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铃木正文

贝托鲁奇与鲍尔斯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2022年迎来了古稀之年的我，最近时常会想起这句话。可能有人还记得这句台词出自电影《遮蔽的天空》（1990），它也是我在《末代皇帝》（1987）之后再次参与原声音乐创作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作品。

在电影的结尾，小说原作者保罗·鲍尔斯登场，缓缓说出这段话：

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也许还能有四五次。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

实际上鲍尔斯在电影拍完之后不到十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我在参与电影《遮蔽的天空》原声音乐创作的时候也才三十多岁，尽管鲍尔斯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时并没有太多感同身受。

但从2014年发现自己罹患口咽癌后，我开始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的生命终点——死亡。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我在2017年发表的专辑《异步》（async）中制作了《满月》（“fullmoon”）这首乐曲。截取了电影里鲍尔斯那段话的原声，将文字翻译成中文、德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并邀请各国艺术家用母语朗读。

乐曲最后的意大利语版本的朗读者就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他：“如果要收录意大利语版本的话，除了你我想不到别的人选了。你愿意来朗读吗？”没想到他马上回复说“好啊”，不久就发来了录音文件。

鲍尔斯曾经作为前卫作曲家活跃在“二战”前的纽约，他的嗓音有一丝喑哑，让人感到他有别于一般美国人的深厚涵养。来自“歌剧之国”的贝托鲁奇的嗓音则充满张力，他的朗读同样十分精彩。

然而贝托鲁奇也在这首乐曲完成一年后离开了人世。他在《满月》中的“出演”，虽然是以录音的形式，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手术前

在这里，我想来说明一下我现在的病情，虽然有点残酷，还请大家耐心听完。

我于2014年罹患口咽癌之后，随着治疗后病情缓解，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生活。但2020年6月在纽约一家医院的一次检查中，我再次被诊断为直肠癌。

由于上次患癌时的放射治疗很顺利，我非常信任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确诊之后，在接受放疗的同时我还服用了抗癌药物，但治疗几个月之后，癌细胞仍然没有减少。

那一年的12月我在日本有工作行程，当时烦恼于频繁健忘，想在回日本工作期间顺便做一个脑部检查，于是2020年11月中旬回到日本，在隔离两周之后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倒是没有问题，但别的部位发现了异常——直肠癌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

这时距离我做完放射治疗已经过去三个月，但不知为何纽约的医院并未告知我癌细胞转移的事实。明明至少9月末就应该能够发现转移的病灶了。自然，癌细胞转移这个事实对我打击很大。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的这家医院竟然没发现癌细胞的转移，抑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没有告诉我这个事实，这些都让我对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产生了疑虑。

日本的医院中第一位为我诊断的肿瘤内科医生，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他还说，由于以往的放疗对我的细胞造成了损伤，无法再进行同样的治疗，“即使用上强效的抗癌药物，进行痛苦的化疗，五年的生存率也只有50%”。我想这应该就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数字吧。

即使是想要摆出事实根据，对患者说明时也应该有更委婉的说法吧？说实话，他的直截了当让我很生气。用断定的语气告诉我如此悲观的事实，像是夺走了我所有的希望，我感到备受打击，陷入消沉。尽管他是一位名医，但可能并不适合我。

被宣告剩余生命的第二天，是我举办线上演出的日子，也就是后来收录为ryuichisakamoto:playingthepiano12122020（2021）音源的那场演奏会。最糟糕的精神状态，加上当天需要配合影像制作的演奏环境也不够好，都让我担心演奏会发挥失常。奇妙的是，越是交往时间长的知交，越是对这场演奏评价颇高。

我决定不再回纽约，在东京接受治疗，因为接触的第一家医院不太合适，还是拜托了认识的医生介绍了别的医院。本来计划的短期回日本，变成了长居。

接下来在新的医院听了第二诊疗意见，才知道当癌细胞发生转移时，就会被认定为癌症4期。且在后续的检查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容我坦白地说，病情让人绝望。

2021年1月，我决定接受摘除直肠癌原发病灶、肝脏转移的两处，以及淋巴转移部分的外科手术。这是一台大手术，需要切除30厘米的大肠。意外的是我在手术前的心情还挺轻松，当时留下的照片里，还有我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跟家人们挥手说“那我去了哟”的样子。

