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宣言——用卢梭那动人奔放的散文体写就，宣告山峰这“超凡的国度”是个充满奇景的迷人新世界。
高山世界的热潮漫延开去，吸引更多人进山攀登，伤亡也接踵而至。一八〇〇年，一名年轻的法国人坠入比埃冰川的冰隙，残缺的遗体被发现时（“这不幸的青年，”一位目击者写道，“遭遇了极突然而剧烈的挤压。”），营救者在他的口袋中翻找线索，试图辨认身份。他们找到七十八里弗尔钱币、一个笔记本、一册翻得烂熟的索绪尔《阿尔卑斯山之旅》第三卷，还找到一封尚未写完的给他父亲的信，夹在笔记簿里，意在好好收存。信是这样开头的：“听我说，亲爱的父亲，我作了一番游历，要知道这是我能期望经历的最有趣、最美丽的旅程……”读来真令人心酸。这位青年之死是给十九世纪的一个严厉警告：山峰及其周围环境固然美妙，却也可能带来致命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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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十九世纪，英国有约翰·罗斯金，北美则有一代智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和约翰·缪尔，他们都写下热烈赞颂山峰的鸿篇，特别关注高山的精微细节——“有如移动的大理石路面”的冰川，或者每片雪花独一无二的奇妙构造。罗斯金描写自己目睹浓黑的暴雨云“惊涛拍崖”一般崩散，并对如此奇观总结道：“平原居民断难想象，也无法理解，便是外星景象也不过如此。”一八五九年，《高峰、垭口与冰川》第一卷在伦敦首发时，字里行间总是激动地提到“高山上的冰雪世界”。自十九世纪中叶起，新生的照相技术又提升了山峰的地位。一位远赴喜马拉雅山区的摄影师谦逊地谈起自己的照片：“照相术着实值得赞扬，它教会心灵领略如此盛景的壮美与力量，也让心灵愈加感受到它们美好而引人深思的影响。”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个山野鉴赏家团体，专事精准观察自然，而后再精心组织起想象的游戏。他们提出标定不同山峰魅力的种种方法，并为之争论不休：这座山里有一道峻岭，弧度正像埃及三桅船上篷帆的轮廓；那座山里，冬天寒冰会结成精巧的格子图案。对山峰之美的欣赏不再是笼统的敬畏，而是对山中奇观更为具体的感应。十九世纪开始，山行游记常常饱含细节，写下这些文字的旅行者刚刚擦亮了他们欣赏山峰之美的眼睛。特别突出的是对山石巉岩的热衷。当时的游记会一再关注独特的地质现象：石拱、山洞、钟乳石、顶峰，或者活灵活现的石头——像狮子，像主教，像摩尔人的头，像大炮，像骆驼……探险者从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月亮山、南非里克岭、中国梅岭归来，带回的记述中不仅写到群山的美轮美奂——“崎岖的悬崖”“数不清的岩石”“至为高峻的峭壁”，也记下山石细微处的光彩：一道道几英寸宽的云母裂口，一块块嵌着烟晶晶体或者覆盖着翠绿苔藓的砾石。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对山中灵幻之美的迷恋，人们开始追寻那些难以捉摸的现象——风、暴雪、骤雨、雪尘柱、绚烂的幻日、布罗肯幻象、日华、雾虹，它们几乎不可触及，也常常难得一见。这种迷恋部分缘于“崇高说”，部分因为当时洛可可风格大行其道，十八世纪后期的艺术和建筑都深受浸染。洛可可美学欣赏缥缈无形、短暂易逝、纤巧脆弱等特质，这在山中比比皆是：光和云带来的朦胧之感，冰层一闪即逝的青绿色泽，雾霭，云霓，白雪，乃至雪粉雪尘，以及高山上所有其他幻境，不胜枚举。