地给出肯定的答案，所以我说：“差不多吧。”

渡边喜欢纠正我的日语口音，尽管我相信即便有一点口音也不影响其他日本人能理解我的话的意思。

“但你可以理解对吧？”

“但这样发音听起来更地道。”

我用错了一个词，他会立即指正：“你是不是把这两个词搞混淆了。”

作为律师，渡边的口才和逻辑都是一流的，我们讨论事情总是他最终胜出，我曾开玩笑说他如果用中文和我辩论一定会一败涂地，但他严肃地说这和语言无关。怎么可能无关？他只会日语这一种语言，怎么可能知道用非母语和母语完全是不同的表达？但我懒得再去争。

还有一次我打电话预约餐厅，挂了电话后他告诉我，第一句应该说什么，我说的意思虽然没问题，但一秒就会被认出不是日本人。

我知道渡边是为我好，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掌握熟练的日语，在工作上有极大的优势，虽然我把工作辞掉了，但那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妻子、妈妈的形象。

那个形象太鲜明，是我从小一点点堆积起来的：温柔、慢声细语、不轻易指责伴侣、考虑对方感受、始终挂着微笑。

我把这几点特质总结出来才发现，这是妈妈的对立面。

我想成为的，就是和妈妈完全相反的人。

我很少生气、大怒。渡边说我是冷暴力。冷暴力又怎么样？热暴力无疑更糟糕。两个发誓要一起度过一生不离不弃的人，在彼此面前暴露出最丑陋的嘴脸，用最尖刻的话来指责对方，哭天喊地，丢人现眼。我自从记事起就知道，不可能有比这个更糟的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尖利的叫声混杂着玻璃碎掉的声音。爸爸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妈妈像疯了一样追上去敲门，坐在地上哭。她哭得那么伤心，好像爸爸做了天打雷劈的坏事。但其实事情起因只是爸爸下班忘记买一瓶醋回来。

我听着他们从醋吵到家务分工，又吵到工资的事，最终失去了所指，成了一团热气腾腾的怒气。语言是如何被误解、被扭曲、被滥用，最终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这些我都被迫学到了。我后来的专业，对文字的敏感度训练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另外一方面，我也形成了发生冲突时刻意沉默的性格。

我害怕变成妈妈那样的人，她把别人的好意踩在脚底下伤害，挑剔别人献给她的一片真心，让人心灰意冷。我看着爸爸一开始还会安慰她几句，后来无可奈何地把门锁上，最终离开了家，不再爱她，而是和别人再结连理。我怎么可能恨爸爸？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能走是他的幸运。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的性格就被这样决定了。所以在婚前当渡边跟我坦承他出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没有大闹。

“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会做个好丈夫的。”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她叫什么？”

“这不重要。”

“她叫什么？”为什么他不肯回答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古井纯子。”

“我知道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渡边说，我有时候对他很冷淡，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似乎想把这个作为他出轨的理由，告诉我是我逼得他无路可走非常可怜。他想让我认识到他犯错我也有责任，是我没有做个好伴侣，给他足够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