当初预计需要12个小时的手术，最后花了大约20个小时。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我本人既然已经是“我为鱼肉”的状态，也只能相信医生，把自己交给他们，毕竟我也确实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少切一点，比如20厘米怎么样”。

我预想到手术后体力和免疫力都会下降，因此在手术前，每天都会走一万步来锻炼身体。我这次要做的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大手术，也有死于医疗事故的风险，因此在手术前，我想着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吃个够，就连续十天以“最后的晚餐”为名，把东京的牛排、意大利菜都享受了一遍。

谵妄体验

虽然幸运地完成了手术，却未承想在术后经历了谵妄后遗症。由于全身麻醉给大脑带来的影响，在手术结束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出现了好几次谵妄症状，医生们也束手无策。

症状最厉害的是手术后第二天，我睁开眼睛就觉得自己在韩国的医院里，而且不是首尔，而是地方城市的医院。于是我绞尽脑汁，把会说的韩语都说了，努力想要跟护士沟通，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到底对不对。

说着说着，我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韩国”护士日语讲得太好了，这才渐渐明白自己的状况。这一定是最近几年韩剧看太多了吧。

还有一次是明明刚做完手术，我却给助手发短信说“不好意思，开会我要迟到了”。而其实我正在病床上，两条胳膊打着点滴，无法自由行动，还打错了字。这位助手清晨突然收到还在住院的我的短信时，自然也是十分惊讶。

财津一郎唱的那首广告曲中的“♪大家围起来，竹本钢琴～”和广告里的舞蹈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时，才真正让人郁闷得无处可逃，让我觉得自己快因为谵妄而发疯了。我并不喜欢这首歌，广告也是很久以前看过，因此对突如其来的魔音穿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在手术后还有过非常可怕的谵妄体验：电脑被黑客攻击，所有数据都暴露到了暗网上，我用上毕生所学的程序知识想要破解，也毫无办法。暗网是那些普通搜索引擎无法检索到的网站，也就是网络上的黑暗世界。

我能清晰地看到被自动操纵的电脑屏幕画面，拼命想要阻止这一切而敲打键盘，但手指却徒劳地划过空中。平日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暗网的问题，可能是偶然看到的相关信息停留在了大脑里，此时又通过谵妄体现出来了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有时清醒过来后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像这样初次体验谵妄很恐怖，但也让我发现了人类的大脑结构是如此有趣，甚至让我产生了自己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写出电视剧剧本的错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自动化和“垮掉的一代”在无意识表达中尝试达到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下的创作吧。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在大脑中竟能积累如此大量的信息，让我惊叹不已。

被爱拯救

手术后，医护人员让我“即使身体很痛，也要尽量起床，坐在沙发上”，还有“请尽量站起来，多走动”。一直躺着的话，由于身体不必与重力对抗，肌肉力量很快就会退化。即便只有一个星期，肌肉也会萎缩，而肌肉一旦萎缩便很难恢复。

尽管身上插着五根管子，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白天我也会尽可能起身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我拄着拐杖走到沙发的位置，在那里坐下看书，听音乐，打打盹儿，放松。很长时间以来，容易走神的我总是被说意志薄弱，身边的人甚至笑我是“树叶般的意志”，尽管总是想选择安逸地躺在床上，但那段住院的日子我可以说是相当努力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手术切开的伤口渐渐开始恢复，也没有那么疼了，接下来要烦恼的是术后并发症。并发症就像新开的快闪店一样每周层出不穷，在应对一个接一个并发症的日子里，我也吃不好饭，体重掉了13公斤。

医生们为了我尽心尽力，但我的体能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却跟不上治疗，身体状态恢复得不如预期，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我开始想象灰暗的未来，也许余生再也无法走出医院了，这些想象让我完全丧失了信心。确诊癌症以来，不管是在我自己还是旁人眼里，这段日子都是最痛苦的吧。

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又对医院的餐食感到不满。虽然我非常感谢这家医院，但这里的餐食真的不好吃，以至于我都好奇怎样才能做出这么难吃的饭菜。所以我恢复食欲之后，就任性地让身边的人给我捎了鳗鱼饭和猪排盖饭改善餐食。

