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里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攀登一座人们心中的大山，而且绝不仅仅是他自己心中的山——更是荣赫鹏的。在家乡英国，阿尔卑斯俱乐部里或旅行者之间，谈论的向来只是容易攀登的雪坡。不过当然，马洛里之前不曾有人如此接近珠峰，得见它的北坡——这里“容易攀登的”山坡是这些人想象出来的，正如他们曾想象出许多大山的方方面面。而事实就像马洛里指出的那样，“截然不同”——这是一面“近一万英尺高的极为艰险的峭壁”。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北坳——马洛里管它叫“我们渴求的山坳”——是登山的关键。它是珠峰的北侧山肩，那里有一道冰层和岩石构成的山脊折上峰顶，显然适合攀登。如果可以在北坳扎营，那么很可能就能拿下珠峰。然而问题是怎样爬上北坳。第一个月，他们一直试图从绒布冰川的主体上去，杀出一条路来，但是太危险，而且挑夫根本上不去。必须找到一条能把补给和设备也运上去的路线。于是到了七月中旬，马洛里和同伴决定放弃绒布山谷，绕到大山东面，看看那里有没有办法上到北坳。
还真有。八月十八日，他们破解了这道地理难题，答案就是朝着北坳，翻过一处名叫拉巴拉的高原山口，然后向上穿过东绒布冰川（这是他们取的名字）上杂乱的冰瀑。那里有一些冰雪坡地通上北坳，显然走得过去。
可令人大为恼火的是，他们刚想到这个办法，天气就变坏了。雨季降临，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们苦等天气放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整场探险中最艰难的时刻。队员们坚持高山作业，身体变差。马洛里素来自信健康无碍，现在也看到身体变得脆弱、难以保持最佳状态的迹象，不免有些吃惊。到了晚上，他们的脸和手都发青——这是缺氧所致。马洛里总是被布洛克弄醒，因为布洛克似乎停止了呼吸，长达几分钟之久，而布洛克说马洛里也会这样。与此同时白昼变短，夜里也更冷了。
这段不得已的修整也让马洛里有大把时间思念露丝。也有一些美妙的时刻——“邮件抵达，爱意飞临我们中间，依偎在每座帐篷里”。黑暗中，他梦见躺在身旁的不是布洛克，而是露丝。他也梦见自己赶回她身边，船头劈开碧绿大海，激起翻涌浪沫，直奔某个洒满阳光的地中海港口；在那里，海鸥声声鸣叫，漫天遍野；在那里，“我盼望见到你在码头的阳光里，笑意盈盈”。
然而醒来时，身边总是布洛克。布洛克属于那种生来名副其实的人：他就像小牛一样强壮勤恳，有着牛一般的力量和勤奋，马洛里默默佩服，称他为“坚定的同伴”。
他们谈论过就此打住，但马洛里比任何人都更感受到一股“拉力”，要留在此地，等待机缘，“一生难得的机缘”。九月十七日，天气放晴，阳光明媚，也不下雪。他们迅速朝高处营地进发，于九月二十三日抵达，之后天气又变坏了。狂风吹来雪花，整夜唰唰打在帐篷四壁。准备当晚饭吃的沙丁鱼三五条一小块地结了冻，硬如石块，马洛里和布洛克只得用手焐着融开它们。把雪化作水来用的时候，两人轮流俯身在锅子上方，好让袅袅上升的蒸汽暖一暖眼睛。狂风肆虐，不断吹打帐篷，把层层帆布刮到一起，企图把帐篷整个儿从山坡上连根拔起。如果没了帐篷，没了这方性命攸关的小小帆布，他们就生存无望了。
二十四日清晨，极糟糕的一夜之后，马洛里醒来，发现帐篷顶不祥地朝里垂下。雪停了，风却不曾稍减。天气很差，可他们还是出发了，试图强行登上通向北坳的陡峭雪坡。他们在之前雪崩后留下的残片上艰苦攀爬，风刮下松散的雪花晶粒，迷了登山人的眼。踩下的步子惊起阵阵微型雪崩，在身后轻轻蹿下山坡。
从下面往上看，每个登山者都笼罩在雪粉的光环中，那是一圈冰冷的小光晕。上方几百英尺处，雪粉不断从北坳边缘刮锉下来，有如一大团冰雪烈焰。下方背风坡上，风已经很难对付，到上面一定更要命。但马洛里还是急切地“想要把冒险再稍微推进一点”，和布洛克、惠勒一起一步一步渐渐挪上北坳边缘。他们迈上坳口逗留几分钟，领受了一番大风的冲击，只是为了到那儿站一站。三人向上凝望着那道蜿蜒几千英尺、通上峰顶的山脊。暴风肆虐，仿佛世界末日般恐怖——马洛里后来回忆说，那是一种“没人能在其中活过一个小时”的狂风。不过抵达北坳还是意义重大，因为正如马洛里之后在信中告诉露丝的，这意味着确认了通往顶峰的路径，“任何有意在世界最高处来一番探险的人，都可以走这条路”。
就这样，第一次珠峰探险结束了。他们再次长途跋涉返回大吉岭，从那里去孟买，登上马尔瓦号轮船，起航回家。马洛里此刻深感疲惫，他形容自己——
对遥远的国度、粗野的人、火车轮船、闪光的陵墓、异国港口、黝黑的脸庞和耀眼的太阳统统厌倦了。我想看到的是熟识的面孔、甜蜜的家，然后是蓓尔美尔街庄严的建筑立面，也许还有雾中的布鲁姆斯伯里。再去英国的河边走走，看看在西方的草地上吃草的牛群。
船近马赛，他给姐姐艾薇写信说：“他们已经起意明年再组织一场远征……我明年可不去了，就像俗话说的，给我整个阿拉伯的金子，我也不去。”
