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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凌晨四点。天空清朗，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白昼是个高温天。我们从搭在冰川一处平地上的帐篷里出来，踏进寒冷的黑暗。头灯亮着，每人有一束小小的光锥照路。冰晶在光线中飘进飘出，仿佛一群浮游植物。月色格外好，但我们还是需要这些灯光，而它们的明亮又折损了我们在黑暗中的视力。关上灯后朝周围望去，先是一片漆黑，然后，周围的山峰渐渐对准焦点，就像在化学药水中逐渐显影的照片，影像逐渐鲜明起来。
群山中为首的，是西南方的纳德尔峰，还有它那身量稍小的近邻兰斯峰。两峰海拔都超过四千米，由一道城垛般的狭长山岭连接，这些山丘像冰雪岩石质地的冰冻海浪，有数千英尺之高——一场被地质力量终止的海啸。
黑暗中，就着头灯的强光，我们做好登山准备：迅速套上装备，将绳索打圈扎紧，把冰斧系到手臂上。不止一次，我在这样的时刻会想起为战争做准备的中世纪骑士，我们都遵循一套仪规，像扈从伺候主人一样帮对方穿上行装：反复确认搭扣和绳结已经捆扎停当，抽紧绑带，急切而轻声地发问。这感觉就像即将奔赴纳德尔峰顶的战场，多么激动人心。
我们在半明的天光里出发，慢慢穿越在这片石头巨浪底部绵延开去的冰川盆地。冰冻的积雪在脚下嘎吱作响，绳索拖在身后，偶尔被冰块绊住。南方更远处，我能看见两只“萤火虫”——那是一组更专业的登山者的头灯。他们直接攀上巨浪弧形的内侧，靠着冰斧和冰爪爬到三千英尺高的地方，脚下几乎没有岩石，完全是冰。他们大概是想快点行动，赶在阳光炽烈之前登上峰顶山脊，到时阳光会像喷灯一样烤化冰面，让冰踩在脚下如同黄油。
天很冷，也许只有零下十摄氏度。我感觉走得额头冒汗，但汗水立时冻住。抬起手来，能感觉皮肤上罩着薄薄一层冰，绷得紧紧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也结了冰：我的巴拉克拉瓦帽冻成了钢盔，手套也像是铁打的。
现在首先要稳步穿过冰川盆地，然后从盆地另一侧爬上一座坡度渐陡的雪坡，到达温德约赫高山口，那儿因强劲扫荡的西北风而出名。两小时的跋涉后，夜色逐渐褪去，我们到达山口，果然强风呼啸。天越来越亮，我们在东北山脊上继续攀登。每块岩石都蒙着一层冰，反射着清晨的阳光，看上去滑溜溜的。山顶是一座由岩石和冰雪构成的锥体，看上去小巧轻盈。我们到达的时候，周遭的空气已经变得炎热。
我们双手交握枕在脑后，在暖风中躺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抹去脸上结晶的盐粒，朝四周望去。南边是另一座大山的坡面，山顶上鼓着一个个冰雪拱顶。拱顶后方的天空一片湛蓝，只有一大朵时时变幻的积云飘在空中。我抬眼望去，看着它仿佛从内部缓缓爆裂开，冒出众多光洁的浮饰，让本就交缠错乱的表面更加错综复杂。似乎我只要松开脑后的一只手，朝上伸去，就能抚过那云朵的表面，感受上面的每一个螺旋，每一道隆脊和沟谷。而向下望去，凌晨摸黑穿过的冰川盆地里毫无动静，好像一个空阔静止的巨大水池，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一头扎下去。
哪怕是最狂热的平地拥趸也无法否认，高处有一个作用：它可以让你看得更远。从苏格兰西海岸的山顶上可以眺望大西洋，看到地球的弧度，瞧着海平线深色的边缘在两端偏折下去。从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顶，向西可以观望黑海，向东则可以看到里海。站在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上，说起整个世界，你开始高谈阔论，地形单元从郡县突然转变为国度：意大利在我左边，瑞士在右边，正前方是法国。真的，只要天气晴朗，唯一能限制你看得多远的只有你的视力。否则你完全可以拥有卫星般的视野，将天下一览无遗，成为一个无所不见的“我”——看着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谓“广阔的、包容万象的视觉空间”，又是激动，又是害怕。这样的感受永难忘怀。
雄奇的高山给你更宽阔的视野：顶峰的风景赋予你力量。可是从某方面说，它也在消减你。自我意识因为视野开拓得以增强，却也遭到打击——山顶凸显了时空的宏大与深远，相形之下自我如此渺小，备受威胁。一八七五年，在喜马拉雅山脉，旅行家兼探险家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对此深有体会：