所住医院附近的天空

我的伴侣每天来医院看我，给我送饭，却因为那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措施，无法与我见面说话。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着医院前面的马路挥手致意成了我们的习惯。

傍晚，我拿出手机点亮电筒，朝着马路对面挥舞致意“我在这里哦”，然后从10楼病房的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豆粒大的闪光点在左右晃动。伴侣为了让我能从病床上起身，想出了这个方法。

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我们说着“这样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把这个习惯叫“罗密朱丽”。每天“罗密朱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我又再次住院，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做了大大小小六次手术，摘除了外科手术范围内的所有肿瘤。最大的手术是摘除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两次进行，每一次都花了三四个小时。

然而，当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没想到病灶仍然残留在我的身体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增殖。当医生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备受打击。接下来不能再靠手术摘除肿瘤，而是要靠药物进行全身治疗，真是看不到尽头的抗癌生活啊。

友人的存在

住院期间意志消沉时，关于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没有朋友”这句话挂在嘴边，二十多年前，也曾经尝试对“朋友”这个词下定义。

那时候我的结论是，当身处困境，比如家里发生火灾，进了小偷，又或是马桶漏水，马上能打电话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这次生病，我又数了数能商量的对象，发现在美国，在欧洲，当然还有日本，都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

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思想信念和兴趣爱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赖。即使这样的人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其中一位就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他以“阿尔瓦·诺托”（alvanoto）的名义开展音乐活动，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专辑vrioon（2002）和insen（2005），以及电影《荒野猎人》原声音乐等作品。

第一次见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一起在青山的spiral演出的时候。卡斯滕长得有点凶，做的音乐也是很前卫的后现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又照顾家人，让人简直想称呼一声“老爹”！从见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跟他很亲近。

卡斯滕的家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在欧洲也算是有乡土气息的地方，可以说与日本也有些共通之处。写到这里，我想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来自那里，在媒体上看到的她也给人“有胆量的妈妈”的印象。总之，我在接受大手术，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术中意外去世的瞬间，第一个想要联络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倾听我的烦恼。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和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身处相隔8000千米以上的欧亚大陆两端，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要将我和卡斯滕与伟大的博伊斯和白南准作比，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们两人的友谊确实和他们的关系很像。

可疑的时间

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这条直线上，有音乐作品的起点，也终将迎来作品的终点。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我健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时间的永恒性和单向性作为前提进行创作，而当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觉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用更现实、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时间，而只是用哲学性的方法论来思考的话，不是会被时间所特有的迷惑性欺骗吗？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这几年我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康德、海德格尔、柏格森，再到当代物理学者们关于时间的论著。

虽然还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答案，但我心里逐渐确定了一件事：牛顿提倡的“绝对时间”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时间与任何观察者的感受无关，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匀速前进。不是的，时间不过是我们的大脑产生的一种幻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结论。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都是基于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感觉从19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变得更加细致了。

各国的城市之间的时间就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统一的。在那之前，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间制度，在欧洲的铁道网发达之后，才产生了将各个城市的时间进行统一的需要。实际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里天空中太阳位置最高的时刻就是不同的，我们只是视而不见，假装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来也是，谁都不会在意某个城市的时间是不是晚了10分钟。

我想在我最近的作品里，就有我对于时间的这些疑惑和思考。2021年，我和高谷史郎一起制作的剧场作品《时间》（time）以“时间”为名，而在那之前的2020年，我为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创作的新曲子就叫《此刻时间在倾斜》。

“时间在倾斜”是个大家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它其实是我从里尔克的诗集《时辰祈祷》开头一个小节里截取的句子。这本诗集由同为诗人的尾崎喜八翻译。以下是这一部分的引用：

时间倾斜，触碰我，

发出清澈的金属般的声响。

我的感官在战栗，

我觉我能——

我能抓住这可塑的白昼。

读起来很有韵味吧。其实这一段通常解释为里尔克描写的是钟声响彻教会的场面，但尾崎喜八把第一句翻译为日文的“时间倾斜，触碰我”，这和小林秀雄对兰波诗集的“超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因此在曲名中进行了借鉴。关于《时间》，关于《此刻时间在倾斜》，之后有机会我会来仔细说说。