***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东印度公司码头上空，海鸥侧身盘旋，声声鸣叫。马洛里大步踏上喀里多尼亚号轮船带栏杆的跳板，船即将开往孟买。其他珠峰人已经上船，这是新的一队登山者，新的一局探险。喀里多尼亚号轻快行过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水面和蒙蒙薄雾，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再拐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巉岩，进入地中海。夜里，它穿过苏伊士运河，有如细线穿过针眼。水静无波，漆黑一片，看去更像个地质构造，像夹在沙漠地层间的一脉石墨。之后船驶入红海的灼热空气，大海像水库一般平静，轮船行过，水上几乎不留尾波。
白日里天空一碧如洗，仿佛玻璃穹顶；而每天傍晚，空中汇聚起中东日落时分特有的碧绿、湛蓝、明黄，映在驶过的海面上，千变万化。飞鱼蹿出水面，浑身紧绷，表演小小的腾空，偶尔会砰的一声跌进船舷。还有海豚护送着轮船，一会儿跳进水里，一会儿又朝着左舷和右舷跳出来。
船上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早上新西兰人芬奇（finch）和队友们大侃此番携带的氧气设备，演示阀门、背架和气流速度。马洛里对这套价值九百英镑的高价器具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欺骗大山的手段，好比随身携带一个大气层。可是芬奇介绍起它的好处来很有说服力，尽管略嫌狂热。下午热气凝滞，像给人笼上一床毯子，他们就到甲板上打网球，有时候也打板球，七点整吹号吃晚饭。天黑以后，马洛里喜欢在船尾看轮船拖着磷光闪闪的尾迹驶过。他当然也想念家中的露丝，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朝前看，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伟大工作”。
这次他们在孟买靠岸，带着两吨重的物资——包括整箱整箱香槟、鹌鹑肉冻罐头，还有几百片姜饼——乘火车穿越印度，朝加尔各答进发，做了一番旷日持久又汗流浃背的旅行。铁路经过烈日灼晒的土黄色平原，也穿越黑森森的槭树林，铁道两旁古木荫翳，宛如峡谷两壁。到了加尔各答，火车又呼哧呼哧把他们运上大吉岭，在那儿又好好收拾了一通行李。队友们相处甚欢，齐心协力，看来是比上次融洽得多的组合。新领队查尔斯·布鲁斯将军总是打着领结，身穿粗花呢外套，头戴遮阳帽，拿着手杖，凡事都一笑置之。其实粗花呢下面是伤疤——他在加利波利半岛和其他地方都受过枪伤，还饱受疟疾折磨。马洛里很喜欢布鲁斯，比那个难以忍受的霍华德-比里好多了。队友中还有斯特拉特（strutt），他虽然爱穿圆点花纹袜子，经常抱怨，但还能忍受。约翰·诺埃尔是此行的摄影师兼录像师，爬山也很利索。还有萨默维尔（somervell）——马洛里的登山搭档和旅程中的精神同道，此人聪明过人，长着一对奇怪的招风耳。
他们分两队离开大吉岭，计划到帕里会合，将三百头驮行李的牲口集中到一起。时节尚早，和马洛里上次冒险穿越时相比，锡金丛林没那么丰饶美丽。没有那么多鲜花，也“没有那种生机勃发之感”。不过在行进中，肺里充满山间高爽空气的感觉很好，而且离“这山”——马洛里如今经常就这样叫它——越来越近的感觉也很好。
马洛里属于第一队，他们于四月六日到达帕里。尽管地上积雪仍有一英寸厚，天黑之后坐着必须裹上睡袋御寒，但他还是告诉露丝，回到西藏，兴奋之情油然而生，而且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原来很钟爱眼前的荒芜景象。从帕里到岗巴宗，他们这次走了一条新路线，海拔更高，但比一九二一年的路程缩短了两天。途中经过东卡拉山口，快到山口时，气温骤降，下起雪来，四月八日下了整整一夜。马洛里担心牲口，便走出帐篷，在黑暗中踏过又软又黏的积雪，到拴着牦牛和骡子的地方去看看。它们杂乱地站着，背上积了雪，好像盖上毯子一般。牲口们不停换着蹄子站立，很不舒服，鼻孔喷射出湿乎乎的白气，飘散到夜空里。骡夫们蹲着躲在岩石下，围成一圈，似乎无所谓酷寒，瞧着挺怡然，也不太担心牲口。于是马洛里回到自己帐中，在排钟般的牛铃声中睡去。
第二天天气太冷，无法骑行，每个人（甚至包括肠炎发作的马洛里）都决定在牲口边上步行，以便取暖。这真是艰苦的一日，在崎岖山地徒步二十二英里，全程海拔在一万六千英尺以上，只停歇短短几次，略进饭食。夜幕降临之前，他们在一片岩石露头下支起一顶“古怪的小帐篷”，四周砾石平地绵延，平地东缘高高耸立的，就是凯拉斯攀登过的三座山峰。
