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行《异步》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异步》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开始觉得，除了攀登过的山，也许还有更高的山峰存在于未知之处，因此想要再去做一些挑战。
后面我会来详细说说《异步》这张专辑。“async”是“asynchron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异步”。现今世界流行的音乐都在追求“同步”，我却想要提出异议，也是对时间这一存在本身提出质疑。这些背后是我的生死观的一些变化。
由于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本人未能到场参加，但2021年6月，《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节上顺利迎来了首演。3天里演了3场，每场结束之后，我都会跟在现场指挥的高谷史郎连线，远程对演出做一些修改指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演出的效果已经可以说是比较理想了。
我不太喜欢使用“完成版”这个词，尽管《时间》第三次公演时的舞台确实有了趋近完成的形态。但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产生了想要亲手毁掉《时间》这件作品的冲动。《时间》是我在病中坚持完成的作品，前后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来制作，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这种未曾预料到的破坏冲动，也是一种完全未知的体验。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破坏冲动？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和时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否定a，并同与之相反的b对抗，最终抵达c——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逻辑。然而，在这种一开始就确定了原因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里，早就蕴含着某种时间的幻象。
因此，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目睹《时间》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时，哪怕只是一个瞬间，这种完成形态也让我难以忍耐。和别的舞台相比，《时间》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即兴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当它拥有“完全形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
今后《时间》要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与在荷兰艺术节时有所不同。
我以前就不喜欢庄重的有仪式感的东西，看来这种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明显了。现在我会随心所欲地弹钢琴，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享受手指敲击琴键时发出的声响。对我来说，这样的心态就足够了。
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想法
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好不容易延长了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想要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这样的话。
音乐创作的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我想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钢琴前，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下一个睁开眼睛的瞬间，那段旋律就已经带着和音浮现在了乐谱上。可能你会觉得，别开玩笑了！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还能延长1分钟、2分钟，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新的作品。
我尊敬的音乐家们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坚持创作。巴赫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失明，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赋格的艺术》中最后一首赋格曲的乐章在中间突然结束。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曲子，好奇为什么会在这里中断演奏，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作曲家写到这里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五十多岁离开人世的德彪西，他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献给一位煤炭商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物资匮乏，煤炭商人为卧病在床的德彪西送去了煤炭。德彪西受这位煤炭商人之托，写下了《燃烧的煤照亮夜空》（lessoirsilluminésparl'ardeurducharbon）。这首钢琴短曲，也是他的遗作。我很敬仰这些前辈，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新的作品，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为什么我还要执着于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呢？当然，这首曲子是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但我真的很讨厌公众印象就此固定，因此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坚决不在演奏会上弹它。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问：“您能演奏一下《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吗？”真是没完没了，让我受够了。
