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宫城县农业高中邂逅“海啸钢琴”
与韩国的交流
2011年，我的活动从1月9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音乐会开始。曾在专辑chasm先行发售的单曲“undercooled”（2004）中合作过的韩国说唱歌手mcsniper是这场音乐会的嘉宾，在观众要求返场时，我们俩第一次同台演奏了这首曲子。我还记得观众被他的炽热能量感染，现场热浪沸腾的景象。
这一天的公演在ustream上进行了直播，并在以日本国内为主的400处场地进行了公共观影转播。2010年我在北美的独奏巡回演出，以及与大贯妙子合作的“utau”巡回演出，都曾在ustream上免费播出过，我在西雅图演出时，在“推特”上和我有过交流的日本微软前会长古川享和多媒体创意者平野友康特意赶到现场，为演奏会的转播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演奏会的直播，这些年直播用到的器材越来越便宜和轻便，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技术给时代带来的变化。尽管直播的音质并不是很好，但看到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发推文说“想去现场看真正的演奏会”“想要亲身体验那样的氛围”，我也十分高兴。
在韩国举办音乐会的时候，《音乐即自由》已经在韩国出版，签售会上排起了长龙。除了年长的男性，还有好多年轻的女性也来参加签售，这让我有些吃惊。在日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了。我还收到了好多粉丝的来信和礼物，甚至有人还画了我的肖像画。他们跨越了所谓的“日本人”“韩国人”的国籍界限，支持同为亚洲人的我，让我感觉很温暖。有人告诉我：“您为《末代皇帝》创作的音乐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您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亚洲音乐家，我为您感到骄傲！”我在纽约的时候，也常常感受到来自亚洲的支持，在美国的演奏会有很多亚裔观众来观看，我非常感谢他们能把我当成亚洲同胞来支持。
顺便一提，我也曾经收到一位中国高中女孩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在中国也能看到《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了，我看完之后很感动。但大卫·鲍伊先生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要做您的粉丝。”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为现在仍能获得年轻一代的关注而感到非常荣幸。
我第一次在韩国举办音乐会，是在日韩世界杯比赛前，也就是2000年。“二战”后李承晚政权对日本流行文化进行的持续限制刚有所缓和，我应该是限制令解除后在韩国举办音乐会的第二个日本人。当时，三星和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开始崛起，韩国经济的势头快要超过日本，我想许多韩国人精神振奋，觉得“马上就要打败宿敌日本！接下来是我们的上升期了！”吧——接下来发生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尽管如此，当我们在韩国与当地合作的音乐同行们聊天，称赞韩国的迅速发展时，他们会马上说：“不不，在文化发展上韩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日本学习。”他们的谦虚、冷静和看待事物的平衡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过去了，现在以“防弹少年团”（bts）和韩国电影《寄生虫》为代表的“韩流”（韩国流行文化）正在席卷全球。我自己也是一个“韩流”爱好者，从“韩流”电视剧鼻祖《冬季恋歌》开始，再到后来的《大长今》《阳光先生》，我沉迷于韩剧，现在也经常在“网飞”（netflix）上追剧。