再下一日休息。马洛里在足够暖和的几个小时里坐在外面，读巴尔扎克。他说，此地风光虽说朴直，也还是能发现美：云朵在原野上投下阴影，远处一片湛蓝，近一些的山坡上则隐隐显出深深浅浅的红、黄和棕色。可之后刮起风来，他只得回到后勤帐篷里避寒，在那儿试着给露丝写信，尽管瓶里的墨水老是冻住。“藏地艰苦，我们已深有体会，”他写道，“此地情形毫无乐趣可言，我觉得自己都枯萎了。”他穿着五层衣物，即便如此，“身上也只是刚够暖和，触碰信纸的指尖冻得厉害”。不过指头受点冻是值得的，因为这封信感觉就像是他和露丝之间的纽带，“我能感到你就在信的那一头，亲爱的，我时常想起你的样貌，这样你仿佛就待在我身边”。
一连几天他们都重复着同样的节奏：行进，扎营，行进，扎营。帐篷钉子很难打进冰封的地里。吃早饭时，他们围着搁板桌，坐在倒扣的茶叶箱上，穿着人字粗花呢衣服和渔夫套头毛衣，双手交插在胳肢窝下，在严寒中耸肩弓背，脑袋几乎要缩到身子里去。到岗巴宗附近的荒原，雪暴骤降，耐着性子将他们淹没。足迹刚一踏出，雪就把它们填平，像个辛勤的管家，在他们身后打扫清理，抹去所有存在和进展的痕迹。这片高原成了极地冻土。他们胡茬上凝着雪，身后是黑色的牦牛和骡子大队，在皑皑雪原上蜿蜒好几英里。
严寒使得士气大损，让人筋疲力尽。他们一度忘却稍远的目标，一心只有早上拔营，夜里扎营。然而这时他们终于抵达协格尔宗——白玻璃要塞。“我们清楚地望到，珠峰就在原野另一头，甚至比我记忆中更加了不起，整个队伍都为之一振，这当然也唤起了我的主人翁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马洛里的山，他是一九二一年探险队中唯一重返此地、再踏征程的人。
到了协格尔宗之后，他们朝南走，这样能更快前往东绒布冰川，然后到达北坳。五月一日，他们已经在冰川顶端的冰碛上建起大本营。冰川从谷地带下来的杂乱砾石堆也是白色的，有帐篷大小，从远处看，新建的浅色帐篷和它们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布鲁斯计划围攻大山，他麾下的登山者将建起一系列营地，依次上升：第三营在北坳脚下——马洛里曾在此地度过一夜，极其难受；第四营建在山坳上面。他们希望这样能在冲击珠峰顶峰时形成支援网。天气一点不曾转暖，但三个营地沿着山谷顺利扎好了。五月十三日，马洛里帮忙开出一条从第三营上到北坳的路。遇到跨度大的地方，他必须在蓝光闪烁的陡峭冰层中砍出阶梯来。挥斧，碎冰，一个阶梯；再挥斧，碎冰，又一个阶梯。这节奏在平地上都极累人，高山上更是让他精疲力竭。每一斧砸下去都腾起榴霰弹一般的冰屑碎片，十分危险。过了一阵，马洛里挪到山坳左边，发现那里积雪深厚，颇为稳固，行走就容易多了。短短一天中他成功固定四百英尺绳索，后面的队友可以攀着绳子上来。他还上了北坳。风不像一年前上来时那么猛烈，他爬上北脊裂隙遍布的危险冰面，穿过一方方破碎的蓝色冰块，最后踏上靠近山脊开端的坚实地面。每走一步，南边的景色就开阔一分，他坐下来，满怀敬畏地看着它：“这是我见过的最惊人的奇观。”第四营在北坳上建好了。
五月十七日，“出发去尽力攀登到最高处的前夜”，马洛里给露丝写了一封信，翌日他和莫斯黑德、诺顿（norton）、萨默维尔从大本营出发，前往第四营。他们计划从那儿离开北坳，攀上东北方向的山脊，露营一晚，第二天争取登上顶峰。
在第四营度过寒冷的一夜之后，四人向北脊进军。他们出发得晚了些，因为前一晚忘记把第二天的早餐——几个亨氏意面罐头——带进睡袋，意面全部冻住。他们不得不在慢热的炉子上炖水，把罐头放在里面解冻，然后拼命咽下掺着冰屑的面糊，才能出发。很快他们就发现风太大，空气太冷。身上的衣服全都不顶用：手套和绑腿里的羊毛在严寒中硬得像胶合板，毡帽的纤维缠结到一起，已无法保暖。他们费劲地挪上山脊，被迫在海拔两万五千英尺（七千六百二十米）处，在山脊背风面一方冰石构成的岩架上露营，此时还远未到达预定地点。诺顿的一只耳朵和双脚已经冻伤，无法入睡。莫斯黑德也被冻惨了，他一只手的手指成了覆盆子奶油色，这可不是好兆头。队员们两人合用一个睡袋，彻夜无眠，听着“一粒粒细雪轻轻打在帐篷上，倒是悦耳”。帐篷布面积了雪，垂下来时，他们就用手掌击打一番，让雪哧哧溜到地面。
晨曦照亮帐篷，他们硬撑着走出去，除了莫斯黑德，他宣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顶峰太远，登顶显然已不可能，然而他们还是挣扎向前，又象征性地走了两千英尺，方才折回。他们接上莫斯黑德，把帐篷留在原地，然后继续奋力撤向北坳。这真是场拼死撤退，莫斯黑德几乎走不了路，不断在雪地里坐下来，只求一死。诺顿哄着他向前，一手搭在他腰间，轻轻在他耳朵边上说好话。走到山脊陡峭地带，莫斯黑德脚下一滑，把另外两个登山者一齐拖了下去。全仗马洛里反应敏捷，一把将斧子插进雪里，再套上一圈绳索，才将四人的命都救了下来。他们踉踉跄跄回到第四营时，马洛里注意到西边天气特别糟糕——一大团乌云聚集，远处闪电照彻天空，好像远处某个山谷里正在打仗。
马洛里和三位队友下山回到大本营，休整恢复了一个月。他冻伤四根手指。休养期间，芬奇和年轻的杰弗里·布鲁斯（geoffrey bruce，查尔斯的表弟）在氧气装置的辅助下向珠峰发起过一次冲击，比马洛里他们上得更高，却也被酷寒击退。杰弗里·布鲁斯一瘸一拐地回到大本营，脚上的冻伤足足几个星期才好。