夜里，身处这大山中，四周环绕着繁星般难以计数的闪烁冰峰，再抬头看看苍穹的深渊里，那些熊熊燃烧的伟大天体，你会意识到自然的存在茫无际涯，这感觉如此强烈，近乎痛切。我算什么？和巨大绵延的山脉相比，周遭的藏民算得了什么？而和众多恒星相比，这些山脉乃至整个太阳系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人类对高山持有的悖论：它提振又消减了人的精神。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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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逐渐增强的山顶崇拜，到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在欧洲到达顶峰。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有一幅作于一八一八年的风景画，通常被叫作《云海上的旅行者》（the traveller above a sea of clouds）；拜贺卡行业所赐，如今它几乎尽人皆知。弗里德里希的《旅行者》为眼界卓绝的登山者绘制了一幅经典肖像，这一形象在浪漫主义艺术中十分普遍，但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合情理，甚至有点荒谬：小小的岩石山丘从主人公脚下的云彩里伸出来，而他的姿势也特别老套——抬起一只脚，像一个捕杀猛兽的猎人踏在死去的战利品那深陷的胸口上。不过这幅名画作为观念的结晶，多年来在西方的自我认知层面拥有巨大的象征力量，这个观念就是：站上山顶令人高贵，应受景仰。
就在弗里德里希画出这一经典形象前两年，约翰·济慈担心自己遇到了创作瓶颈。他认定高山可以让人放松心情，便在意欲创作时想象自己正身处高山上——可谓失眠数羊的浪漫主义版本。这办法还真管用，或者至少为他提供了一个写作主题：
踮着脚，我站上小丘之巅，
……凝望片刻，只觉轻盈自由
仿佛墨丘利鼓荡的双翅
长在了脚后跟：我无忧无虑
乐事如许，纷至沓来……
济慈认为，他阻塞的思路正需要高山来做一剂疏通药，至少想象一下也是有效的。这又一次证明山巅不仅是地理上的高处，也是精神上的宝地。雪莱同样深受高山特性的影响，他宣称“风，光，天空在我心中激荡起强烈的情感”。天空是雪莱诗中的独特元素（正如水之于拜伦）。他的文字朦胧优雅，一次又一次写到“高空”“劈开苍穹的锐利山峰”“白鼬皮毛般的雪”，以及“寒冷的天宇”——诗篇升华成灵气，雀跃着盘旋而上，直入虚空。一八一六年雪莱沿着霞慕尼和塞尔沃兹之间的道路，乘马车进入阿尔卑斯山地，第一眼，便为之倾倒。他幸而不用执缰赶车，得以睁大眼睛四顾群山。在一封著名的信中，雪莱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从来不知道，也不曾想象，山峰是什么样子，”他写道，“这些高耸的山峰突然跃入眼帘，它们的宏伟巨大，激起如痴如醉的惊叹，甚或不无疯癫意味。”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难看出高山何以如此吸引弗里德里希、济慈、雪莱等一众浪漫主义艺术家。它作为一种观念，完美契合了浪漫主义对个人的颂扬。顶峰是个人得以凸显、得以“出众”的地方。山峰还为浪漫主义的自由理念提供了图腾——有什么能比巅峰更明确地代表自由和开放呢？卢梭说：“人类并非生来就该在蚁冢里挤作一堆……人越聚集，越会相互腐蚀。”在城市化日益加剧的十九世纪，这番评论可谓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城市中满是商贾盗贼，但是群山！——群山里没有丝毫罪恶。困于闹市的灵魂不约而同地选择山巅作为解放的象征，它是浪漫主义田园梦的结晶，可以借此逃离破碎割裂、众人沉沦的都市。喧嚣闹市里你会感到孤独，在山巅却能找到独处的幽僻。
