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到上面，到没有山峦再能投下阴影的地方
烈焰般的渴望将我
引向世间最伟岸高耸的巅峰
——彼特拉克，约1345年
如果试着想象珠穆朗玛峰的样子，我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形象，而是三幅图景，互成对照。
一幅是大山本身，黑色岩石构成的地质实体。我第一次望见它，是在四十英里开外一座山峰的坡面上。珠峰顶上飘扬升起的，是它的“招式”，或者说它的哈达——一缕被高速气流扬起的白色冰晶，这种气流一年里有八个月都在此地山间扫荡。
另一幅是如今的珠穆朗玛峰南坳——空氧气罐像闪亮的炮弹般摞在一处；倾颓的帐篷支杆白骨般堆在一起；还有已成碎片的色泽艳丽的帐篷布，在风中摆动，好似经幡。这地方仿佛战场。
第三幅则是乔治·马洛里，一九二四年六月，他在接近峰顶的山坡上遇难。说到珠峰，就不能不记起魂归珠峰的马洛里。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来自一张照片，一九二二年摄于西藏，在他前往珠峰途中。拍照时，马洛里脱光衣服正准备渡河，浑身上下只剩一顶深色呢帽和一个帆布背包。他侧身对着相机，左腿朝前抬起，这样大腿便遮住了私处。他的皮肤白得发亮，身材惊人地健硕匀称，臀部和肚皮都浑圆有致。帽檐遮着脸，挡住了西藏纯净白亮的阳光，马洛里正视镜头，露出调皮得意的笑容，像在海滨度假一般，热情洋溢，兴致勃勃。这张照片拍摄之后两年，地质学家兼登山家诺埃尔·奥德尔将眼看着两个黑点——一个是马洛里，另一个是安德鲁·欧文——在通往珠峰的最后一段山坡上缓缓跋涉，直到云雾缭绕而上，永远遮住了他们。
***
所有崇山峻岭中，珠穆朗玛峰在人们心里最为伟岸，没有哪座高山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引发如此缤纷的遐想。也没有人像乔治·马洛里那样对珠峰如此心驰神往，这份神往迅速滋长为执迷，再于三年后以悲剧形式达到顶峰。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马洛里三度尝试登顶，第三次没能回来。他感受到了这座大山的挟制。一九二一年他写信对妻子露丝说：“我无法向你说清，它是怎样支配着我。”而在给昔日登山搭档和指导杰弗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 young）的信中，他写道：“杰弗里，要到何处我才会止步呢？”
马洛里是条好汉，他发自内心地想去登山，这毋庸置疑，然而他的攀登也深受三百年来人们对山峰不断演变的态度的影响。我曾坐在档案馆里，展读他寄给露丝的家书，也读过他和亲友的通信，还看过他的日志。所有文字都充溢着马洛里对高度，对景观，对冰雪、冰川、远方、未知、顶峰乃至冒险和恐惧的热爱。在他身上，这本书之前章节试图探究的种种山峰体验，都深刻而致命地重合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人物——一七四一年举杯痛饮，庆祝初次登上萨瓦冰川的温德姆和波科克；一七七三年在巴肯大步走过布勒崖的约翰逊博士；一八一八年绘就《云海上的旅行者》的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一八五三年对着狂热的观众鼓吹自己勇登勃朗峰事迹的艾伯特·史密斯；还有其他细微调整过山峰在人们心中面目的千百人——都和马洛里的死有干系。人们面对高山景色产生诸多情感和态度，马洛里继承的是它们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远在他降世之前许久就萌动酝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他对这片景色的反应——对它的危险、美丽以及意义的反应。
在温切斯特公学求学期间，马洛里开始了解山峰，并产生了一腔浪漫主义的深情。大学时代及之后的交际更增添了热爱，让他愈发拜倒在高山魅力之下，难以抗拒。他游走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边缘，与一些圈中人是朋友，包括鲁珀特·布鲁克和邓肯·格兰特，这里的文化氛围推崇理想主义、冒险精神和特立独行。马洛里和鲁珀特·布鲁克都热爱大山。布鲁克给马洛里寄过一张明信片，婉拒了去威尔士北部登山的邀请，并表示甚是遗憾。明信片上印着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布鲁克写道：“我的灵魂渴慕高山，我衷心热爱它们，可是面色苍白的神明不允许我去。”马洛里的山神和布鲁克苍白的神祇相比，不那么面无血色，更有雷神托尔的样子，但无论传奇还是神话，都不会影响他的认知。