韩国在1980年发生了“光州事件”。那是光州市民发起的抗议当局“戒严令”的斗争，尽管在与警察、军队的冲突中造成了大量伤亡，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我只是听到一些传言，说“韩国正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有“光州事件”，老实说我在1981年因为杂志的工作第一次访问韩国时有点紧张。但我踏上首尔的街道时十分惊讶。乍一看，这座城市的风貌与东京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街头的文字从日语变成了韩语。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之中，穿越时空造访了另一个星球。首尔的气氛，与我去过的拥有亚洲都市独特热情的中国香港或马尼拉又略有不同。当我走在首尔的小巷里，迎面走过来的人看起来都像是我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比如山田君或是小林君。东京和首尔这两座城市如同双生子一般，只是语言不同，真的很奇妙，这种感觉让我很难忘。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还在实施戒严令，凌晨0点至4点之间点禁止在街上活动。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到了晚上，我住的酒店大厅里总有韩国女士等着和日本大叔进行交涉，达成一致后，他们便一起消失在酒店的房间里。那时就是这样的时代。
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了天妇罗的摊位，不禁喃喃自语，“是天妇罗啊”，老板娘便对我怒吼：“不就是你们的父辈带到韩国来的吗？”我当下呆若木鸡，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道歉。加害者总是很快就会忘记，但被害者会世世代代记得受压迫的事实。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我一直对日本和东亚的历史很感兴趣。
我结交的第一位韩国友人，是中上健次介绍的韩国音乐团体“四物游戏”的创始人金德洙。他是长鼓演奏者，我们是同龄人，所以很快就熟悉了起来。长鼓是朝鲜半岛的传统乐器，近似日本的太鼓。金德洙的伴侣是在日韩国人利惠女士，她是韩国传统舞蹈老师。我每次去首尔几乎都会与他们见面。
2011年的音乐会结束后，我从首尔回到了纽约，那年春天又因为别的工作在东京停留。然后，那一天来临了。
“3·11”东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是三池崇史导演的电影《一命》的电影原声录音日。当地时间14点46分，我正在东京青山的victorstudio为录音做准备，突然感到脚下地板一阵剧烈摇晃。那一瞬间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出于音乐家可悲的职业本能，我马上先摁住了昂贵的麦克风，而不是先躲到桌子下面。虽然我出生和成长在东京，在此之前也经历过好几次地震，但这一次地震的震感明显和以往不同。剧烈的摇晃持续了5分钟以上，余震不断，我下意识地感到事态非常严重。
第二次猛烈的余震平息之后，我们先完成了迟来的村治佳织的录音工作，便从青山的录音棚驱车前往六本木的酒店。一路上拥堵不堪，完全无法移动。我在车里无意中侧头看向人行道，头戴白色安全帽的女职员们都在朝涩谷的方向行走。可能这个说法很不恰当，那种情形下感觉哥斯拉随时会出现，就像是特摄电影中描绘的场景，一点也不真实。但作为首都的东京一旦发生直下型地震，紧急车辆根本就无法在拥堵的马路上行驶，只能任由火灾蔓延，想象这个场景就让我心生恐惧。最后，从青山到六本木的车程整整有三个钟头，为什么不走路简直是个谜，走路的话，大概只需要40分钟吧。
到达酒店时，大堂里已经坐满了避难者，每个人都得到了水和毛毯。幸运的是当天我刚好预定了酒店的房间，不过电车停运，应该有不少人因为无法回家滞留在酒店大堂过夜。村治女士也因为当晚无法回家，住在了酒店里。
第二天一早，新闻就报道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由于海啸失去电源，随时都可能发生氢气爆炸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后来得知福岛核电站在地震当天就已经发生熔毁，我们赶紧去找能抑制辐射的碘剂，却发现已经无处可买。很可能在那个时候，碘剂就已经全部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了。当时我们无计可施，准备紧急撤离到日本的西部，但在查询酒店的空房时却发现，整个日本除了冲绳，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没有空房。