季节变迁，季风雨雪降临。“就此打住”又一次被提起。他们已经很尽力地试了两次，都失败了。然而再一次，马洛里比其他人都更热切地想再“来一个回合”。他告诉露丝，自己的手指还没好，“如果再上去一次，要冒冻伤加重的危险。但这样的冒险值得以手指为代价，我也会用想得到的所有办法保护手指和脚趾。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六月三日，他和其他两名队员由一队夏尔巴人陪同，出发“去北坳大战寒冰”。之前四十八小时里大雪不断，坚冰上还有厚厚的风板层，这可是典型的雪崩易发地带。上坡时马洛里试了试雪面，看上去还算安全，便带队继续攀登。
下午一点五十分，离坳口不远的地方，忽然传来一声爆裂——“像没封炮眼的火药炸了”，马洛里脚下的雪开始移动。他失去平衡，被席卷着朝山下拖了一小段，然后被甩到雪面上。等回过神来，下方传来呼喊，九名夏尔巴人被一阵更快的雪浪扫过六十英尺高的冰崖，跌进冰隙。有两人得救，居然毫发未损，但其他七人再也没找到，要么掉进冰隙摔死了，要么就是在那里被好几吨雪活埋了。
第三营里搭起一个粗糙的堆石标，来纪念这些遇难的夏尔巴人。对于这场事故，布鲁斯看得很开，说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遇难者的家人也没有责怪的意思：他们的亲人大限已到。马洛里却无法心安，总觉得他们的死是自己造成的。他在给露丝的信里说：“我们做好了计划，因而这不是铤而走险。也许是处理某种危险上了瘾，人会习惯去估量一些其实最好不要估量、也不要尝试的东西……我们三个都被骗了，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的迹象。”他也知道自己离死亡曾有多近。“这次真是侥幸逃脱，我俩真要一起心存感激。亲爱的人，我一想到万一出事，你会如何悲伤，就恭顺地感谢上帝。我还活着……”
探险队蹒跚穿过西藏，回到大吉岭，伤痕累累，元气大损，远“不是当初那快乐的一伙人”。莫斯黑德和马洛里手指作痛，布鲁斯的脚趾还没复原，诺顿脚底冻伤，呈灰黑色。不过越是远离这座杀人的大山，马洛里就越是再度陷入爱恋。到了大吉岭，信里已经不再谈论夏尔巴人之死，他一心想着露丝。想着露丝，也想着下一次探险的可能。
***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次是在利物浦码头，一场兆头不佳的离别。露丝来送马洛里，当然，是最后一次。他站在甲板上，靠着亮闪闪的栏杆，头戴软毡帽，穿着毛领外套。她则在码头上，加利福尼亚号轮船一解缆，就挥手道别，他也朝她挥手。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船却没动。广播里说，港口堤坝外，一场从西边来的风暴正在形成，大风把船只都困在锚地里。几艘脏兮兮的拖船正靠近船头，准备把加利福尼亚号拖出海。露丝朝着静止的船挥手，马洛里朝着静止的码头挥手，两人都挥累了。过了一会儿，她径直走开了。
为什么这次他又去了呢？到现在，整件事情有了不由自主的意味，他们都知道，有某些力量在支配着一切，完全不受她控制，也远非他能左右。更不妙的是，马洛里对这次远行有种不祥的预感。此次前往印度之前，他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便是拜访凯瑟琳·斯科特（kathleen scott），极地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的遗孀；罗伯特的遇难是英国最英勇的失败。房子里到处是斯科特的影子：相框里的照片，还有信件。缺席的丈夫、失怙的孩子……这些都太容易令人想到即将发生的事。马洛里是和杰弗里·温思罗普·扬结伴去的，回程的出租车上，马洛里对扬说，他相信这一年的珠峰攀登与其说是探险，不如说是打仗，而他觉得自己回不来了。
漫长的航程又一次开始了。船上满载乘客，有一个去埃及的苏格兰旅行团，还有一群带着女眷的士兵。头两天他们饱受西风痛击，费劲地航行在比斯开湾钢灰色的海面上。马洛里在船上的健身房锻炼，他十分崇拜桑迪·欧文的好身材。安德鲁·欧文（即桑迪）是牛津大学本科生，念二年级，凭借挪威北极之行中展现出的适应能力打动了珠峰探险队的选拔者。他是牛津大学赛艇队队员，不过今年因为远征无法参赛了。马洛里很喜欢欧文，认为他是“去做任何事都可以信赖的人，不过也许聊天不行”。他给露丝写了第一封信，照例描述船上的起居和同伴，也写到了珠峰之行以后的日子，向她保证说，一旦登顶，他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一切都分成两个阶段——珠峰之行以前和以后，过去三年皆是如此。