最终，事实将惨烈地证明，马洛里对山峰的渴慕超出了对妻子和儿女的眷恋。若是在三个世纪之前，他会由于痴迷珠峰被关进疯人院，而一九二四年，他在山中罹难的消息却让举国陷入哀恸，他自己也从此成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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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最高耸的山脉一度是海底。一亿八千万年前，地球上的大陆轮廓与今日大相径庭。首先，请想象一片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大洋——古地中海——将今天印度所在的三角形陆地和亚洲大陆隔开。其下板块带着这片印度古陆，向北朝着亚洲高速移动（每年行进六英寸左右），动力是地幔中岩浆沸腾涌出时产生的对流。再往前两千万年，也正是这种地质作用将印度从泛古陆这一片超大陆上齐齐斩下。
印度板块的前沿遇上固定不动的青藏高原板块，形成一片潜没区域。此时印度陆块和欧亚大陆之间还隔着古地中海，海底堆积起厚厚的沉积物：沙子、珊瑚残体和无数海洋生物遗骸，有许多便储存在潜没地带的深沟大壑中。
千百万年间，印度陆块北缘朝着青藏高原板块南端挺进。两者合拢时，大片沉积物挤到一处，在热力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岩化。形成的岩石有些向下挤进板块之间，被推到地幔中，熔化成岩浆；而体量以万亿吨计的大部分岩石，则被抬升向上。
如此便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印度陆块猛烈撞入青藏高原板块，海底陆块之间的沉积物质抬升而上，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四道曲折起伏的山脊，最高处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些山脉刚诞生时，形状要流畅圆润得多，不似今日看到的这般错综复杂：如今的繁复缘自后来地震、季风和冰川的侵蚀之力。
所以说，今日世间的制高点孕育自地球最深的腹地之一。珠峰顶峰之下分布着一些黄色岩石带，里面有亿万年前生活在古地中海里的生物遗骸，如今已成化石。诸多勇士有志于攀登的巨岩，自身也垂直向上攀升了数万米，从古地中海沟壑里的幽晦深处来到喜马拉雅天穹的阳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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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质学角度来说，造就喜马拉雅山脉的是印度陆块和青藏高原板块的碰撞；而让它在西方想象中成形的，则是十九世纪北进的大英帝国和东扩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冲突。
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原地带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十七世纪，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希罗多德描写过印度，却不曾提到北方的高山。托勒密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压缩成同一道山脉，又将中亚高原整个略去。十六世纪中叶的地图绘制家们终于将国家边界安置停当，但是除了欧洲，其他大洲的内陆仍是神秘一片。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扩张的威胁露出端倪，这使得英国必须掌握整个泛喜马拉雅地区的信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度大三角测量确定了该地区最高的七十九座山峰，其中有一座h峰，不久更名为第十五峰。它是一位名叫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的测量员在一百七十六英里开外的比哈尔邦平原上，自瞭望站观测时看到的。大三角测量收集的数据送交当地测量总部，进行计算和复核。他们花了七年时间核实第十五峰的测算，考虑了种种变量的影响：温度、压强、光线折射，以及喜马拉雅山脉自身的引力。最终在一八五六年，总测量师安德鲁·沃（andrew waugh）确定了第十五峰的海拔，自信地宣布此峰高达两万九千零二英尺，“比迄今为止在印度测量的任何山峰都高，并极有可能是世界最高峰”。于是这座当地人千百年来本就熟知的大山，被西方世界“发现”了。