在这期间，3月12日下午的核电站1号机、3月14日的3号机、3月15日的4号机相继发生氢气爆炸。我从20世纪90年代就一直致力于关注环境问题，2006年发起了“stoprokkasho”项目，呼吁社会关注核能发电的危险性，但此刻，我目睹了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景发生。
因为暂时无法离开日本，我留在东京完成了《一命》电影原声音乐的录音工作后，从成田机场飞往美国应该是3月20日以后了。通常情况下，飞往纽约的航班会直接从成田机场向北方的堪察加半岛方向飞行，但核电站事故之后，航班似乎为了避免飞过福岛县上空，而直接向东飞往夏威夷。我拍下了机内显示器上的航线照片。
回到纽约后，我于4月9日参加了临时策划的东日本大地震慈善音乐会。在这次演出中我只有30分钟的表演时间，但还是尽可能地做了许多尝试。
首先，在纽约活动的舞蹈家山口真世（mayomiwayamaguchi）演绎了表达哀悼之意的能乐曲《江口》，为了配合她的舞蹈，我有一段即兴钢琴演奏。同时，我播放了大友良英从日本寄来的用“备长炭”燃烧发出的声音制作而成的噪声音乐，以及由大卫·西尔文朗诵的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父亲）的几首诗歌。接下来，我对合作过好几次专辑制作的友人、音乐家克里斯蒂安·芬奈斯制作的电子音源进行了混音。最后，我与美籍日裔小提琴家安妮·秋子·梅耶斯合作了二重奏，演奏了卓别林的《微笑》。这是我和真世、梅耶斯的第一次合作，但作为拥有相同的日本文化背景的人，我们都有着为受灾地区做些事情的愿望。演出时间短暂，但非常充实。
在灾区体验到的无力感
日本的状况仍然让人担忧，但4月我还是前往德国与卡斯滕·尼古拉举行了欧洲巡演，巡演从5月持续到6月。巡演名称基于我们合作的专辑summvs（2011），取了专辑的首字母称为“stour”。乐队成员多是天生冷幽默的英国人，大家彼此熟悉，在一起总是非常愉快。
我在第一回介绍了我的好朋友卡斯滕。不久前，他担心因为癌症治疗住院的我，发短信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于是我效仿歌德，给他回复说：“给我更多的光吧！”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卡斯滕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打开信封，是他自己制作的信笺，上面满是他画的水彩画，还有鼓舞我的艺术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家伙。
当时，卡斯滕住在柏林的米特区，这个曾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地区残留着独特的社会主义气息。据说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这里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许多年轻人会去的舞厅和酒吧。在21世纪初，米特区成了柏林当代文化的中心。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白天看起来像是一条妈妈们会推着婴儿车漫步的宁静街道。但到了晚上，当你走进逼仄的小巷，走进门口没有任何招牌、半毁坏的古怪大楼深处时，眼前会惊喜地出现一个宽敞的俱乐部空间。这里每周营业的时间并不固定，年轻人也只是随意地聚在这里玩而已。当时这一带便是这样的氛围。
卡斯滕带我去的酒吧也很有趣。这里看起来像废墟，没有椅子，老板会粗鲁地说：“用地板上乱放的‘大屁股电视机’当凳子！”后来我才听说，这家酒吧是影像艺术家开的，每周只营业一天。
在米特区，随处可见各种拼贴艺术——手工艺术充满了创造力，让我感动不已。我太喜欢这里了，甚至在这里租过一间公寓，以便随时可以过来。然而遗憾的是，现在这里已经变得过于“正经”，卡斯滕本人也离开了米特区。但柏林物价相对较低，生活也比较方便，吸引了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创意工作。与此同时，在这里能亲身感受到柏林才有的独特历史风貌。我认为这仍然是一座非常迷人的城市。
在随后的7月我回到日本，去了岩手县陆前高田市和气仙郡的住田町。此时距离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4个月，当我真正目睹沿海地区散落的废墟时，仍然感受到了比想象中更强烈的冲击力。我深深地觉得，人类创造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毁灭。在创作outofnoise时，为了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整张专辑最后呈现出来像是一幅大型山水画，但在大地震之后，我的想法又进一步确定，认识到人类根本无法与自然抗衡。