画家们毅然面对挑战，勉力描摹日落、云层、雾气乃至山中其他烟云缭绕的感觉；作家们则不吝笔墨，抒写流岚如何升起于顶峰四周，仿佛伊丽莎白时代人们衣服上洁白的轮状皱领，或者攀上山巅，成为一顶顶粉白的假发。歌德有一年冬天前往法国的萨瓦山，写下对寒雾产生和变化的细致分析，并苦苦思索海拔如何影响天空湛蓝的程度。几年后，雪莱在阿尔卑斯山腰坡地上倚着太阳晒暖的砾石，任由想象驰骋，让飘过的云朵化作动物和《圣经》中的场景。高山世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变化莫测之感，与它那坚实的岩石基底相映成趣。
成千上万的人在远离严寒的家中读到这些博物史上的奇迹，不由想去探寻高山世界的壮阔。一位登山新手在一八五九年的文章中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他说自己被传闻中美丽而荒凉的阿尔卑斯山吸引而来。“我总是听闻人们对绝美雄伟的风景大加赞赏，”他说，“这长久以来激发着我的好奇心，让我强烈地想去探索这片人迹罕至的野地……这片无路可循的冰雪荒原。”向上攀登渐渐意味着追寻崭新的存在方式，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在山里，体验是无法预知的，更为直接，也更为真切。高山是震慑身心之境，城市和平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在山里，你是不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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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山峰美景里最广受赞誉的，是山中的光。早期旅行者曾惊奇地写道，阳光下的雪坡散发出千亿束微小的“闪烁火焰”，或者，太阳照上冰封的岩石，“反射出一千个太阳，而不是一个”。很多人都惊艳于高山辉的绚丽。高山辉是日出或日落时分，阳光映射到雪地上形成的，天空看上去像被高功率的粉色或红色强光灯从下面照亮，群山沉浸在一片淡紫、深红乃至胭脂虫红之中。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并不知道高山辉产生的缘由，在阿尔卑斯山区东部，人们传说那是阳光照到埋藏在寒冰之下的熠熠宝藏后反射出来的光芒。有些人见过最鲜红强烈的高山辉，以为是地平线下燃起了大火：那儿有一处巨大的地狱。
没有哪里比山中更能让人知晓光线的幻化成性，更能领教它摇身一变面目全非的本事。高山光线变化之迅疾，即便沙漠里的光也无法匹敌。山里的光线可以耀眼又多变，比如一场阳光下的暴风雪，炫目闪烁，仿佛无数刀刃颤动；或者一阵声势浩大的雷暴，好比一场铺张的声光秀。晴朗的天气里，冰雪地面闪着镁光灯般的强光，那白光格外强烈，盯着看久了，视网膜都有灼伤的危险。到了黄昏，光线又带上亚光的雾状质地，仿佛由无数可见的巨大光子构成。
山中的光也仿若建筑：某些云层构造能搭建出发光的尖顶和支柱，而太阳从参差的岩脊下面和后方照来，会形成扇形穹顶的效果。有时光线如梦如幻，当你攀登到云层之上，光从下方冰面反射上来，目力所及仿佛都是明艳的白色王国。弥达斯光则是一种浓重的黄光，从山上倾泻而下，把照耀到的一切都点化成金。还有白日将尽时的光，让景色浑然一片，有了相同的质地；这种光柔和而明澈，饱含安宁、完满和神明无所不在的意蕴。
一九二一年，乔治·马洛里向珠穆朗玛峰长途跋涉途中，就遇到过这种光。白天，他觉得青藏高原是一片丑陋的乡野，到处是粗砾遍布的平地和突兀嶙峋的山坡。在马洛里看来，这片风景的角度和质地都不合规，让人眼睛难受。然而，“在暮光中，”他在给妻子露丝的信中写道，“这片土地——雪山和周围的一切——也有了美丽的一面：严酷缓解了，阴影使山坡变得柔和，线条和褶皱渐渐融汇，直到最后一丝余晖消失。于是人不由地赞颂这彻底的荒芜，感到这里有一种纯粹的形式之美，一种极致的和谐。”