当然，也只有在山巅之上，幽僻之中，浪漫主义对沉思的喜好才能得到满足，并大受鼓舞。在浪漫主义文献中，我们一再看到旅行者惊呼，高山激发了崇高思想的喷涌而出。一八〇〇年，皮维尔·德·瑟南古宣称：“站在山巅的哲学家，灵魂中充满了怎样雄伟的奇观啊！”二十年前的霍勒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绪尔则更加喜不自禁：“站在顶峰上的哲学家，灵魂中充满瑰丽奇观（即山脉），什么语言能够再现这种感受，描述这些想法呢？他似乎主宰着我们的星球，发现了地球运行的源头，至少是找到了影响它变革的主要动力。”浪漫主义的高山想象中融合了一种新的魅力元素：人只要登上高山，就几乎肯定能受到启示，获得精神和艺术的顿悟。人们公认，山巅和那里的视角引发深思，唤醒创造力，无论从实际意义还是哲学意义上来说，在那里你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得更远。从到英格兰北部丘陵野餐、顺便眺望伦敦城的维多利亚家庭，到朝着未登峰顶峰跋涉的登山先驱，所有登高者都多少受到一种信仰的吸引：高山不仅能让他们远眺，也必回报以深刻的内省；心景和风景都会向他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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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六年，查尔斯·达尔文已经可以颇为自信地说：“每个人都必须体会高峰上的壮丽景色给予人心的欣喜和自豪。”而乔治·贝克莱一七一四年穿越群山时，对“恐怖的悬崖”尚且颇为不悦，这期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高山已然让人联想到一大批迷人特征，它等同于远离喧嚣，等同于幽然独处，等同于精神和艺术上的顿悟。人们还认为高山能改善身体健康——高山上空气更洁净，可以做净化剂。约翰·丁达尔在一八七一年称：“山间的氧气必定饱含道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欧洲阿尔卑斯高山中建起无数疗养院，结核病和哮喘病人纷纷入住，其中就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们晒着山里的太阳，呼吸山间的空气，在晚餐桌上高谈阔论。当年我的曾外祖父被诊断出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他迁居瑞士。山里的空气没有奏效，他死于一九三四年，葬在一处能望见群峰的公墓里。不过正因如此，我的外祖父在瑞士长大，并在那里爱上了山峰，而我又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份热爱。
到了十九世纪末，崇仰高山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了。那些不愿冒险进山，或负担不起旅行费用的欧洲人，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来获得登高体验。印着风景照片或版画的图书、报道远征活动的刊物、平价版浪漫主义诗集，都至少间接地为宅家者提供了登山细节和感受。跟随萨尔瓦托·罗萨和约瑟·德·蒙佩尔这样的早期欧陆山景画家，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们，包括菲利普·德·卢泰尔堡、透纳、亚历山大·科曾斯和约翰·马丁等，在画布上绘满了峭壁风景，用扭曲的比例、脱俗的视角和中断的地平线令观者不安，把他们拉进画面中令人眩晕的世界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莱斯特广场圆形大厅或斯特兰德大街上的全景画馆，观众们可以在光线暗淡的圆形中央平台上漫步，周围是一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多灭点勃朗峰巨画——一幅“阿尔卑斯全景”。在里头待上一两个钟头，观众的脑海中便充满令人惊叹的山景几何结构：闪光的冰雪，黑色的岩脊。阿尔卑斯全景追求的是高度写实，它确实做到了，据说很多参观者一下子迷失了方向，甚至感到晕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被某位乘客称作“快乐速度”的火车让往返采尔马特的旅程从六十六天缩短到十四天，而托马斯·库克先生（绰号“旅游界的拿破仑”）的生意更带大众去亲眼观赏马特洪峰。对于看惯了不列颠低矮天际线的英国人来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体验啊。