我喜欢一位名叫安塞尔姆·基弗的德国艺术家。他以包括纳粹政权在内的德国现代史中的暗黑部分为主题，以用真实的稻草和灰烬等素材制作的大幅画作而闻名。但我想，在面对日本东北地区的废墟时，他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也会黯然失色。毫不避讳地说，我认为我在灾区看到的场景是终极的装置作品，是人类无法企及的超凡艺术。当然，这样的想法反过来也影响了我对待工作的态度，我陷入一种即使人类努力创作音乐和进行表达，最终也会丧失意义的无力感。
然而与此同时，当我注视着这些人类花费了大量时间建造的东西在瞬间被摧毁后留下的废墟，也开始逐渐产生一种“是否能在这些废墟上添加一些东西”的想法。原本只是聆听微风吹拂的声音便可以感受到足够的美感，但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着音乐。在承认“人类难敌自然”这个前提下，我也认为我们有去享受在自然之中加上两三个声音的权利吧。或许以前我也有着类似这样的模糊想法，但在震灾之后，我的想法更加明确了。
此外，在那个时期，我与通过“脸书”认识的朋友们联系，相互推荐一些有助于放松心情和启发思考的书籍。我们整理了一份书单，并在8月紧急出版了《此刻想读的书——“3·11”事件之后的日本》。这本书收录了从茨木则子到s.a.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作家们的深刻洞见。编辑思路和我在“9·11”事件之后出版的《非战》一样。
目睹震灾发生后日本的政治形势后，我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还没有完全成熟，于是重新阅读了丸山真男的著作。他尖锐地批评了战前日本政府的决策体系，称之为“无责任的体系”，他的批评依然适用于当今时代。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在新书中介绍了丸山真男的代表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的一篇文章——《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
“moretrees”的活动
2011年7月访问灾区，是为了我发起的森林保育再造计划“moretrees”的活动。陆前高田市面朝大海，而毗邻的山区住田町则一直以林业闻名。地震发生后不久，为了帮助在海啸中失去家园的陆前高田市民，我们与当地的土木建筑公司合作，用住田町产的木材建造了大约100座舒适的临时住房。
然而，住田町向岩手县政府申请补助金时，据说被告知“町政府自发的决策不适用于灾害救助法”，遭到拒绝。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件事的报道，那种墨守成规的愚蠢把我气得冒烟。既然住田町在震灾后的项目如此出色，我决定通过“moretrees”计划帮助他们筹集所需的3亿日元，这就是我们紧急发起的“life311”项目。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我便开始了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并见到了住田町的町长，他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帅气的人。在我们的活动被媒体报道之后，岩手县政府突然改变态度，慌忙跑来说“我们还是会出钱的”，但听说町长自己拒绝了，让他们不要搞“马后炮”这一套。虽然通过“moretrees”计划筹集的捐款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还是筹集到了约2.4亿日元。
在接下来“moretrees”的活动中，我还访问了日本宫崎县的诸塚村，这里同样以林业闻名，村长也是非常有见识的人。其实林业繁荣的土地通常位于日本比较偏远的地方，但这里的人一直关注着世界的变化。有位老先生对我说：“坂本先生，日本也必须尽快转向低碳社会啊。”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每天都与自然接触，他们一定能够非常敏锐地感受到环境的变化。在水产业领域，海水温度上升一摄氏度就会导致无法捕鱼，自然界的变化与他们的生计息息相关。