你感觉怎样，可怜的留在家里的人儿？……亲爱的人儿，我会常常，常常想你。近来我俩真是亲近，我现在还觉得就在你身边。我知道，你会看上去高高兴兴的，我希望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是发自内心地开心。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航程大部分无甚可记。马洛里如今在英国已是名人，苏格兰旅行者缠着他拍合影、要签名，期待他讲一讲珠峰的好。他逃到船头去读安德烈·莫鲁瓦（andré maurois）写的雪莱传记，要不就待在船舱里。不过有一个难忘时刻——那种让他激动得浑身战栗的时刻。一天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时，他们正靠近直布罗陀海峡，马洛里来到甲板上，就像三年前一样，去看船经过陆地的窄口：
我们朝正东方驶去，前面天空布满橙色霞光。靠近中央，细细长长的陆地线从两边靠拢，留下一个小口——很小一个口子，夹在小小的陆地块当中，毕竟船离海峡还有二十英里左右。我们正照准这天际的小洞而去，那里霞光最是明亮。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感觉，这是一个传奇世界，我们只消跳进洞口，就像爱丽丝走过花园门洞，就会到达一片新境地，或是整个奇遇王国。
穿越屏障、跳进洞口、解开谜题——一言以蔽之，那种探索的念头，对马洛里最有吸引力。于他而言，珠峰就是最美妙的未知、最深奥的秘密。
其他乘客在塞得港下了船，马洛里松了一口气。船继续航行，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来到印度洋，海面出奇地平静。他又一次想起露丝。他想象着两人穿着丝绸晨袍，一起走上甲板，呼吸清新的晨风：“亲爱的姑娘，为了勉力做一件正确的事，我们放弃和错过的太多了！不过我们也要当心，不能错过太多。”露丝也许会回答说，真正正确的事，就是马洛里留在家里陪伴妻儿，讲课教书为生，日子不那么刺激，却安稳得多。可是有一种更广大的“正确”在起作用，它深深埋藏在马洛里身上，而他看不到——他有权站上珠峰之巅，成为登上绝顶的第一人。
穿越印度的火车之行比以往还要炎热，上了大吉岭，呼吸到不冷不热的空气，让人如释重负。这次布鲁斯还是领队，他刚从尼泊尔边界胜利猎虎归来，在这里与他们会合。他们此番住在珠峰大酒店，马洛里从房间阳台上可以看到白色和粉色木兰花，他用印着酒店华丽抬头的信纸写了一封长信，告诉露丝，花儿“在幽暗山色映衬下明艳得惊人”。他给她写信，比往年更加热情缱绻，反复使用强调字眼，仿佛语法有办法抹去离别的事实，抹去他又一次远走他乡的事实：
最亲爱的人儿，我常常，常常想要让你和我在一起，一起欣赏，一起静静谈论事情，谈论人；我也想搂着你，吻你可爱的棕色头发……如果有办法让你更靠近些就好了。我觉得人之间的接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象。想象力升腾起来时（晚上常常如此），在星空下我差不多可以在你耳边低声呢喃，而即使是现在，亲爱的，我也确实觉得离你很近……近到可以吻你。
三月二十九日，他们开始穿越锡金。这次天气好极了，马洛里觉得自己“悠闲自在，暖洋洋，懒洋洋，开心得好比吃了忘忧果”。他赤身在潮水潭里沐浴，惊起沼泽里“一头极漂亮的丛林猫”——“看到这样一头野兽，整座森林都好像热闹起来，真是令人惊奇”。队员们相处非常融洽，甚至比一九二二年的珠峰人团队相处得还要好。
这一回他们跋涉五个星期，到达东绒布冰川上的大本营。天气寒冷，风一直刮，但气温不像一九二二年那样低。其实这年的主要危险不在于雪，而是太阳。在岗巴宗附近的沙漠里，每个人的脸都晒成了栗色，黑得发亮。马洛里的嘴唇和两颊都开裂了，他带着一罐油脂，涂在裂口上。他拄着牧羊人用的曲柄杖，留起了山羊胡子。欧文戴着摩托车头盔和目镜，试图阻挡大风和阳光，效果并不佳。除了日晒，马洛里倒觉得身体比前几年都好，这次破例没有拉肚子。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次该有个了断了，不成功，便成仁。在给露丝的信里，他说“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不能登顶，我不能看着自己失败而归”；对朋友汤姆·朗斯塔夫（tom longstaff）则说得更坚决：“这一次我们要昂首登上顶峰，上帝与我们同在——要不就咬牙顶风踏上山头。”另外还有一些理由让他这次感觉良好：这一年的鹌鹑浸在肥鹅肝酱里，而不是肉冻里，香槟也是佳酿——是一九一五年产的蒙特贝罗。
不过也有不祥的时刻。比如有一次，离岗巴宗还差一程，队伍走到预定地点，却把牲口远远甩在了后面。他们没法支起各人的营帐，便撑起一顶绿色后勤帐篷，躺在下面，等待行李运到。阳光白热，透过绿色帆布发生折射，让整个画面有种鱼缸的光泽。队员们一个个打起盹来，除了马洛里。在他看来，“他们躺在那里打呼噜，脸庞让绿光映得阴森森”，看上去“活像一群尸首”。
四月十一日到达岗巴宗时，探险队受到第一次打击。布鲁斯将军因旅途劳顿大为虚弱，恐怕心脏受不了，决定不再前行。诺顿升任领队，马洛里任副领队和登山队长。有了指挥权，马洛里很振奋，他迅速拟定一套万全之计。他们将兵分两路，从北坳上的第四营冲击顶峰。第一队两人不带氧气设备，第二队两人稍后出发，携带氧气设备。马洛里把自己安排在有氧气设备的那队，自信如此定能成功登顶。