发现了，却无法接近，因为第十五峰矗立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两地当年都禁止进入。大三角测量时使用的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它，但由于政治和地理的双重原因，实际上是走不到跟前去的。英国长期以来都尊重尼泊尔王国的主权，于是测量者和探险家都无从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西藏更是十九世纪晚期仅次于两极的巨大未知。小说家h. 赖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无限向往地将它描述为“没有被踩踏过的土地”，可谓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极少有西方人深入西藏，因此它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块“白板”，未曾受现实和报道的玷污——好比一张白纸，紧紧蒙着地球上最巍峨的高原，任由西方想象在上面挥洒自己的东方幻想。
这类幻想中最主要的便是将西藏想象成一个圣洁的所在。对众多西方人来说，这片土地好似一个冰雪伊甸园，乃是亚洲中心的高贵圣地。藏民在那里安然度日，不受惊扰，浑然融入周遭奇境的岁月更迭，而美景和稀薄的空气也将他们陶冶得品行高洁。在那里，罗斯金所谓“十九世纪的阴云”——工业、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的三重瘴霾——尚未聚拢。一名一九〇三年进藏的英国旅行者把当地某座大山比作“一座大教堂”；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位法国探险家历经跋涉终于登上青藏高原，自述有如向上“穿越层云，从地狱来到天堂，把深深加剧人类悲惨的科技世界留在脚下，抛诸脑后”。西藏之于十九世纪，正如瑞士之于十八世纪：它是高原上的阿卡迪亚，与欧洲和英美污浊的都市景观恰成对照。
夹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王国禁地之间的，正是珠穆朗玛峰，即爱德华·怀伯尔一八九四年所称的“第三极”。自珠峰测定，到一九二一年远征勘察队来到山脚下，七十年间并无西方人踏足珠峰方圆四十英里以内的区域。珠峰包围在一圈信息真空里，闯入这片真空的只有希望、恐惧和遐思。珠峰的难以进入无疑拔高了它在人们想象中的诱惑力。一八九九年，时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在位于西姆拉的阴凉官邸中，从窗口眺望白色城墙般的喜马拉雅山，被珠峰迷住了。“我日日长坐房中，”他写道，“望着这道皑皑雉堞在天宇下拔地而起，望着这道将印度和世界隔绝开来的巨形栅栏。我觉得如果有人意欲登上峰顶，那也应该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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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写下这些文字之后五年，荣赫鹏率领一支英国军队从印度进入西藏，自此打破了藏地神话。开战理由是所谓的“侵犯领地”——有人报告说藏民越过边界，到尼泊尔掳掠牦牛，而事实是寇松担心俄国势力渗透西藏，想巩固英国的影响力。荣赫鹏早就想行动了，便用当时时兴的论调建议“僧侣阶层的权力应该就此打破，以免他们再自私阻挠西藏和邻近英国属地的繁荣发展”。
藏民并没有任由荣赫鹏和他的军队长驱直入。江孜村附近发生了战斗中的首场僵持，两千个藏民手持火绳枪、剑和长矛，对阵一小队扛着火炮和马克沁重机枪的英国兵。据幸存的藏民回忆，英国人开火，持续了“六杯热茶接连冷却的时间”。枪声平息之时，英军伤了十二个，藏民却有六百二十八人牺牲。荣赫鹏抵达拉萨之时，又有两千藏民丧生，而英军只损失了四十人。
拉萨惨烈沦陷，意味着又一处未知之境被攻破了。约翰·巴肯在《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s）中评论入侵圣城的行径时写道：“最不感情用事的人都多少会遗憾，对人类想象力意义如此重大的幕布终于还是拉开了……拉萨掀开面纱，昔日传奇的最后一座堡垒就此陷落。”
昔日传奇或许当真陷落了，但西藏展现出新的甚至更为强烈的魅力，那就是珠峰的魅力。而看到这股魅力的偏偏是一位登山家、探险家、神秘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兼爱国者，可能再没人比他更能和“攻克这座绝顶”的想法一拍即合了。在英军营地的带刺铁丝网和沙包中间，荣赫鹏看到珠峰“作为一尘不染的世界之巅，高高耸峙在天空中”，他着了魔。此番远观在荣赫鹏的想象里扎了根，日后将肆意滋长，从想象变作野心。