虽然诸塚村以林业为主，却没有完全依赖林业，还注重栽培香菇、制茶和畜牧业。据说是为了确保在气候不稳定的年份也能有收入，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4）的村长带头构建了这样的产业体系。我认为，日本地方上的许多政治家比中央政府的优秀。
尽管如此，我们在2007年启动“moretrees”项目时，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会变成这样。最初我只是随便想到了“nonukes,moretrees”（无核，多树）这句口号，然后就做了印有这句话的t恤。随后，我们开始以社团法人的形式在高知县梼原町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后来，“moretrees”的森林在全国各地不断增加，现在已经扩大到了日本国内的16个地方（12个区域）和海外的两个地方。我原本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开展活动，并非受到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和裹挟，但通过这样的活动，我有幸遇见了一些在音乐创作领域以外的了不起的人，真是太幸运了。
顺便一提，与“moretrees”项目相关，2017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生日那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从海外寄来的植树证书。原来是中国的粉丝们共同出资，在我出生的1月17日那天，在内蒙古的沙漠地区种了1170棵树。在得到事务所同意使用坂本龙一的名字后，他们在对我保密的情况下做了这件事。我真的感动得热泪盈眶。同一批粉丝在第二年还以我的名义，给中国贫困地区的村子建了音乐教室，赠送了乐器。起初，“nonukes,moretrees”这句话真的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真的没想到这句话能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实在是让我吃惊。
儿童音乐再生基金会
从灾区回来以后，通过媒体看到当地废墟的照片和视频时，我发现瓦砾中有许多乐器的碎片。也许因为我是个音乐人，出于职业的原因，看着它们我不觉得那些只是普通的瓦砾，而是感到刀割般的心痛。能不能修复在地震中损坏的乐器，让它们再次奏响音乐呢？人们需要的除了水和食物，还有音乐——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与日本全国乐器协会会长商议，成立了儿童音乐再生基金会。
据说经历了震级6.0以上的地震的学校，仅在受灾的三个县就超过1850所。基金会为受灾地区的学校免费修复损坏的乐器，无法修复的乐器则提供购买新乐器的费用支持。修理工作由当地的乐器店负责，尽可能地让资金回流到灾区。这一年年末，我们还在银座的雅马哈音乐厅举办了儿童音乐再生基金会主办的慈善音乐会。
后来，其实是在2012年年初，我得到消息说有一架钢琴被海啸泥水淹没，于是特地前往宫城县名取市观看。实际看到钢琴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钢琴的坚固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遭受了如此大的灾难，它的形态也没有像其他乐器那样支离破碎。当然，由于长时间被浸泡在盐水中，金属琴弦已经完全生锈。木制琴键也因浸泡而膨胀，有一半按下去无法恢复弹起。它无法被轻易修复，即使能修复一部分，也无法用于一般的演奏。
然而，当我按下这架破碎的“海啸钢琴”的琴键，聆听着那些已经完全失调的琴弦发出的独具特色的声音时，不禁感到这些琴弦在被海啸的自然之力摧毁后，竟变得如此不同寻常。仔细想想，钢琴本身就是一种人工造物，它由产自自然界的木材，与钢铁相接，为了发出人类喜欢的声响而被制造出来。因此，反过来说，我也感觉到，自然的力量——海啸摧毁了人类的自负，让这架钢琴变成了更加接近自然本身的形态。
这架钢琴本来是高中的教学用具，因无法使用而一直被搁置，但又不能一直放着，所以学校最终决定把它遗弃。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不禁想要立刻接手它。我把它带回家之后，于2017年创作了装置作品《你的时间》（isyourtime）。我也使用“海啸钢琴”的声音制作了同年发行的专辑《异步》。
回顾过去，从那时起，我的创作方向就开始摆脱五线谱的限制。五线谱是音乐作为线性时间艺术的一种便利规则。我投身装置作品的制作，也深深地与我想逃避规则的愿望有关。因为至少在艺术画廊中进行音乐演绎，不需要像一般音乐那样，一定要有开始和结束的故事线。
夏日音乐节的经历
