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最令人兴奋的海图和地图上，都有地方标注着“尚待勘察”。
——亚瑟·兰塞姆，《燕子号与亚马逊号》，1930年
我拿过的最带劲的地图是张复印件，画的应该是天山山脉最东边的地貌，接近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及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说它带劲，是因为这张地图画得很是简略——打个叉表示一座山峰，画个圈代表一个湖，一条线就是一道山岭。山脉周围没有一圈圈等高线，也没有明暗变化来注明险要的悬崖。当然，英国地形测量局使用的那些予人安慰的缩略符号——代表人行桥的fb，代表邮局的po，代表酒吧的ph之类，更是绝不会在上面出现。
地图中央，大致勾勒出伊内里切克冰川在山里切割出来的y形山谷。这条天山中央干道大名鼎鼎，最早由俄国探险家p. p. 谢苗诺夫（p. p. semenov）在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穿越——依照十九世纪俄国人讲究事实的命名法，谢氏从此以“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名号行世。他无惧伊塞克湖一带的吉尔吉斯游匪，一路向东，深入到桑塔什山口。此处历来是中国和中亚平原各任君主间的必争之地：相传当年帖木儿出征中国，就是在这个山口下令，让每位士兵在一个石堆上放一块石子。大战之后，他的残部原路撤回，再次穿越山口时，每人又从石堆上拿走一枚石块。帖木儿数着剩下的石头，就确切知道他有多少将士战死在中国。
正是谢苗诺夫的记录吸引后来的俄国探险家和地图测绘家来到此地，其中就有不怀好意却才华出众的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波兰裔俄国人，有哥萨克血统，以自己的欧洲祖先为傲，尽管长期混迹于亚洲民族间，却对他们心存憎恶。他曾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中建议将蒙古人赶尽杀绝，由哥萨克人取代。后来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这个方针，有传言说斯大林正是他的儿子。不过普尔热瓦尔斯基充分克服了自己对非欧洲人的厌恶，率队进行四次横跨中亚的考察，其中一次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最东边。他最终也死在亚洲人中间，那是一八八八年，在伊塞克湖东边一隅的卡拉科尔，如今这座城市的俄语名称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城里有他一尊黑亮的塑像，俯视着身下尘土飞扬的广场。还有一座冷清的普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远征用过的小物件——马褡裢、地图、武器。说来奇怪，还有一批动物标本。
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来的是出生于慕尼黑的探险家戈特弗里德·默茨巴赫（gottfried merzbacher）。他没有普氏那样的政治动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大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默茨巴赫的远征是出于求知热忱。他读过谢苗诺夫对这个地区的记述，倾心于游记中天山山脉“巨大的中心点”：一座纯洁无瑕的粉色大理石高山，犹如巨大的金字塔，谢苗诺夫为它取名“汗腾格里峰”，意为“天堂之王”。其后到来的俄国地质学家证实了谢苗诺夫的猜测，然而他们和谢氏一样，都缺乏登山技术，无法深入艰险的山地，到达峰顶。
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三年，默茨巴赫由两名蒂罗尔向导和一队哥萨克护卫相帮，试图从迷宫般的山脊和冰川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汗腾格里峰的路。大山可不会轻易交付自己的秘密，默茨巴赫遭遇雪崩，被大黄蜂群袭击，被坏天气阻挡，经历了随行人员的哗变，还差点在地震中被压死，这场地震又引发了一场冰崩。就他本人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在一次渡河时掉了牙刷。但他没有被这些困苦打倒，于一九〇三年八月发现了伊内里切克冰川，随后在冰川尽头，几乎抵达中国边境的地方，找到了“天堂之王”。
伊内里切克冰川给了默茨巴赫一条进山的路。无数世纪以来，这座冰川将所经之地悉数荡平，用无穷耐心磨尽高逾两万英尺的山脉。若不是这座冰川，默茨巴赫根本不可能接近汗腾格里峰。然而即便有它的助力，登上冰川本身也需艰难跋涉多日。
我们去天山的时候，是由直升机快速运上伊内里切克冰川的。短短四十分钟航程，先是沿着冰川口咆哮涌出的灰色融水河，再飞越冰川主体的蓝色脏冰。虽说便捷，旅程却并不舒心。