那我又是为何再次演奏这首曲子呢？其实契机是2010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去武道馆看了卡洛尔·金和詹姆斯·泰勒的演唱会。我和其他观众一样，都在等着卡洛尔·金唱她的名曲《你有个朋友》（you'vegotafriend），但那天卡洛尔像故意吊观众胃口一样，迟迟不唱。等到最后的最后，卡洛尔终于唱了这首歌，我心满意足，觉得能在现场听到太好了。后面还有返场曲目，但听完这首我就回家了。
想着“我才不要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固执地拒绝演奏的我，轮到自己去别的艺术家的演奏会，却因为听不到代表曲目而烦躁不安。所以那时我就想通了：我不应该否定那些冲着《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来坂本龙一演奏会现场的观众的存在。
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对“因《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扬名的坂本龙一”这种介绍方式有些反感。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也在努力破除世界对我的刻板印象，这种想法转了一圈，到了“为这种事耗费我宝贵的心力，实在是太无聊了”的阶段。
我不愿意把改变他人的看法当作自己的动力，只要能默默地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就足够了。虽然我的最后一首作品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不会把打破“坂本龙一等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种刻板印象当成余生目标。如果为了这个目标来使用我剩下的时间，实在太傻了。这就是经历了各种心境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首作品的真实想法。
父母的辞世
我想在这里也回顾一下父母的辞世。我在《音乐即自由》（2009）里也写到过，2002年9月28日我父亲坂本一龟去世时的事。那时我正在欧洲举行bossanova音乐的巡回演出，途中收到母亲的消息，说肾脏不好、常年在做人工透析的父亲病情恶化了。
如果当时能找到代替我演奏的人，或许我还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时，我面临要不要放下演出回日本的抉择，非常痛苦，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留在欧洲，继续巡回演出。我想父亲会理解我的选择。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一周后，在从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巴士上。当时应该是凌晨4点左右。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我记得那时还是有种“父亲终究没能熬过来啊”的巨大无力感。
我母亲那时一直在照顾住院的父亲，在她离开病房去吃早餐的15分钟里，父亲去世了。所以我想，要家人临终时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父亲辞世之后，母亲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也得过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各种疾病，每次手术之后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还算是健朗。
但原本所有生活琐事都亲力亲为的母亲，渐渐连打扫也无法顺利完成，这让我越发担心起来。因此2009年夏天，我说服她住进了医院。本来我也考虑过临终关怀的设施，鉴于母亲对此有些排斥，我便先带她去普通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又带她住进了专门照顾老人的医院。
母亲一开始抱怨说“自己的家才是最好的”，后来似乎渐渐喜欢上了那位年轻的男性理疗师，在医院里看上去也心情愉悦。
我那时还住在纽约，把母亲托付给医院之后，告诉她“下次回日本工作时我再来看你”便暂时告别了她。当然，我明白她已经八十多岁，就算突然生变也在意料之中，但好在那年12月我又有了在日本的钢琴演奏会，巡回演奏的间隙能频繁前往医院看她。
其实那一年年末我本来是要回美国的，突然想去和一位住在纽约的熟人商量一下是否应该离开日本。这位女性熟人平常就总说“我能够看到未来”，而且实际上也因预言成真而备受推崇——听起来她像是装神弄鬼的可疑人物，其实她曾经活跃在日本的演艺行业，有不少厉害的成绩。
这位熟人告诉我：“新年后的1月9日，我就看不到你母亲的能量了。”听了这话，我也半信半疑，心想她要是算不准当然最好，可还是延长了待在日本的时间。结果，我母亲在次年1月9日与世长辞，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母亲辞世的时候，我也恰巧没能在那个瞬间陪在她身边，但能马上赶到医院。我作为母亲丧事的丧主，主持了守灵夜、葬礼和告别仪式，等到所有仪式结束后的1月20日回到了美国。我订了1月20日的机票之后，想想这也确实应验了那位熟人在上一年年末时所说的让我待在日本的话。
我在给出席母亲葬礼的各位宾客准备的葬礼手册上，引用了母亲生前喜欢的歌者柿本人麻吕的一首和歌：
隐国泊濑山，山间云不去，莫非娘子化烟云？
相传，这是奈良时代柿本人麻吕为火葬泊濑山的土形娘子写下的一首挽歌。因为我是独生子，母亲去世之后，家里真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没有任何想要守护家族制度或墓葬文化的想法，但想到这一点，还是让我心生寂寥。
生命原本的形态
在过去的几万年间，生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爷爷、奶奶生病时，往往无法提供太多帮助，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看护他们直至离世。当然，即便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年代，当时的各个部落也会传承使用草药或念咒之类的习俗来缓解老人的痛苦。
我之前问过中泽新一，得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没有留下太多研究人将死之际的成果，这让我很意外。如果有人特别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我也很想向他请教。著名的古埃及《亡灵书》，尽管对死后的世界有所记载，却也对陪伴亲近之人离世一事只字未提。
我出生长大的家庭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家庭，所以并没有积累丰富的生死观。如果是两三代前的乡村家庭，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志贺直哉在小说中描述了这样的家庭面对家人临终时的情景。
然而，与此同时，我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骨”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