这番野心也的确有时间生长，因为一九〇四年入侵西藏间接促成了一九〇七年的《英俄条约》，双方同意禁止对西藏做更深入的探察。由于尼泊尔仍然不可进入，珠峰实际上也无法抵达。不过到了一九一三年，一位名叫约翰·诺埃尔（john noel）的英国青年军官扮成“印度的伊斯兰教徒”，非法进藏游历了一番，一直走到离珠峰四十英里的地方。在他的记述中，珠峰是“一座遍布冰雪沟壑的闪闪发光的岩石尖塔”。
诺埃尔的描述引得很多英国人动了心，尤其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他们制订计划打算去登山，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不过几乎战火一停，项目就立即启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皇家地理学会在新主席——正是荣赫鹏——的带领下，公布了派遣考察队去珠峰的计划。荣赫鹏在《珠峰：挑战》（everest: the challenge）中回忆说，自己当时决定“要让珠峰探险成为三年主席任期的主要亮点”。他确定了自己的圣杯所在，如今只差一位游侠骑士，来率领这场远征。
“加拉哈德骑士”，这正是杰弗里·温思罗普·扬过去对马洛里的称呼。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荣赫鹏请马洛里外出吃午饭，问他是否愿意参加第一次珠峰探险考察，四月就出发。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上马洛里迅速答应了，神色如常，尽管他当时本就和妻子及三个孩子聚少离多，并且要供职养家。荣赫鹏后来回忆说他“不动声色”。
可能也有某些功名上的考虑，如果时年三十五岁的马洛里成功登上珠峰，并平安返回，这番丰功伟绩一定能保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但他也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不那么危险的事业。他是查特豪斯公学的教师，工作稳定；他有写作上的追求，平日里写新闻稿，也写小说；他还对国际政治颇感兴趣，思想左倾。最重要的是，他想和妻子露丝以及三个稚子——克莱尔六岁，贝里奇四岁，约翰才六个月大——生活在一起。马洛里与露丝一九一四年结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分开十六个月，当时他在西线作战，是个炮兵军官。离别对双方都是煎熬，待到停战，两人都觉得婚姻生活终于得以好好开始。快要从法国撤回英国时，马洛里在给露丝的信中欣喜若狂地写到“我们即将共同度过的幸福生活”，提醒彼此一定要意识到“上天如此厚待，我们一定要好好过”。
事实并非如此。马洛里身上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力量、某种支配的倾向，意味着一旦有人给他机会去攀登珠峰，他肯定会去。两次从山里安全回家之后，他又两次决定再度返回。展读马洛里三次珠峰探险时的信件和日志，其实是在窥探一段如火如荼的恋情——一桩与高山之间的风流韵事。这是一场甚为自私的风流，马洛里本可以、也理应斩断情丝，却反而让它毁了露丝和孩子们的生活，自己也殒命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珠峰探险期间露丝写给马洛里的信。尽管她经常给丈夫写信，却只有一封留存下来，因而无法确知她对丈夫的行为做何感想。这段三角恋情中，基本听不到她的声音。我们知道的是马洛里爱上了珠峰，珠峰最终让他以死为证。而我们难以理解、本书也试图略作解释的是，家中发妻情深如此，他何以偏偏迷上一堆巉岩和坚冰。
在公开发表的第一次探险（即一九二一年的考察）报告中，马洛里在结尾处写道：“这座群山绝顶有其严酷的一面，极为可怕致命，明智者在尝试攀登之初便应当战栗三思。”而今读来，这好似他给自己的一则警告，可他并不曾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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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马洛里独自在蒂尔伯里登上撒丁岛号轮船。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已先行出发，他要到大吉岭与他们会合。轮船很小，同船乘客无聊得让人丧气，船舱逼仄不堪，又吵得像个铸造车间。船往南开，一到气温足够暖和的海域，马洛里就几乎整个上午都坐在船头靠近链条拴住船锚的地方。身处挡风帆布后面，他只看得到船头瞭望高台上值勤员的黑色身影，除此之外便再不见人影。这正合马洛里的心意，他可受不了撒丁岛号上的那帮人。他也喜欢这儿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喜欢看宽阔的海面和经过的陆地。