一种共同的情感传统代代相传，广为散播。牺牲在攀登路上的登山者、参加托马斯·库克公司旅行团去阿尔卑斯山的游客，以及只是读读登山报道、看看照片的市民，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程度不同。人人都难以招架高山的蛊惑，人人也都参与施蛊。渴望关注的登山者和渴望高山的民众真是一拍即合。大众的想象长期以来对高山充满敌意，如今却渐渐染上一种新的高山症候：因为不在高山上而反胃呕吐。约翰·罗斯金承认自己在完全平坦的地方会感到“一种恶心和疼痛”，暗指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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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七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约翰·奥尔乔（john auldjo）听说阿尔卑斯山的种种之后非常激动，便去了霞慕尼，想成为第七个登上勃朗峰的英国人。到达镇上没多久，一个当地人就找到他，此人一七九一年在勃朗峰的岩崩中幸免于难，但头盖骨被严重砸伤。老人把自己凹陷的脑袋凑到奥尔乔面前，告诫他不要去登山。奥尔乔对此嗤之以鼻，不过他还是采取预防措施，雇了六名向导以保证自己安全登顶。
然而大批向导并不能让奥尔乔在山上免受折磨。登山路上，高原反应、体温过低、雪盲症和发作性睡眠病接连袭来，下山途中又添上了中暑、消化不良、运动失调，乃至最后彻底昏倒。奥尔乔登上了顶峰，但完全是靠六名向导的共同努力才活了下来。失温最严重的时候，他完全无法动弹，是向导们依偎在他身边，用体温温暖他，他才得以走完最后几个钟头的下山路。奥尔乔步履蹒跚地回来了，霞慕尼的人像欢迎英雄一般迎接他。他整整休养了两天，才含泪与向导道别，启程返回伦敦。
一到伦敦，奥尔乔就把自己的登山经过详细记录下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叙此行遭受的极大痛苦，另一部分描述山中的绝美风光。在痛苦这部分，他勇敢地承认攀登异常艰辛，天气又“冷得过分”。不过他同时宣称，勃朗峰顶的景色完全值得吃这么大苦头，因为它展现了“非凡的壮丽，让人目不暇接，要描述其雄壮，任何语言都力有不逮”。
在游记结尾，奥尔乔总结道：“区区简短记述，或可供受探险精神召唤、愿仿效一行的同道借鉴，但愿如此表述不被视为冒昧傲慢。”人们当然不认为这是冒昧傲慢，奥尔乔的游记结合了英勇的探险和崇高的感受，很受欢迎，他的书随即大卖。他的记述不仅让勃朗峰在大众想象中更加迷人，也普及了一种观念：风景——亦即他在峰顶看到的“非凡的壮丽”——值得押上性命去追寻。一八二八年之后，去各处登顶的英国人骤增，奥尔乔的书迷住了所有英国人的想象。
读者中有一位伦敦青年，名叫艾伯特·史密斯。奥尔乔的描写点燃了他的想象，令他大受触动，于是他也亲自前往霞慕尼登山。史密斯在一八五一年成功登顶，一路上的艰难困苦比偶像奥尔乔少得多。后来他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畅销剧目，一八五三年三月在伦敦上演。勃朗峰的消息也传到美国，很多人读过史密斯的登山记录，又看了山顶无双美景的剧场版演绎，亨利·比恩（henry bean）就是其中一位。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比恩与美国朋友兰德尔先生（mr randall）、苏格兰教士乔治·麦克科肯戴尔（george maccorkendale）结伴，又雇了三名脚夫和五名向导，出发攀登勃朗峰。
开头一切顺利。天空澄澈，一行人攀登无碍，晚间在大穆勒小木屋过夜，第二天早晨沐浴着暖阳再度出发。下午两点半，霞慕尼的人们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登上山顶，随即调头，开始下山。这时，一片雷雨云包围上来，速度快得吓人，然后就看不见他们了。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出发，沿着比恩和兰德尔先生走过的路径上山，我们会穿过陡峭山麓上的茂密松林，踏过佩雷林斯冰川开裂的冰面。风暴团此时仍包围着山体，我们在这儿进入云层低处，紧张地快步穿过南针峰下回声荡漾的谷底，那儿不时有石块从两边滚下，好似枪炮齐射。最后我们会走入席卷勃朗峰顶的暴风雪，风狂雪骤，一旦进去，周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