离大山越来越近，马洛里开始兴奋起来，“盼望着大事早日登场”。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在绒布扎营，情况几乎马上就变糟了。一场暴风雪——来时路上经过崎岖地区时没有遇上，却在这里等着他们——猛扑向大本营，一时风狂雪骤。气温猛跌，几乎跌破温度计的下限。这年的登山计划比两年前更复杂，更环环相扣，要建更多营地，雇更多挑夫，带更多设备。如果天气好，这都不成问题，可如今无情下降的气温——晚上可以跌至零下五十摄氏度——让整个行动中最简单的部分，也就是登上东绒布冰川，都变得极其漫长艰巨。地表的蓝冰质地像玻璃，硬如钻石，穿着平头钉靴都很难走下去，穿普通鞋子的挑夫更是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探险队伍仍然奋力前进，人人都逐日衰弱下去。到了北坳之下的第三营，马洛里发现了一九二二年远征中留下的废旧氧气钢瓶，就堆在为纪念七名遇难的夏尔巴人而建的粗糙堆石标旁。整个地方变化很小，他觉得匪夷所思：寒冷和高海拔出色地将一切保存下来，制止时间的行进。这里一切都不会老去；雪自会来了又来，飘上石堆，又纷纷消融。没有什么能标示光阴的流逝。
第三营上，天气持续不利，他们整日困在狭小的帐篷里。雪到处透进来，随风卷入，细粉一样落到所有物体的表面。为了寻求慰藉，马洛里、欧文、萨默维尔和奥德尔——这四人如今藏身小小的高山避难所，暂歇于巨峰谷肩，被暴雪围困，与最近的海洋都隔着一片沙漠和一片丛林，英国更是在四重汪洋之外——从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的选集《人之精神》（the spirit of man）中选取诗篇互相朗诵。他们读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诗中写到“欢悦天穹，阳光灿烂”“寒冰洞穴”），读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的著名挽歌，读雪莱的诗篇《勃朗峰》，也读艾米丽·勃朗特忧伤的抒情诗（“我将凭天性指引走到那里，那里狂风吹过山坡”），从中求得安慰。此时此地，他们身处的山坡上终日落雪，雪簇拥在帐外，压低了里头的声音。一夜似睡似醒，清晨马洛里发现自己陷在两英寸厚的积雪里。他拉开帐篷门，看到冰晶旋风在空中回旋盘绕，除此之外便是皑皑一片：唯有茫茫白色和呼啸的狂风。
除了撤退，别无他法。在高海拔的如此境地中，每过一天都以身体为代价。登山者和挑夫们撤回大本营。五十个挑夫擅自离队，在风暴中偷偷溜走，回到山下的家园和农田。大本营里建起一间医务站，治疗严寒导致的损伤。冻伤、雪盲症和低温症最为常见。一名挑夫死于高海拔所致的脑血栓，另一名腿部剧痛，不得不让人割开靴子，结果发现双脚冻伤发紫，上至脚踝，仿佛踏进过墨水里。这名挑夫后来也去世了。
马洛里奇迹般地健康无恙，只是为了这番耽搁气恼。他想再上山去，完成任务。“撤退不过是暂时的挫折，”他在一封信中宣称，“行动只是搁置了。这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再上绒布冰川，会是最后一次。”
灰白砾石周围、大本营里储物的箱子之间，有黑亮亮的乌鸦来回踱步。一切凌乱不堪，这些机会主义者便下来碰运气。它们好奇地歪着脑袋，或者两脚并拢四处跳跃，像跳远一样，要不就栖息在一起，好似一群人披着黑斗篷。肥硕的鸽子和古怪的山地野羊也进来一探究竟。而珠峰，在看得见的日子里，就像马洛里说的，在“使劲抽烟”——山顶上扬起长长一股羽毛般的冰晶，足以证明风力强劲。
他们休整了一周，在大本营里恢复元气。之后天空放晴，马洛里、萨默维尔和诺顿再度上山，向北坳推进。然而暴风雪又包抄上来，气温跌到华氏零下二十四度（约等于零下三十一摄氏度），他们被迫又一次撤退到第二营。这回冻伤了更多挑夫，登山者们身心俱损，连马洛里都不再乐观。“亲爱的姑娘，”五月二十七日，他给露丝写信，“这段日子糟透了——我从帐篷门望出去，只看到漫天大雪，希望越来越渺茫。回想这一路，我们拼命努力过，如今疲惫透顶，心灰意冷——但是，但是，但是，好的方面还是很多。”
然后，仿佛是嘉许他不愿彻底绝望，天气居然暂时好转。大风停歇，出了太阳。是时候了。马洛里给露丝写了倒数第二封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发起冲锋。“蜡烛就要熄了，只能写到这儿。亲爱的，我愿你一切都好——愿你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就能收到最好的消息，不再忧心；好消息总是传得最快。”