船走的是常规航线，向南直奔圣维森特角，之后从那里往东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更温暖的地中海海域。即便在海上，马洛里也一心想着高山。一天清晨，他醒来看到直布罗陀巨岩正在舷窗外移过，便立即冲上甲板。幽蓝曙光中，灰色岩石犹如庞然大物，从船舷边缓缓经过，马洛里看着峭壁，本能地寻找起最佳攀缘路线。四月十三日，离开英国五天后，他从双筒望远镜中看向西班牙内陆，能看到一道光洁灿烂的山脉，白雪一直覆上山腰：那是内华达山脉。“祝福这座大山！”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也朝南望向非洲，看到那里的屋舍、教堂、城垣、小小的悬崖和海湾，还有阿尔及尔城的白色房子在岸上迤逦铺陈。这一切从马洛里眼前徐徐经过，好似一段缓慢动人的新闻短片，而轮船一径驶过守卫严谨的地中海，朝着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而去。
马洛里的思绪常常飘回家中：飘向被抛下的家人；飘向一缕缕阳光穿过凉廊，照到宅前的样子；也飘向园中长在雪松背后土垄上的白丁香，它们快开花了，掉落的花瓣在草地上闪闪发亮。
苏伊士运河全然不似想象中的壮阔，两岸布满大战残骸，望之令人烦扰——开膛的卡车，散架的坦克，铁锈血一般渗入周围的沙土。船行驶至河堤低平之地时，马洛里想象着，从沙漠那边望来，他们的船一定就像在沙地上穿行，破冰船般从沙丘中犁出一条路来，这是一艘沙漠之船。
过了苏伊士运河便是红海，过了红海，就到了印度洋。这里没有海岸线可看，只有弧形的地平线，远处偶尔有轮船驶过，顶上飘着一缕羽毛般的轻烟。这片海域的天空比马洛里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辽阔，甚至比家乡东英格兰沼泽地带的天空更为广袤。这里的云朵不像成队飞艇随风飘过，它们由残余的雨云和卷云堆积成雷雨云砧，始终保持一定的形状，不似气象产物，倒像地质构造。马洛里很好奇，如果能登上这些云团，奋力爬过上面的凸起、圆丘和坡面，直攀上顶端那朵云的穹隆，会是何种感受。然后他意识到，目力所及最高的那朵云也比珠峰低了数千英尺，不由想到，此行要做的事真可谓胆大包天。
天空让马洛里欢欣鼓舞，大海却使他陷入一种不祥的情绪。“真是奇怪，”他写道，“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灾难和危险近在咫尺……大海充满魅力，也充满灾祸。”在船头，他一度想脱下外套甩在甲板上，从船上纵身一跃，跳到铁灰色的海水里去。
之后锡兰出现了：一片赤黄，顶上一溜翠绿——轮船驶近些，才发现那是一簇簇粉刷了颜色的房子，衬着热带雨林的背景。他们逗留了一两天，还挺舒服，之后此行最后一段闷热的里程开始了。马洛里在前甲板上锻炼时出汗，躺在船舱里出汗，在吸烟室里写东西时也出汗。空气里饱含水分，腐臭难闻——它成了具有双重性质的物质，半是气态，半是液态。马洛里坐在船头，巴望着加尔各答在地平线上出现，只觉得身体被推着经过一片胶状物体。他记起马来语里，“水”和“空气”是同一个词，如今置身热带，这显见的混淆倒似乎极有道理。
五月十日，船到加尔各答。马洛里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搭乘十八个小时的山地火车，先穿越平原，再爬升到大吉岭。铁路在一道道山腰间穿行，坡地上开凿出梯田，种着茶树。火车也穿过峭壁耸峙的山谷，崖壁上茂林矗立，令他想起中国的卷轴画。在海岸平原上度过一个月之后，再进到山里，感觉真好。
他在大吉岭与其他珠峰人（他们已经开始这样自称了）会合，探险活动看来终于要开始了。然而还没有，开始之前有繁文缛节要遵从。第一晚，他们在大吉岭的东道主——孟加拉总督——设宴，马洛里只得全程奉陪。那是峨冠博带的场面，餐前要一本正经地和许多人握手，接着吃饭，菜一道接着一道。每一位赴宴者都配备一名殷勤的侍从，站在椅子背后，像个幽灵或影子，让人很不自在。依马洛里的喜好，浮华和排场实属多余，但既然此次珠峰之行在很多方面乃是大英帝国的使命，就必须忍受这些仪式。他也见到了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当天夜里，他在给露丝的家书中敏锐而犀利地点评他们：一位是加拿大人惠勒（wheeler）。（“你知道我讨厌加拿大人。我猜，我得使劲咽口唾沫，才能鼓起勇气喜欢他。