月光和阳光一样，也能给山峰添加最特别的质感。歌德第一次到霞慕尼，是在夜晚乘马车抵达的，望见月光映照着勃朗峰的银色山顶，他一时间错将它认作另一个星球。他惊诧地写道：“一个雄伟壮阔的发光体，属于更高的天宇，真难想象它的根其实扎在泥土里。”晴朗的夜里，月光能来一场实实在在的电镀，把群山都染成银色。记得一年初夏，在阿尔卑斯山高处扎营时，我为了次日的攀登而满心紧张，无法入睡，于是凌晨时分悄悄溜到外面。周遭静默的山体统统被月光染成银白，望去有种奇特的临时之感——仿佛它们是大商队搭起的帐篷，凑巧支在这里，第二天准备上路时就会全数捆扎停当，卷起收走。
山中的光壮丽辉煌，却也会和山里其他因素合起伙来骗人，变出光的戏法，产生幻象。冰川或雪地中，一片纯白加上景色的单一会扭曲正常的空间感，让人难以判断距离。苏格兰科学家、登山家詹姆斯·福布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漫步在阿尔卑斯山雪原上时，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注视任何东西：“冰封的原野绵延数英里，给人一种漫无边际的辽阔感，只有远景中几乎没有影子的雪坡是界线。”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震撼。在比埃冰川上，阳光和高高的雪堆一起令人产生幻觉，感觉周遭浑然一片，使得让·德·卢克相信自己“就悬浮在半空中，身处其中一片云朵之上”。
有些旅人产生的幻觉更怪诞而具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攀登珠峰的英国登山者声称看到好些巨大的茶壶在山顶上方的天空跳动；另一些幻觉则更诡异恐怖。一八六五年，爱德华·怀伯尔小心翼翼地从马特洪峰上下来，数小时前，他的三位同伴刚刚坠崖身亡。此时他看到雾茫茫的空中飘浮着三个十字架，其中一个比另外两个更高些——这里赫然成了一处云山雾罩的各各他，标志着三位朋友的罹难。人们如今认为，这或许是怀伯尔在夸张——人人都知道他对真实的定义没有那么严格；要不然就是布罗肯幻象一种复杂独特的表现。布罗肯幻象最早由布给于一七三七年在秘鲁观察到并描述出来，是一种在晴天发生的光学效应。观察者位于太阳和云雾之间，影子投射在云雾上，阳光经过空中的水汽折射，在影子周围产生一圈彩色光环。我只见过一次布罗肯幻象，在斯凯岛上。当时我正沿着一道优美狭长的南北向山脊往上走。朝日东升，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就投射在下方潮湿的雾气上，带着彩色光环，看上去像个殷勤的精灵，它乘着雾气魔毯飞驰，始终和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早期的旅行者发现，在山里，还有另一种材料可供自然雕塑，那就是雪。翻阅十八和十九世纪登山者的日志和书信，就是在目睹一种新的冰雪审美的兴起——一种对冬日细节之美的全新的热忱。一眼望去，大雪仿佛简化了风景，抚平了它的错综复杂。岩石变作球体，树木化为尖塔，山顶则成了锥体。景色获得简单的几何美，也获得统一感。
严寒也有自有其精妙和繁复。“谁能想到，雪可以有这么多融化方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位惊诧的旅行者问道。雪是山里的伪装大师，它可以是鸭绒般硕大绵软的雪花，从空中温和地飘摇而下，也可以是机关枪子弹似的冰雹，自云端扫射而来。它可以是一排排整齐狭长的积雪，也可以是奇形怪状的波涛。雪粉是雪山最有魅力的特征之一。在大风天攀登背风的山坡时，抬头就能看见大片雪粉从山脊顶喷撒下来，或者在较硬的积雪表面起伏波动，好似一层柔韧的皮肤。一旦结成冰，它又会像闪亮的紫胶一样裹住物体，或者在岩石表面伸展开来，凝成窗花格一般的冰柱。有一回，我在喜马拉雅山区一处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冰川上攀登，眼睛一直盯着我步伐沉重的脚，偶一抬头，只见辽阔的冰坡在周遭绵延开去，光滑，坚硬，明亮，一如白瓷。