他们登上北坳，在更高的地方扎了营。按计划，萨默维尔和诺顿不带氧气设备，做第一轮严格意义上的登顶尝试。他们贴着山脊边缘前进，行进得很顺利。这里吹不到风，但地面更难走。诺顿后来写道，那好比爬上一片片交叠的巨大屋瓦，没有可以抓握的点，一切都在和你作对，设法让你跌下来。萨默维尔不得不停下，诺顿则继续艰难攀登到海拔两万八千英尺（约等于八千五百三十四米），然后意识到，再不折返就要送命了。他战战兢兢爬下一片片岩板，与萨默维尔会合。两人一同下山，朝山坳走去，诺顿大概在萨默维尔前方二十码。突然萨默维尔剧烈咳嗽起来，痛苦万状，只觉得身体里有东西脱落，哽在喉咙里。他死命地咳，喘不上气，也没法呼唤诺顿。诺顿曾转身朝后看，以为萨默维尔落在后面，是在对着大山画素描，哪里知道其实不然，他落在后面是快要死了。萨默维尔跌坐在雪地里，眼看着诺顿一步步走远。最后他垂死挣扎一番——握紧拳头，猛捶胸口和喉咙，同时拼命咳嗽。这下有东西掉了出来，涌进嘴里，被他吐到雪地上。原来是一大块咽喉组织，因冻伤而坏死。
萨默维尔和诺顿下到大本营，欧文和马洛里则准备离开北坳。六月六日早晨，他们在软塌塌的a字形帐篷里吃下最后一顿早餐：沙丁鱼、饼干和巧克力，然后出发，爬上已被人踩过的北坳的荒凉雪地，为攀登做最后的准备。两人各携一对银色氧气囊，用带子扣在背架上，看着就像早期电子游戏《矿工威利》（jet-pack willy）里的小人，仿佛只要摇动操纵杆，他们就能离开地面，垂直升上顶峰。两人还戴着厚实的绑腿、手套和镶银边的王牌飞行员目镜，为的是防止雪盲症。
两人顺利上到第五营和第六营，一路平安无虞。六月八日一早，他们出发登顶。攀登开始时，空气澄澈，然而一小时之后，一阵奇特的发光薄雾开始笼罩山体。诺埃尔·奥德尔从山上海拔两万六千英尺（约等于七千九百二十四米）的有利位置眺望，看到两个黑点沿着通往巅峰的山脊移动。然后，雾霭四合，罩住了他们。
离开大山之前，幸存的登山者搭起一座堆石标，里头嵌进石板，刻着三次珠峰探险中为大山丧生的十二个人的名字。有九个人的尸骨尚未寻到，但不会有人忘记他们长眠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标志乃是世上最宏伟的纪念碑。
回程的艰难跋涉是一段阴郁的时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六年，空空的座椅、餐桌上多出的空间、亡魂犹在的感觉——这一代人已经狠狠操练过这一切。然而即便如此，死亡笼罩的异常感不曾稍减。夜深人静时，每个队员都有几分盼望，有手会抚上帐篷门帘，从亡灵之地意外归来。
而在马洛里位于剑桥的家中，六月十九日傍晚来了一封电报。简短冰冷的电报文体，开头是“委员会非常遗憾地得到噩耗”。露丝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带到她床上，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好几个星期，马洛里给她的信陆续抵达，却已是逝者的书简。
***
几乎从他去世那一刻起，神化马洛里的历程便开始了。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诺曼·科利（norman collie）向大本营发电报说：“英勇事迹。光荣的牺牲令所有人深受感动。”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刊登了马洛里和欧文的讣告，强调他们求仁得仁，并言之凿凿地宣称：“如果他们能选择结局，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珠峰委员会主席阿瑟·辛克斯（arthur hinks）看来，“他们的牺牲之所比前人都高”，这减轻了悲痛，“亲人们甚至可能觉得，他们也许就长眠在顶峰上”。汤姆·朗斯塔夫一九二二年和马洛里一起去过珠峰，对此持相同观点。“现在他们永远不会变老了，”他写道，“我非常肯定，他们并不想和我们任何人交换位置。”
不过最惊人的反应来自荣赫鹏。他这样描述马洛里：
他知道所面对的危险，也做好了迎接危险的准备，他是勇敢的人，但同时也富于智慧和想象。他明白胜利登顶意味着什么。珠峰是世上实体物质力量的代表，他一定要用人的精神与之抗衡……也许他从来没有明说，但心里一定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念头。这两个选择——要么第三次无功而返，要么死去——在马洛里看来，很可能后者更容易。前者太痛苦，他作为一个人、一名登山者、一位艺术家都难以承受……
这是一个特别的观点：为了完成形式主义艺术之举，马洛里应该会选择赴死。荣赫鹏暗示，马洛里无法忍受活着失败而归；要么成功，要么死在山上——这样精彩得多，远远更具美感。另外，马洛里的故事在形式和情节上都很纯粹，这也让它一直惹人遐想。这个故事拥有神话或传奇的结构：英俊的马洛里，勇敢的加拉哈德骑士，三度抛下心爱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险境；他两次被击退，第三次不愿违心归来，消失在一片未知的云雾中。