上帝啊，赐予我口水吧。”）一位是探险队长霍华德-比里（howard-bury），马洛里本能地不喜欢他。此人浑身散发着保守党气息，粗俗而教条。一位是布洛克（bullock），与马洛里结识于温切斯特，后来登山时两人成了搭档。他随身带个小提箱，颇令人纳闷，原来里面装了一件外套、两件套头毛衣，用来御寒；另有一把粉色阳伞，保护他不受雪暴和阳光侵袭，也让他在山景掩映之下显得“优美别致”。一位是莫斯黑德（morshead），勘察员兼登山家，看上去很彪悍，让马洛里印象深刻。还有一位是凯拉斯（kellas），苏格兰医生、登山家，在西藏中部一口气爬了三座高山，刚刚赶回大吉岭。从他到场那一刻起，马洛里就喜欢上了他。凯拉斯在总督晚宴上迟到十分钟，他不修边幅，“活像个炼金术士”，言不由衷地咕哝着抱歉的话，一口苏格兰腔。
一通耽搁之后，探险队从大吉岭出发了。队伍里有五十匹骡子、骡夫、一大群挑夫、厨子、翻译、印度军官，再加上他们这些珠峰人。一行人走了好几天，穿过温室暖房般的锡金丛林。淫雨滂沱，问题就来了。马洛里穿着黑色自行车雨披，布洛克有粉色阳伞，然而暴雨如注，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保持干爽。一切都湿透了，雨水从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上倾泻而下，肆意横流。他们在大吉岭弄到的骡子都是些肥硕的牲口，并不习惯走丛林小道，有九头病了，还有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五天之后他们别无选择，决定打发骡夫和骡子回大吉岭，等到了藏地就入乡随俗，使用当地交通工具——牦牛和矮种马。暴雨也带来蚂蟥，既有细线一般的军绿色蚂蟥，也有块茎状的、带赭色条纹的老虎蚂蟥。成千上万的蚂蟥从四面八方涌来，在地上起伏扭动，速度惊人，要不就直立在枝叶上，随风摇动，仿佛发出警告的手指。挑夫们一捻一拉，将它们从腿上摘下来，留下带血的环形伤口，会出血好几个小时。很快西方人也学会了这通操作。
潮湿繁茂的密林也自有美感。雨水把茂盛的叶子淋得闪闪发亮，在花冠上汇聚成汩汩涌动的银色小水塘。蜻蜓好似小小的霓虹灯管，在池塘上飞蹿盘旋。最让马洛里着迷的是花儿，有玫瑰色的兰花，还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杜鹃花。当然还有布洛克的那把阳伞，底朝天搁在地上时，就像一朵前所未闻的张扬大花。
之后丛林戛然而止。一行人穿过则里拉山口的分界线——在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高度，所有人都有点高原反应，从这高处向北眺望。空气闻着干净了很多，也冷了很多，几乎就是氧气的味道。此行第一次见到山，这些马洛里不远万里来看的群山，自地平线边缘拔地而起。它们前面就是西藏，那片土地中的某处就是珠峰。“再见了——丛林遍地的美丽锡金，”马洛里兴奋地写道，“欢迎你——天知道是什么！”地形彻底改变，他们下山朝帕里进发，空气愈发干燥；植被也换了，这里有高高的银冷杉，树底下开着深色杜鹃。
接下来是藏南成片的高原砾石沙漠，绵延数百英里，望去一片耀眼。从帕里走六天才能到达岗巴宗，这是荣赫鹏的军队去拉萨途中经过的山中要塞。在深褐色的高原沙漠里得待上六天。和其他地方的沙漠一样，此地清晨，人们醒来时，天气寒冷而宁静；中午时分气温飙升，热浪在前方闪动，从碎石表面蒸腾上来，形成一个大火炉，热得足以让人脸上脱皮。下午则刮起风来，搅动起地上成吨的松散沙尘。到了晚上，无尾鼠在帐篷防潮垫上跑动，叫人心烦意乱，而且气温骤跌。沙漠周边的山脉侧面隆起，早已消失的冰川和急流峡谷将它们劈开。这些山都是页岩质地，较高的几座平布着积雪。
现在整个队伍都闹起了肠胃病，最严重的是凯拉斯，他饱受痢疾折磨，虚弱不堪，只得让人用担架抬着走。这次探险前他刚爬了三座高山，疲惫不堪，之后再没能恢复过来。但他不肯折返。六月五日，穿越一处高山山口不久，快要抵达岗巴宗时，凯拉斯痢疾发作，拉出一摊血和排泄物，之后便去世了。
这下大英帝国的巡游团突然成了送葬队。死亡降临得如此之早，离目的地珠峰还这么远，这着实诡异，也不该如此。马洛里赶紧给露丝写信，说自己身体无恙，让她放心。他知道霍华德-比里几乎每天都向《泰晤士报》发回报道，一定会捎上凯拉斯的死讯，而他自己的家书要过一个多月才能抵达英国。
他们搭起一座帐篷，让凯拉斯的遗体在里面过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处岩石山坡的松散土壤里掘出坟墓，将他下葬，让他面向此次探险之前爬过的那三座大山——也正是它们间接害死了他。霍华德-比里向天吟诵葬礼上常用的《哥林多后书》段落。四名挑夫已经和凯拉斯处得很熟，此刻坐在墓地附近一块大砾石平顶上，静静听着英国人致辞。事毕，探险队员们在墓上搭起堆石标，然后继续上路。