雪也并不总是白的。陈雪看上去厚实细腻，像灰黄色的黄油；冻了一夜的新雪则闪着凛冽的蓝光。冰块像闪光球一样反射光线，朝各个方向射出一格格多彩的光芒。有时还会发生奇特的赤潮事件，把雪地染成西瓜红、薄荷绿或柠檬黄。喜马拉雅的某些地区，北风从旁遮普邦卷走大量芥末色沙土，倾倒在雪地上，把那里变得沙尘遍地，一片赤黄。
严寒造就的最纤巧精美的现象之一是雾凇冰挂。当含有液态水滴的过冷空气（摄氏零度以下的空气）刮到适合水滴凝结的物体表面，比如岩石上，或者飞机机翼上时（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便会形成雾凇冰挂。雾凇冰挂常常会形成羽毛般的精致构造，奇特之处在于它会迎风生长，每一层新的冰挂形成，都会成为下一层冰挂赖以结晶的表面。因此根据岩石上雾凇冰挂的排列，能推断出当地的盛行风，这是大地保留气象档案的实例。有一年冬天，我在凯恩戈姆山上经过一对从峰顶凸出的花岗石突岩。数日严寒，深色的突岩被覆盖在一层厚厚的雾凇冰挂之下，已经看不出来。我伸出戴着手套的手，碰了一下这羽毛般的冰晶，结果大吃一惊：冰挂立时碎成齑粉，宛如大火之后一碰即倒的物体灰烬。
许多进山的旅行者惊叹于寒冰形态结构之多样，并会记录下来。比如一七七四年，马克·布里在萨瓦冰川上偶遇一片“冰屋”，大为惊异，来看看他的记载：
只见前面立着一方巨型冰块，有圣彼得大教堂正面的二十倍之大，结构俨然，只消变换场景，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它就真像什么。它可以是雄伟的宫殿，外面包裹着一层最纯粹的水晶。也可以是威严的神庙，装饰着一道柱廊，立柱形状各异，色彩不一。它看上去还像个堡垒，左右有高塔和棱堡拱卫，底部是个岩洞，上边则收束成拱顶般的醒目构造。这仙子住处、魔幻宅邸，或者说幻想的洞窟……如此堂皇雄奇，如此高妙别致，如此宏伟壮丽超乎想象，让我立时相信，人类从来不曾建起这般结构宏大、装饰多样的建筑，以后也决然造不出来。
布里这些变化不居的比喻——一会儿是神庙，一会儿是堡垒，一会儿是仙子的住处——正是拜寒冰自身光滑不定的特性所赐，它拒绝确定的描写。语言遇上冰雪，向来只能打滑，无法牢牢抓住。然而布里和许多后来者一样，从这变幻无常的视觉感受中发现了魅力，因为这意味着冰的美因人而异、度身定制。冰雪世界在视觉上顺人心意，每个旅行者都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正如他写的：“只消变换场景，我们把它想象成什么，它就真像什么。”在太阳和人类感知的塑造下，冰几乎可以变成任何想象得到的形状：宝塔、大象、堡垒。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其他东西也可以像冰。一八二〇年的一个安息日，华兹华斯在霞慕尼的山谷中看到一队白袍修士，队伍弯弯曲曲，正慢慢穿过树梢尖耸的深色松林。在他看来，他们好似一队冰川上的白色冰柱，缓缓走下山谷，朝着教堂行进。让艺术家视冰为难题的，正是它映出的调皮光芒，无法预知又变化不定。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西尔维纳斯·汤姆森（silvanus thomson）声称自己“从未像在描绘坚冰时那般快乐”，却终其一生为无法准确表现出它的微妙光辉而失望。冰虽呈固体，却是一种比水更具光泽的物质，也更为变幻莫测。唯有摄影，这字面本义就是“以光书写”的手段，才能近乎再现寒冰那伺机而变的光华，那无数闪烁的光亮。