尽管荣赫鹏有虚夸之嫌，但也许他是对的。也许马洛里背负着“符合人设”的压力——他的设定就是勇往直前，直到无路可退，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荣光，唯独不能失败。这影响了他在那个六月天做出的抉择。人人都会受这种压力影响，我们都几乎不自知地扭曲着自己的生活，去迎合各种观念和范式提供的模板。无论多么珍视生活的新奇与创造力，我们都会给自己编下故事，再让未来符合这些故事。
似乎没有人觉得马洛里和欧文的死是浪掷生命：一个男人抛下家室，最终却徒劳无功；而牛津大学又折损了一名青年才俊。这一切毫无意义，不过是抵达某个海拔。没有人这样觉得，除了逝者的亲朋。欧文一家身心交瘁，母亲相信儿子有朝一日必将归来，始终不愿放下这个念头，为此多年在屋宇廊前留着灯光，好让他认得回家的路。当然，还有露丝，她彻底垮了。马洛里的母亲虽然沉浸在悲痛中，却也发现露丝宛如“一株高贵的百合被摧折了花朵，耷拉下来”。在给杰弗里·温思罗普·扬的信中，露丝绝望地写道：“杰弗里啊，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该多好。很可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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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五月，马洛里失踪七十五年之后，一支搜寻队找到了他的遗体。他位于珠峰北坡，海拔约两万七千英尺（约等于八千二百三十米）处，脸朝下倒在突出的岩石斜面上，两臂朝上甩出，仿佛把鞋钉扎入石头时一个趔趄，之后用这样的动作阻止自己滑下去。
数十年风霜摧折下，马洛里的衣裳已然剥离，碎成布条。但极寒保存了他的身体，皮肤褪成亮白色，皮下肌肉犹在，背部依旧起伏有致。高地之上，他的遗体不曾腐化，却被岩化，肉身望去不像别的，正如岩石。遗体照片发给各国媒体，一众评论者将他比作白色大理石雕像。当年马洛里身姿健硕，引得身边男女倾慕，纷纷以古典雕塑作比，而今虽然逝去，依然如此。“天啊！乔治·马洛里！”一九〇九年利顿·斯特雷奇初见马洛里，发出一句非常有名的惊叹。“我的手颤抖着，心怦怦跳，整个人恍恍惚惚，听不见说了什么……他有六英尺高，身材像普拉克西特列斯雕出的运动员，而那张脸——噢，真让人难以置信。”斯特雷奇激动万分，将他比作普拉克西特列斯手下的白色大理石像，九十年之后譬喻居然成真，想来令人毛骨悚然。
马洛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一再返回珠峰。他多次被问及这个问题，也只能徒唤奈何。一九二三年在美国做讲座时，有人问起这个问题，马洛里回答说：“我猜我们回到珠峰……是因为忍不住要回去。”在给朋友鲁珀特·汤普森（rupert thompson）的信中，他说：“或许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踏上这样一次冒险？”而马洛里的不朽名言是在一九二二年回答一名纽约记者时说的，记者问他为何要回到珠峰，他说：“因为它就在那里。”不过就像弗朗西斯·斯巴福德注意到的，探险家们都说不出探险的原因，这是出了名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了什么并不重要。马洛里去了珠峰，没有回来，就是这样。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令人满意、全面详尽的解释，但这并未有损马洛里神话的力量。神话就是如此。如罗兰·巴特所说，神话“凝练地”“摒弃了复杂的人类行为，给予它们简练的本质……它确立起无忧无虑的清晰：事物自身就显示出意义”。
然而，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马洛里为何那样做又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很有可能，正是处于更有利位置的我们，可以回答这个他屡次被问及却无法应对的问题。和他相比，我们更容易察觉，正是他所继承和培养的情感传统让他如此轻易地为珠峰所俘获。而这也是本书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从历史角度理解马洛里为何如此钟情山中种种，远胜平地万物。
大山的传说要了马洛里的命，但自去世起，他自己也成了这个传说的新要素，并且影响深远。他身处历史之中，传扬着山峰的魔力，令其流布愈广。他像无数前辈后人一样为高山险峰之爱献身，但这无损群山奇特而迷人的分量，反而为之增添魅力。马洛里身后长存的，正是那使他罹难的情感——他让人们心中的山峰愈加壮丽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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