岗巴宗是藏地要塞，据守一处狭谷入口。到了这里，士气高涨一些。比里开枪打到一头瞪羚，还有一头大尾羊，布洛克则捕获一只鹅，又捕到一盘小鱼。尽管凯拉斯离开了，此地又崎岖严酷，但想到正在靠近珠峰，进入从未有人到过的地界，马洛里还是欢欣鼓舞。“我们如今身处之地，从未有欧洲人到过，”他写信给露丝说，“再走上两天，我们就要‘走出地图’啦，这地图还是拉萨探险年代绘制的。”在马洛里的时代，珠峰还只存在于欧洲人的想象之中，不过是数十年间几次远远的惊鸿一瞥，一座三角形的高峰，被一个高度数字和一套坐标值限定在空间里。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期望之中。
第二天，早饭之前，马洛里和布洛克登上布满碎石岩屑的荒凉山坡，爬两步退一步，终于到了要塞顶上。他们向上攀登了大约一千英尺，来到金色的阳光里，然后——
我们待在那儿，一转身，看到的正是来到此地想看的景色。在我们的西边，确确实实有两座雄峰，左边的一定是马卡鲁峰，灰色，严峻，然而特别优雅。右边的那座——谁能怀疑它的身份呢？它是一颗巨大的白牙，赘生在世界的颌外。我们看到的珠峰还不太分明，因为那个方向有层薄雾，可这样的天气条件却平添了一番神秘与辉煌。我们很满足，群山中的最高峰果然不会让我们失望。
他终于见到了它，这座引得他横跨世界、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的高山。不过就目前而言，他还不想将珠峰看得“太分明”，而希望它保持神秘感，依然是那座在想象和地质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半是遐想、半属现实的山。这是马洛里心中的“崇高”感在作祟，它激起他对于暗示、朦胧、神秘的渴望，让他相信，看得隐隐约约才看得更为真切。吸引马洛里的东西，后来被j. r. r. 托尔金称为“魔力”——“那微光般的启示，从来不会变成清晰的景象，却永远暗示着更深处的存在。”
休整了几天，他们离开岗巴宗，继续向西进发。现在穿越的是真正的西藏荒原了，一片笼罩在古铜色的天光下、由沙丘和淤泥滩组成的荒原。在这儿，刮风简直是一桩幸事，可以把成群贪婪的沙蝇压制在地上。负重的牲口在泥浆里踉跄前行，得哄着才肯走上陡峭的沙崖。布洛克觉得这是世上最偏僻贫瘠的地方，然而在马洛里敏锐的眼睛里，这儿也并非全无魅力和色彩。他留意到沙砾地上开着微小的蓝色鸢尾花，没有叶子，还有好些鲜艳的花朵，有点像旱金莲，花瓣粉色或黄色，有很小的绿叶。这沙漠表层底下，仿佛埋藏着一个色彩的宝藏，到处冒出头来。
一天清晨，马洛里和布洛克又结伴在大部队之前赶路，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这次他们骑马，蹚过一条颇深的河流，然后沿着谷底策马慢跑，走了好几英里。突然，峡谷两壁豁然分开，两人来到一片沙土覆盖的平原。前方深邃天穹之下，在云层中隐现的，正是他们远涉重洋来觐见的大山。马洛里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抵达无人踏足之境的战栗和激动：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旅行家。不仅因为之前没有欧洲人到过这里，也因为我们洞悉到一个秘密：我们正从一道南北向的屏障后面向外望去，自从在岗巴宗向西瞭望时，这屏障就始终是我们面前的一道幕布。
正是为了这样的时刻，马洛里才踏上这场“伟大的探险”（他喜欢这么形容）。
大部队到来之前，还有时间可以打发，于是马洛里和布洛克拴好矮种马，爬上峡谷北角一座页岩小山峰，在峰顶转身向西。他们出峡谷的时候，云层升腾起来，遮住了群山，看来即便用双筒望远镜也什么都看不到了。然而接着，
我们忽然透过云层捕捉到一丝闪烁的白雪，之后两个多小时里，宏伟的山坡、冰川和山脊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从云隙里显露，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让我们认了出来。肉眼几乎看不见山形，它们又和云雾混作一片，难以辨识。但终于，这些碎片凑成一幅清晰的全景，一点一点地，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山峰，先是少许，逐渐增加，直到珠峰的顶巅展露出来。苍穹之下，其高耸令人难以置信，连想都不敢想。
他们待在小山顶上时刮起风来，吹动平地的沙土，下山途中，从上往下看，这片平原就像一盆波纹起伏的绸子。
不久探险队在协格尔宗安营扎寨。协格尔的意思是“白玻璃要塞”，那里的房屋外墙都粉刷得雪白，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马洛里觉得，此处光线细致勤勉，将营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坚韧的支索绳、兼做凳子的茶叶箱、后勤帐篷的厚重帆布、叮当作响的碗盆——都装扮得分外美丽，衬托出每个物件的每个方面、每道纹理。好奇的藏民溜达到珠峰人中间，有背囊里兜着婴儿的母亲，有脏兮兮的小孩子，还有瘦削的父亲。