顺便提一下，南希·伍德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哲学总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叫《今天是个死去的好日子》（todayisagooddaytodie）。我觉得她这种感性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不是带有一种类似斗士的傲慢，但我想她直接否定了现代思维中尽可能延长生命才是正道的想法，这种干脆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令人向往。
我还想起这样一件逸事。有一位名叫肥田春充的武术家，不高大却拥有极强的力量，能够将地板一踏而穿。他创立了肥田式强健术，同时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据说在他72岁的某一天，他因为担忧人类的前途而进行了长达49天的断食，最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种方式无法模仿，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非常壮烈的死法。
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这是一百年前，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还经常做一个比较，那就是夏目漱石在大正时代因为胃溃疡恶化去世时才49岁，与他相比，即使我在2014年，也就是62岁发现癌症时去世，也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已经顺利度过“还历”，身边的人也能接受了吧。要知道“还历”，就是人生的一个循环节点啊。
人类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情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
我认为，想要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价值观应该更多被社会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对在瑞士与荷兰合法化的安乐死感兴趣。
尽管如此，我接受了放疗，做了外科手术，还愿意接受化疗这样的治疗方式，这和我的想法其实是矛盾的。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我的身体远比我的意识保守得多。不过，我还是认为，自然地活着和自然地死去，是动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类从这种方式中抽离了出来。
40岁之前我从未思考过健康的事情，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之后，由于视力开始下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身体，并接受了野口推拿和长寿饮食法。但我开始日常服用西方医学的药物，也是在62岁第一次确诊癌症之后。我想罹患癌症肯定有其原因，而如果我最终因此离世，也能心平气和地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吧。
2021年1月的手术后，我发布了一则声明：“此后的日子，我将与癌症共生。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音乐创作，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陪伴。”我选择“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这样的表达，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吧。
死后的世界
有一部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名为《超时空接触》。这是一部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行星探测队领袖卡尔·萨根的小说改编的科幻巨制，上映时引起过轰动，许多人应该看过它。
福斯特饰演的主人公艾莉是一位天文学研究者，从小就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感兴趣。然而，她最亲密的理解者，即她的父亲在年轻时就去世了。电影的后半部分，登上太空船舱的艾莉穿越虫洞，穿越时空，在一片蔚蓝的大海前再次遇见了她最爱的父亲——就站在白色的沙滩上。其实是地球外的生命体以她父亲的姿态出现，但艾莉仍然因为这次重逢获得了救赎。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孤独——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卡尔·萨根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想以他的学术生涯和资历，一般来说应该会对撰写如此浪漫的故事感到反感。然而，作为一流科学家的萨根，也具备了这样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也想起了我敬爱的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的故事。裘宾深爱着他的国家巴西的自然，他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闻名，并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制作了乐曲。这样的他，对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砍伐应该比常人更感到痛心。
裘宾在世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神让亚马孙的300万棵树被如此轻易地砍倒，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赋予了这些树新的生命。那里一定有猴子，有花，有清澈的水流。等我死了，我要去那里。
父母和孩子一起仰望夜空时常会对孩子说：“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就是已经去世的爷爷哟。”从科学角度来说，发出强光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恒星，具有太阳数千倍的能量，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但孩子们有时候，也想要相信父母说的这些话。
此刻的我，不会去否定萨根和裘宾的想象力，以及人死后会变成星星的天真幻想。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死后的世界，但我会隐约地思考这些事情。
铃木正文（masafumisuzuki），出生于1949年，日本记者、编辑。曾任男性时尚杂志gqjapan、汽车杂志engine、navi总编，后独立成为自由编辑兼记者。担任坂本龙一自传《音乐即自由》及本书采访者。——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bertolucci，1941—2018），意大利编剧、电影导演。凭电影《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以及金球奖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坂本龙一为《末代皇帝》创作了部分的电影原声音乐，并实际参与演出。