儿子推荐的音乐

住院的时候有好多难受的事情。体力衰退，免疫力衰退，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药，身体也无法自由行动。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仍然会有让我醉心音乐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我能够忘却自己的病痛。有意思的是，我专注在创作自己作品上的时间也变多了。

比如，准备《时间》的发表，和高谷史郎连线对作品进行微调——在这些时间里，我能够忘却身在病房这个令人郁闷的事实，也能够忽略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让我庆幸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瞬间。

“music”（音乐）这个词的词源是“muse”（缪斯）。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文化的女神。魅力四射的女神们要是突然降临在刚做完手术、尚且虚弱的我面前，我还是会有点吃不消的。这种时候，我会告诉她们“过一会儿再来”，然后去聆听一些还未能成为音乐的声音。

我特别喜欢雨声。最近十年，包括在纽约的时候，我经常去听雨。下雨的时候，我会在病床上竖起耳朵聆听窗外的雨声；不下雨的时候，我便整夜播放在youtube上找到的连续8小时播放的雨声视频。视频网站上的雨声经过压缩，与自然界中360度包围着我的真实雨声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它们也能让我心神安定。

还有这样一件事。住院的时候，我随意播放了儿子发的一首歌曲，却没想到在这首歌的前奏到前面几小节的部分就突然泪如雨下。这首歌是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罗伊·克拉克演唱的《昨日当我年少轻狂》（yesterday,wheniwasyoung）。

我这个人即使平常听歌曲，也不怎么在意歌词，罗伊·克拉克也是我平常很难接触到的歌手，所以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被这首歌打动。

这首歌里唱的，既有对自己人生的肯定，也有面对那些无可挽回之往日的超脱境界。不可逆的时间线尽头的苦涩未来，我想不论是谁，不论他是什么职业，都或多或少想过吧。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这首歌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昨日当我年少轻狂》的作者，是法国香颂歌手夏尔·阿兹纳佛。写这首歌的时候，阿兹纳佛还很年轻，而在他晚年演唱这首歌的现场视频里，那年迈的姿态也特别令人动容。

或许没有生病的话，我不会觉得这首歌那么好；又或许没有到这个年纪的话，我根本不会那么仔细地去听这些歌词。我还没有仔细听过日本的演歌，但现在去听可能会有和年轻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寅次郎也是这样吧。《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年都会上映，但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对这样的电影不屑一顾，只顾着“高科技”“后现代”，在东京街头流连玩乐。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寅次郎，已经在用“乡愁”这个主题，感叹昭和时代的辉煌即将一去不复返。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思考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问题，也和这样的怀旧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我这个年纪，光是看到《寅次郎的故事》开头背景画面里的江户川风景，就足以大哭一场了。

第一次产生破坏冲动

我的音乐创作常常被评价为致力于打破传统价值观。的确，我不喜欢照搬已有的音乐“公式”。既然是创作，就应该不断挑战自我，尝试新的东西。

然而就像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先锋艺术”那样，“打破传统价值观”这个说法，也让我有些抵触。“前卫”是新的，“后卫”是旧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大众是保守的——这样的“二分法”早就过时了。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话，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我出生的1952年，约翰·凯奇就发表了《4分33秒》；在美术领域，马塞尔·杜尚把“现成品”《喷泉》送去参加展览是1917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戏剧、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都兴起了先锋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摒弃旧的价值观，倡导新变革。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时间论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大家共享的线性历史规则，姑且不论政治是否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后在艺术文化方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某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价值观了。

人各有异，也有一些表达者能在重复过去经验的创作中收获快感吧。但很遗憾我不是的，虽然我也没有要追逐现代最新技术来创作的想法。我只是想创作自己想听的音乐而已，不会去考虑先锋派这样高深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惊讶于自己在《时间》舞台成型的瞬间，内心产生的破坏冲动。《时间》既是一个装置，也是一场演出，是我视为《异步》这张我带有很深感情的专辑的续篇来完成的作品。

我做事没什么计划性，比如这次爬了北阿尔卑斯山，那下次试试爬南阿尔卑斯山，像制订登山计划一般来制订创作计划这种事，在我的人生中闻所未闻。四十年来都是随心所欲，可以说每次创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种不太思考明天要怎么办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活在当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