就在这儿，在穹顶山口漠漠雪原上的某处，我们找到了比恩先生。他弓着身子蜷缩在雪洞里，那是他和一名脚夫用登山杖和冻僵的双手当铲子挖出来的。他坐在靠外一侧，面朝里，勉强握住一枚铅笔头，手指因为严重冻伤而发白发青，僵直难曲。人字呢衣服已经冻成一具硬壳，穿着它，任何行动都会变得困难。那名脚夫随他一起蹲坐在雪洞里，比恩靠着脚夫的背，在随身带进山的笔记本上，给妻子写下几句话。铅笔在纸上移动得很慢，很僵硬，粗糙的铅笔芯摩擦着粗糙的纸面，沙沙作响，在狂风怒号里却根本听不见。他接着先前的内容，继续写道：
九月六日，星期二。我登上了勃朗峰，和十个人一道——八名向导，麦克科肯戴尔先生和兰德尔先生。两点半到达顶峰，一下来就被雪云包围。我们在雪里挖出来的洞中过了一夜，只能勉强容身。我整晚都很不舒服。
九月七日，早晨。冷得要命。大雪不停地下。向导们没有歇息。
晚上。我亲爱的海茜，我们在勃朗峰上困了两天。周围是可怕的暴风雪，我们迷路了，此刻待在雪地里铲出来的一个洞里，海拔有一万五千英尺高。我对下山不抱任何希望了。
此时比恩先生的字迹变得更大，更为狂乱，也不再稳定：
或许人们会发现这个笔记本，把它交给你。没东西吃了，我的脚已经冻僵，我累极了，只有力气再写几个字。我留了点钱作为c的教育费，知道你会好好用的。我要死了，带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你的眷恋。永别了。我们会再相逢……在天堂里。我一直惦念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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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事件既迷人又恐怖，因为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某种诱人又危险的高山观接力相传，直到最后以悲剧告终——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银岛》里的那份“黑点”。这些事件表明，对于“高度”“景观”“顶峰”之类暧昧不明的观念，我们的情感态度是如何流传散布的。那些见到或登上阿尔卑斯山的人写下游记，激发约翰·奥尔乔去攀登勃朗峰；奥尔乔的记录激发了艾伯特·史密斯去效仿这一壮举；史密斯用登山经历排演了他风靡皮卡迪利大街的剧目，又激发成千上万人亲自跑去观赏勃朗峰。这些人当中就有亨利·比恩，他被引得抛下妻子，投身极大的冒险。奥尔乔和史密斯幸存下来，而比恩、麦克科肯戴尔、兰德尔和那八名无名的助手却命丧其间。所有这些人都在两股交织的理念的引诱下去往山中：其一是抽象的观念——登上山顶本身就很有价值；其二是相信顶峰上的风景，即奥尔乔笔下“非凡的壮丽”，美得让人甘冒生命危险上去一观。
和其他葬身山中的人一样——波别达峰顶那些冻僵的俄罗斯菩萨、外祖父上学路过的石碑所纪念的那对父子，把比恩送向死亡的是一些早在他死前多年就已经启动的感受方式。因为我们看待风景、对它们做出反应时，已然深受先行者的推动、指点和提醒，没有一场山难能脱离历史单独存在。我们也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登山行为完全属于个人，但每个人其实都继承了一个复杂且多半隐匿的感觉王国：我们透过无数无名前辈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伊弗林在高山上意外发现的乐趣，弗里德里希画中站在石崖上的经典旅行者形象，雪莱空灵的诗作，奥尔乔在勃朗峰上如痴如醉的感受——所有这些合力重塑了人们对高山的想象。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万千民众依然无力抵抗登山家兼作家乔·辛普森（joe simpson）所说的“高山上诱人的宁静”：这就是登山运动那反向的重力作用，一种牵引你向上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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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