2011年8月15日，我在大友良英的邀请下参加了“projectfukushima！”音乐节。这是一个可以免费入场的大型活动，旨在立足福岛发扬当地文化。“projectfukushima！”的活动到现在仍在继续，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为了筹集活动资金，他们事先建立了名为“diyfukushima！”的捐赠网站。我也对他们的活动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受福岛市诗人和合亮一的诗歌启发而创作的乐曲《寂静之夜》。
后来大友良英在《寂静之夜》中加入吉他和唱片机转盘的声音，使原曲脱胎换骨，重新制作了一首《福岛的寂静之夜》（quietnightinfukushima），就像是一首“答诗”，寄到了我担任共同代表的“rg”。“rg”是震灾后，由我与我的朋友平野友康共同创办的项目。我们从世界各地募集给受灾地区的捐款，并向提供捐助的人们赠送赞同该项目的艺术家的作品，以感谢他们的支持。
在音乐节现场，和合亮一朗诵了自己的诗《诗的瓦砾》，我和大友配合他的朗诵，进行了即兴演奏。顺带一提，那时候我无论去哪儿都带着辐射计，当我靠近福岛车站前的花坛想要测一下看时，辐射值接近爆表，我顿时惊慌失措。然而，附近的孩子和年轻女性都在毫不知情地路过这片花坛。这情形让我非常担心。
音乐节的活动正式开始前，在会场“四季之里”的草坪上会举行一个仪式：大家一起来铺开一张巨大的方巾。我下车朝那里走，看见一路上摆满了摊位。其中一个摊位是一位老奶奶在卖水果，她笑着对人们说：“福岛的桃子很甜很好吃，但孩子们最好不要吃哦。”她清楚地知道体内辐射的危险性，同时还在卖那些桃子，看着这一幕我一时竟不知道是喜是悲，心情十分复杂。老奶奶还说：“但老人吃的话，没关系。”
ymo在这个时期也进行了多次现场表演。6月分别在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碗剧场和旧金山的沃菲尔德剧场举行了一场演出，7月首次参加了富士摇滚音乐节，8月参加了每年例行举办的worldhappiness演唱会。在洛杉矶的演出暌违31年，聚集了全美国狂热的ymo粉丝，这些粉丝应该31年前就听过我们的音乐吧。我们也在那次演出时久违地演奏了seoulmusic（1981）和lotuslove（1983）等稀有曲目。
当时在好莱坞碗剧场举行的现场表演是以日本为主题的演出的一部分，还与小野洋子进行了合作。但主办方的“富士山、艺伎”风的刻板印象真的很糟糕。都已经2011年了，还在搞“东方主义”那一套，甚至可以说是种族主义，整个让我很无语。
我还想顺带一说，在富士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就连仙人一样超脱的细野晴臣和随和的高桥幸宏也发表了“应该停止使用核电”的言论，让我非常惊讶。我跟他们从二十几岁就开始交往，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们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言论。看到这两个人明确表达反核主张，我既感到欣慰，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事态严重性的担忧。细野晴臣甚至还随身携带着地震后购买的中国产的辐射计。
吉永小百合女士与美智子皇后
长期以来，呼吁反核的人士中，一直有女演员吉永小百合的身影。自1986年参加在东京举办的和平集会以来，吉永小百合便将朗诵“原爆诗”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据说她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坚持参加这项活动。原爆诗是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逝者与受害者们创作的诗歌，峠三吉和原民喜便是众所周知的原爆诗诗人。
吉永小百合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契机，要追溯到她年轻时曾参演过由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改编的电影《爱与死的记录》。后来，她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梦千代日记》中，扮演了在母胎中就遭受原子弹辐射的女性。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她的活动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2011年10月，她应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举行了一次朗诵会，作为伴奏者，我也受邀参加。吉永小百合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国民级女演员。我也一直是她的粉丝。吉永小百合是现代的卑弥呼女王一般的存在，她发出的邀请，应该没有人能够拒绝吧。这也是她首次在欧洲举办朗诵会，能出席如此重要的场合也是一种荣幸，我二话不说就接受了邀请。