他们在协格尔宗过了两夜。邮件来了，马洛里收到露丝寄来的一束信札，他即刻回复，还在信纸里夹上小小的藏地花朵。他告诉她，这一天——就是他断断续续从云层中看清珠峰的这天——“可以算作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珠峰如今“已不再只是想象中的景象”。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转折点。从这一天起，珠峰成了马洛里通信的中心，甚至比露丝更为紧要，这座大山开始像情人一样侵入他的思维。这段日后将马洛里和露丝双双毁掉的三角恋中，第三点已经就位。他在给露丝的信中问道：“人们到哪里去找另一番景象，来揭示比这伟大哪怕一丁点的奥秘呢？——从这一天起，这个问题将始终存在。”
六月十九日，离开大吉岭大约四周之后，探险队接连行过几座破烂铁轨般架设在汹涌河水上的吊桥，转入通往定日的山谷。定日坐落在盐沼当中的小丘上，是个商贸小镇，离珠峰四十英里。霍华德-比里在这里搭建起固定的暗房和后勤帐篷，定日将成为总部，成为行动基地、探险队的神经中枢。
马洛里巴望着继续行进，只休息了一会儿，便和布洛克一起挺进绒布山谷，去建一处更前沿的大本营，离珠峰大约十五英里。到这里，珠峰赫然耸立在前，俯视着他们，“简净质朴，令人称奇”。周遭环境为珠峰搭了个亮相的舞台：绒布山谷狭长的两臂从山上延伸下来，仿佛“巨人的肢体，简洁、朴素、庄严”；高高的崖壁上山洞棋布，有佛教隐士在里面修行。两壁之间，冰川直通山脚的圆形凹地，“好似冲锋陷阵的轻骑旅”。
自此，工作才真正开始。这一年，他们要在这里努力找到攀登珠峰的最佳路径，为此必须解开这座高山及其周围山峰的谜团，还必须破译它的地质构造。几天，之后是几星期，他们都在绘制地图，调查勘探，拍照，跨越从山地中心辐散开的一道道山脊。有关这座高山的每一丁点信息都来自艰苦卓绝的劳作。晴朗的日子里，他们醒得很早——清晨的阳光像潮水涌入一般照过营地，营地一边还是漆黑，另一边已经金光闪闪，之后要徒步十到十二个小时，往往还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这并不容易，他们本就在高海拔低温地区，而绒布冰川并不像远处看上去那样直通山脚。马洛里很快发现，地球上这类地区——更接近赤道——的冰川不像阿尔卑斯山区的冰川那般适宜行走。这里阳光直射，冰在此作用下变成冰峰密林，有些高达五十英尺，底下冰面分裂成迷宫一般的冰隙和压力脊。马洛里写道：“即便白兔先生到此，也会不知所措。”不久他看出，最好绕开这片诡异的冰冻钟乳石场，从侧面的冰碛上去，才能前行。不过这条路线也有危险，上方峭壁会掉下岩石和冰块，构成威胁。
大部分时间马洛里都陶醉在四周的风景中。晴天里，他看着太阳落到珠峰背后，留意暮色如何让群山显得扁平，变成二维景象，就像用硬纸板剪出的图样。而珠峰顶巅闪闪发光，高高俯视着他，“仿佛济慈笔下的孤星”。到了早晨，他近乎贪馋地注视着珠峰脱下云裳：
昨天早上，我们又观摩了那出反复上演，却又永远宛如初见的戏，每次到场观看，都感觉如此新鲜，充满神奇。紧闭的幕布分开了，向边上卷去，复又合拢，升起，复又降下，最后终于大开。阳光破空而入，万物顿时阴影鲜明、轮廓毕现——而我们在那儿目睹着这场盛况。
这场登山行动宛如脱衣舞表演，让马洛里倾心不已。他似乎拥有无穷精力，就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种“驱动力”。他写信给露丝说，珠峰为他创造了“一种精神焕发的生活”。
不过有时（尽管非常少见）马洛里也会厌烦这一切：一成不变的食物，高海拔对身体的损伤，糟糕的天气，窄小的帐篷。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海拔一万九千英尺（约等于五千七百九十一米）的高地上建起第二座前沿基地。到了这样的高度，普里默斯汽化煤油炉已经失灵，冰硬得像石头。天气糟糕，他们困守营地，马洛里一边听着细细的雪粒不断落在帐篷四壁，一边给朋友写信：
有时，我想这场探险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来自某人——荣赫鹏——恣肆的狂热……然后强加于在下忠诚的热情之上。事实当然肯定和他们的梦想截然不同。在他们的素日想象中，珠峰北面的雪坡角度柔和、引人入胜，其实却是近一万英尺高的极为艰险的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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