保罗·鲍尔斯（paulbowles，1910—1999），美国作曲家、作家和翻译家。
当时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日本政府针对海外入境者实行居家或在酒店等地自主隔离两周的政策。
日本的第二诊疗意见是指，在患者接受主治医生的诊疗意见后，如果对诊断或治疗方案有疑虑或不满，可以寻求另一位医生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做出更明智的医疗决策。
谵妄是指伴随急性脑功能障碍产生的轻微意识障碍，患者可能出现判断力及理解力下降的情况，伴随幻觉和妄想，也称作“急性器质性意识错乱状态”。
日本二手钢琴交易公司竹本钢琴（タケモトピアノ株式会社）的电视广告曲中的一句，该广告曲由财津一郎演唱并参与表演。
超现实主义自动化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家在创作中抑制有意识的控制，探索自动书写和绘画。尝试这种创作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马森、让·阿尔普等。
卡斯滕·尼古拉（carstennicolai），出生于1965年，德国实验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与坂本龙一共同创作了多部音乐作品。2005年，两人曾共同举行欧洲巡回演出。
电影《荒野猎人》（therevenant）是201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该电影改编自迈克尔·庞克的同名小说，讲述了19世纪美国西部的一个猎人在一次狩猎中遭遇灰熊袭击、同伴背叛而奋力求生的故事。
池田亮司（ryojiikeda），出生于1966年，日本实验音乐家、视觉艺术家。他的作品涵盖了音乐、视觉艺术、实时演算、数据艺术等多个领域，其中以大型声音和光影装置作品为代表。
spiral是位于日本东京南青山五丁目的一个多功能艺术和文化空间，由建筑大师槙文彦设计，于1985年开业。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1921—1986），德国著名行为艺术家、雕塑家、绘画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提出的诸如“社会雕塑”“扩展艺术”等概念，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白南准（namjunepaik，1932—2006），著名美籍韩裔现代艺术家、多媒体艺术家，被誉为“视频艺术之父”，其作品主要涉及电子媒介和新技术，探讨了技术与文化、社会的关系。
高谷史郎（shirotakatani），出生于1963年，日本艺术家，1984年创立艺术家团体“蠢蛋一族”（dumbtype），其作品多为使用多媒体的舞台及装置艺术作品。曾与坂本龙一、野村万斋等人有过多次跨界合作。
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tohokuyouthorchestra，tyo），在2013年9月举办的音乐活动“琉森音乐节·新方舟·松岛2013”中负责策划和组织工作。琉森音乐节是欧洲三大主要音乐节之一，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创办，因举办地在瑞士中部城市琉森而得名。乐团成员以“3·11”东日本大地震受灾三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孩子们为中心，由坂本龙一担任音乐总监。
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德语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新诗集》《杜伊诺哀歌》等。
尾崎喜八（kihachiozaki，1892—1974），日本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
小林秀雄（hideokobayashi，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翻译过兰波的《地狱的季节》等作品，对兰波的作品和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阿蒂尔·兰波（arthur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诗人，创作时期仅在14—19岁。他是法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者。
《4分33秒》是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创作的曲子，此曲演奏者从头至尾都不需要演奏出一个音。
《喷泉》（fountain），是美国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于1917年创作的作品，也是他称为“现成品”（ready-made）的系列作品之一。该作品使用了杜尚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店内购买的男性小便器。1917年4月，杜尚将这件作品交给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艺术展览。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christmas,mr.lawrence）是坂本龙一最广为人知的一首钢琴曲，也是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
坂本一龟（kazukisakamoto，1921—2002），坂本龙一的父亲，文艺编辑。1947年进入河出书房工作，曾担任野间宏、岛尾敏雄、三岛由纪夫、丸谷才一等多位著名作家的责任编辑。
坂本龙一与莫雷伦堡夫妇以“morelenbaum2/sakamoto”的名义共组三重奏，并于2001年发行了共同创作的专辑casa。2002年，三人在欧洲举办了巡回演出。
传日本奈良时代歌人柿本人麻吕（生殁年不详）在土形娘子火葬泊濑山时所作的歌，后收录于《万叶集》。
中泽新一（shinichinakazawa），出生于1950年，日本宗教学家、人类学家。1983年出版的《西藏的莫扎特》在日本引发了学院派讨论热潮。
古埃及的一种陪葬物品，供“死者”阅读。内容多为对神的歌颂和除魔咒语，同时也保存了古埃及神话和民间歌谣。
志贺直哉（naoyashiga，1883—1971），日本小说家，“白桦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到网走去》《和解》等。
南希·伍德（nancywood，1936—2013），美国作家、诗人、摄影师。其作品的主题主要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原住民文化。
在日本，“还历”指60岁，意同中文语境的“花甲”之年。
野口推拿是野口晴哉（1911—1976）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提倡的推拿手法，强调“恢复人本身具有的活力”。
长寿饮食法（macrobiotics），源自日本的一种饮食指导方法，旨在通过健康饮食来实现身体、精神和自然的平衡，强调以谷物、蔬菜、豆类、海藻和水果等天然食物为主，尽量避免动物性食物，并采用适当的烹饪方法来摄取均衡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