朗诵会的会场是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历史悠久的礼拜堂。在这个只有200个座位的小型会场里，先由英国人朗诵英译诗歌，再由吉永小百合朗诵日文原文。或许是吉永小百合的声音拥有超越语言直击心灵的力量，从几乎不懂日语的观众席上，传来了阵阵抽泣声，我弹着钢琴，也不由自主地想哭。我还记得，在朗诵会上，礼拜堂里突然飞入了一只白鸽。
我与吉永小百合的第一次合作，是2010年夏天在东京举办的“吉永小百合和平之约”音乐朗诵会。当时的美智子皇后因为与吉永小百合的交情，也参加了在nhk大厅举行的这个活动。结束后，参演人员在vip休息室与美智子皇后见了面。轮到我和美智子皇后说话时，她在我面前，我站得笔直，大气也不敢出，更别提直视她的眼睛了。她问我：“你弹的那首钢琴曲有乐谱吗？”我回答说：“没有，是即兴演奏。”她便说：“这样啊，不留下乐谱吗？那很可惜。”我紧张到了自己也觉得羞耻的程度。对年轻时参加过“全共斗”运动，对天皇制度也持批评态度的我来说，这简直太荒唐了。父亲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曾被派往伪满洲国，或许我也从他那里遗传了些什么东西？虽说父亲在战后抱持自由主义思想，但我认为有些观念会不自觉地留在脑海中，萦绕终生。
然而，那时与我同台演出的音乐人比我年纪小得多，当被给予同样的谒见机会时，他们可以轻松地与美智子皇后直接对视，交谈非常随意，听起来甚至像是同辈之间的对话。看到这种情形，我半开玩笑地暗自想道：“大不敬！”顺便提一下，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时，从伊丹机场乘直升机直接在京都御所着陆，我当时与浅田彰一起大怒：“为什么右翼分子不去抗议美国的大不敬行为啊？！”
后来，应与美智子皇后交好的津田塾大学的早川敦子老师要求，我送过一份我作曲的钢琴曲谱给美智子皇后。我特别制作了一份印有花卉图案的曲谱。美智子皇后自己也喜欢弹钢琴，兴许是因为这样，她想要这份曲谱。我只见过她一次，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再会吉本隆明先生
2011年10月底，与工作无关，我突然想去拜访吉本隆明先生，就去见了他。吉本隆明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一点毋庸赘述。他具有教祖般强烈的领袖气质，以至于在学生运动时，甚至会有“亲吉本派”和“反吉本派”之分。我当然是前者，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强烈影响。1986年，我还与他合著了《音乐机械论》。当时，他特地来到我在东京的录音棚，以我专注的领域“音乐”为主题进行对谈，聊的内容多到足够出一本书，这对我来说是近乎奢侈的经历。
吉本先生原本身材高大。然而，当我们久违重逢时，我发现他竟然比我记忆中矮了一头。仔细一看，他已经年迈，腰弯得很厉害。但他一坐在椅子上，便又重新展现出了那种强烈的存在感，让我感到安心。吉本先生经常就核电发表言论，是著名的评论家。震灾发生后，他出版了《反核异论》一书，尽管是左派，但坚定地支持着作为文明象征的核电站，立场很特殊。在这方面，我的观点与他的正好相反。当时我应该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但奇怪的是，我在冲动之下拜访了吉本先生，却完全不记得跟他聊了些什么。我想，我们并没有讨论很多政治或思想方面的话题。
我只记得，吉本先生喜欢喝酒，我当时好像带了一瓶黑龙或是什么不错的日本清酒给他做伴手礼，还有吉本先生因为老花眼，在用一个类似放大镜的工具放大文字以便读书。尽管吉本先生如此热爱读书，但他家中的藏书数量出乎意料地少。书架上只有一些经过严选的文库本和国外的出版物，足见他是真正珍视这些书籍。他好像从很早以前就经常利用家附近的图书馆。这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也非常帅气。
之后过了不到半年，吉本先生就在2012年3月16日因肺炎去世，享年87岁。不敢说那时我对他的离世有什么预感，但现在回想起来，能在他生前见他一面真的太好了。