布里为之震惊的冰屋建筑，其缩小版更加常见。炎热的午后，你跪下来，脸贴近冰川表面或冰冻的湖面，就能进入一个崭新的建筑世界，那里有微缩的殿宇、市政厅和大教堂。阳光的热力在冰面上分布不均，于是创造出这些微雕建筑，而这精巧纤美的做工也注定徒劳：它们会在一夜之间被抹去，然后，新的日出又创造出另一片绮丽的变体。我曾有一次在雪地上跪了一刻钟，细细审视这样一丛小小的冰建筑，然后一抬头，看到眼前的山脉。相形之下，它们在冬日天空下大得惊人，让我直愣了好几秒。
旅行者发现，高山上的寒冷除了能产生美丽的视觉效果，还另有一种非凡的性能——它能扣留时间。严寒有扼杀之力，却也有保存之功，会延缓有机物的解体。我见过伏倒在冰面上的蝴蝶，翅膀上每一片小拼花还色彩俨然，好像刚被喷了乙醚。一八三三年，达尔文领着一队驮货的骡子，穿过波蒂略雪原上迷宫一般的冰川柱。他在那里抬头看见“其中一根冰柱上露出一匹冻僵的马，就像插在一个基座上，但后腿翘在空中”。这匹马曾滑落冰隙，之后在冰川奇诡的作用下抬升到冰面之上，遗骸毫发无损，栩栩如生，冰川的防腐工作做得非常专业。在冰冷的柱子上，它看起来一定就像匹倾斜的旋转木马。
人类的遗体也被严寒保存下来，有关山峰的文献中有很多发现遗体的记载，他们面目如生，很是瘆人。通常，海里的尸首被发现时已被泡肿和啃蚀，而在热带丛林，探险者能指望找到的，最多不过是一堆白骨上搭着顶发霉的遮阳帽。冰川和极地却与它们不同，时间往往因为寒冷而停滞。高海拔的人体冷冻现象让查尔斯·狄更斯感到惊骇，却也深受吸引。《小杜丽》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旅人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在前往客栈的路上遭遇一场旋风暴雪。他们最终抵达客栈，安置取暖、感谢上苍之时，并不知道：
六七步路之外，一个残破的房子里，静静聚着山上死难的旅人，一样的乌云围绕着他们，一样的雪花吹进来，扑打在他们身上。那个多年前因风暴迟了行程的母亲，还站在角落里，怀中抱着她的婴儿。那个或是害怕，或是饥饿，抬起胳膊掩住嘴的冻僵的男人，胳膊还年复一年贴着他干枯的嘴唇。这骇人的一群人，神秘地聚到一处！那位母亲，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狄更斯笔下的“残破的房子”，以及其中阴森的尸骸，让我想起《纳尼亚传奇》中冬天女王白女巫的花园，白女巫把忤逆她的人全部冻僵，摆在园中做装饰，这些人都还保持着做到一半的各种动作。
人们还发现，山里的苍穹和空气都极美妙，与别处不同。在高山上，晴天里天空不再是低地上平坦天花板的样子，而是一片浓郁的钴蓝海洋，如此深湛，令人心旷神怡，一些旅行者甚至觉得自己一头扎了进去。看着它，你会如一位旅人所说，被“难以言传的浩瀚之感”淹没——说这话的人和许多人一样，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形容。一七八二年，德国人莱昂纳德·迈斯特（leonard meister）登上阿尔卑斯山中的一处山口，崭新的空间感让他激动不已。“我仿佛受到神灵启示，抬起脸，面朝太阳，目光沉醉于无尽的空阔。我感到一阵神圣的震撼，在深深的敬仰中跪拜。”
山里的夜空也非同寻常。远离城市的烟雾和灯光污染，可见的星辰成倍增加，宇宙望去更深邃、更清明。一八二七年，约翰·默里露宿在阿尔卑斯山六千英尺高处，欣赏到“一片镶嵌着无数星辰的夜空，星光闪耀，如此鲜明。在海平面以及浓烟弥漫的英国看到的天空，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真是——欣喜若狂的默里写道——“一片崭新的天空，崭新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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