人生中最好的礼物
新的一年到来，2012年1月17日，我迎来了人生的“还历”大寿。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为我买了一套红色的婴儿服，我赶鸭子上架般地穿上了它。一直在奔波忙碌的我，不知不觉间已经60岁，想着自己“竟然到了这个年龄”，觉得很不真实。
那时候，我收到了一张私人制作的致敬专辑作为生日惊喜礼物。我的音乐家朋友们，细野晴臣、高桥幸宏、高野宽、小山田圭吾、高田涟、权藤知彦、u-zhaan等，还有我的女儿坂本美雨，都参与其中，这是一份让我非常感动的礼物。这张专辑是非卖品，除了我曾经在自己的广播节目radiosakamoto中特别播放过细野晴臣给我唱的《生日歌》，其他音源都从未对外公开过。
这一年的生日我还收到了一份人生中最棒的礼物。生日当天，我的伴侣邀请我“出去走走”，我听她的话上了车。车开往曼哈顿57街，那里是钢琴制造商施坦威钢琴的总店。我一面想这里是格伦·古尔德也曾到访的店，一面跑到地下一层试弹了几架钢琴。我的伴侣突然对我说：“选一架你喜欢的钢琴吧，哪款都行！”我当下只有一个反应：“真的吗？不可能吧！”
她告诉我，她早就看穿我在拿家里没有钢琴为借口不练习，这次就下定决心，要送我一架钢琴做礼物，让我无处可逃。那我就不客气了，最后挑了一架家里客厅也放得下的小型平台钢琴。从此我再也无法逃避练习了。想想看，这是我自小时候从深受影响的舅舅那里接手一架棕色的钢琴以来，在60岁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钢琴。
与发电站乐队的羁绊
这一年春天，我和卡斯滕在中南美洲的国家举行了巡回演出，在第一次访问的阿根廷和乐队成员们一起大吃牛肉。7月7日和8日两天，在日本幕张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nonukes2012”音乐节上，我们的演出阵容强大，除了ymo，还有小山田圭吾、高田涟和权藤知彦。这个音乐节以“反核电”为主题，脱胎于我提出的口号“nonukes,moretrees”，除了有音乐演出，还有嘉宾对谈等活动。这个音乐节年初才开始准备，但意想不到的是，有许多艺术家对这个主题表示赞同，并表明了参加意愿，这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一年夏天，继2011年后，我再次作为编著者出版了《nonukes2012：我们的未来指南》一书。
在“nonukes2012”音乐节上，我特别想邀请1975年发表了专辑《放射性》（radioactivity）的德国电子音乐团体发电站乐队。于是我询问了乐队领军人物拉尔夫·哈特，他很快就答应了出演的邀约，甚至还关心地说：“你们的经费肯定不多，我去日本搭经济舱就行。”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遭受了巨大核灾害的欧洲对核电站的反对声越来越多。但没过多久日本还是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
拉尔夫想在“nonukes2012”音乐节的舞台上演奏发电站乐队的代表曲目《放射性》的特别版。这首歌的歌词中原本列举了遭受核灾害的地名——“切尔诺贝利、哈里斯堡、塞拉菲尔德、广岛”，但他想要更新歌词，加入福岛。因此，我教他们福岛这个地名的发音，帮他们整理他们准备的日语歌词，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邮件交流，就这样迎来了演出的那一天。
从1981年发电站乐队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我便开始了与他们的交流。对于我们ymo来说，他们是开拓电子流行乐（technopop）的前辈，所以一开始只是去他们的休息室打招呼，就已经非常激动。实际见面之后，我们立刻意气相投，还带他们去了当时时髦又有名的迪斯科舞厅—六本木的玉椿。因为他们创作的音乐那么酷，我们当时甚至幻想他们可能其实是赛博人。结果私下里他们穿着很土气的外套，让我们感到有些失望。而且，在迪斯科舞厅里，他们跟日本女孩跳舞、调情，也让我们感到幻灭：“什么呀，不就是普通的大叔吗！”当然，我想当时也有人对ymo有相同的想法吧。
在这一年的“nonukes2012”音乐节上，我们终于和如此有人情味的发电站乐队久违地又合作了一次，这让我非常感慨。拉尔夫自然不用说，当时陪伴他们的经纪人也一直致力于反核运动。他们在演出结束后，通常不会和其他音乐家一起去庆功派对，但这次他们也非常兴奋，演出结束后跟我们的乐队（ymo）一起去了幕张酒店内的酒吧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