直升机从天山深处某个山谷里的俄罗斯军事基地起飞。基地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是个潜听哨，专门窃听中方通讯。现在想来，那次在吉尔吉斯斯坦，我所在的小队没什么经验，其实挺冒险的。我们怀揣登上未登峰的憧憬而来，坐飞机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再花几天换乘火车、巴士、出租车，乃至徒步，来到卡拉科尔。从那里我们登上一辆八轮卡车，在山脉西部的粗石矿路上颠簸了七个小时，才来到基地。抵达当晚，我们和两个相貌坚毅的高个子美国人聊天。这两位刚从冰川上搭直升机下来，告诉我们在这里乘直升机比登山危险得多，他们已经在冰川南岸的石堆里看到三架直升机残骸了。
搭机那天清晨六点，我掀开帐篷帘子，一眼看到机长谢尔盖（sergei），他显然正在用透明胶带把尾桨粘回直升机上去。谢尔盖开心地朝我笑了笑，跷起大拇指。半小时之后，地勤人员似乎确信飞机并不适航，但对此颇满意，我们十五个人还是站上一台老式屠宰秤一一过秤（这可真不是个好兆头），然后被领上飞机。和我们一同飞行的看来还有五十个西瓜、几十托板食物，外加一头死山羊。最后，地勤人员举起一个一百磅的红色煤气罐放进机舱。旋翼叶片缓缓转起，轰鸣声越来越大，此时，这煤气罐就搁在我两腿当中。机械工头使劲关上舱门，在门口大喊一声：“万一飞机掉下去，就像抱紧你老妈一样抱紧它！”这显然是他每次都会说的退场辞。
一路上我像摔跤手一般顽强，用两条大腿紧紧夹住这个煤气罐，觉得自己运气还不赖——出事的话我至少死得最快最干脆。飞临冰川凸起的前部时，一股寒冷的上升气流袭来，整个直升机剧烈抖动起来，我一瞬间以为我们要从天上栽下去了。不过飞机稳住了，继续前行，终于降落在汹涌起伏的冰面上。舱门一开，只听得到旋翼嘭嘭嘭的轰鸣，我们一个接一个跳下飞机，重重落到冰川上，下沉气流吹得冰晶四散乱转，鼓起越来越大的圈子。
这座冰川就是我那张简略地图上的y形区域。伊—内—里—切—克，这几个字一连串标在图中这个区域里。冰川边上的山峰标着名字和高度，除了这些，细节便渐渐模糊，没有地名，也没有标高，只有一处处叉、线、圈。这些以外，就是彻底的空白——就是未知。
那天稍晚，一搭好帐篷，我就沿着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走去，它向上通往中国方向的一片冰碛。走了半英里左右，路转到岩石山嘴后面，伸进一片圆形冰斗。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冰斗中的热闹景象：大块大块的冰塔从高处悬挂着的小冰川上崩解下来，身后还拖着新带下来的蓝色碎冰；一只红嘴山鸦张着亮橙色的喙，啾啾地召唤着某个我看不见的同伴；冰川在一块形似金字塔的页岩下移动时，这石头晃动了一下，又恢复平衡。我继续向前走，微弱的阳光反射在附近什么东西上，晃了眼睛。是固定在土棕色岩石露头上的一小块金属牌，边上还有一块，然后又是一块。我向那岩石走去，它是山中死难者的公墓。铭牌用螺栓固定在岩石上，一共十五片，刻着三十一个名字。死者大多是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德国人、两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俄罗斯人铭牌下的岩石大都凿出小龛，只有一个牌子下没有；龛里放着些物件以作供奉，或寄托哀思，好似一个可怖的死亡用品店。有一个廉价的塑料娃娃，她漂染的金发和深红裙子衬着素色岩石，很是显眼。两支发黑的烛芯插在一摊红色蜡泪上。有一朵吹干发脆的雪绒花头。还有一尊陶瓷圣母像，永远淌着凝固的小小泪滴。
那位英国死难者也没有壁龛，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黯淡铭牌，上面写着：“保罗·戴维·弗莱彻（paul david fletcher），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死于天山。”下面用更粗的字体写着АhГЛИЧahИh，意思是“英国人”。我一时奇怪，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想在这个地方找到什么？当然不是来寻找死亡。后来我总是想起这些铭牌，尤其是弗莱彻的那块，也许是出于记忆那不自觉的私心：因为所有那些死者中，弗莱彻和我最有共同点。但我还是不明白，十年前，是什么吸引他来到千里之外的天山？在他的想象中，这片难以接近的风光中究竟有什么等待着他呢？
我踱回营地，其他人向我介绍了向导德米特里（dmitri）。此人身形像北极熊，留着圣诞老人的大胡子。他说自己是北极圈冰攀第一人，我不想质疑他，至少没有说出来。
***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聚在德米特里的小屋里，围坐在桌旁。小屋是油布和厚木板搭的，已经东倒西歪。外头风雪正紧，纵然狂风呼啸，还是盖不住大山的声响——不时传来如同火枪噼啪射击的岩崩声，雪崩爆破般的隆隆轰鸣则没这么频繁。桌子当中，一盏卤素灯为我们的聚会照明，边上的玻璃罐子里装着色泽黄白的黄蜂巢。对着灯看久了，看向暗处时，眼前会一直晃着灯罩薄纱的印子，它太亮了，仿佛一时烙在了视网膜上。再看看桌子周围，强光照亮了我们的面庞，后脑勺却隐入一片昏暗。
德米特里在桌上摆了两个锡碗，一个盛着三角形的甜瓜块，另一个里面是十多个淡黄蒜瓣。他拿起一个洋葱，剥了皮，露出白色内瓤，然后一手捏着洋葱的球茎，一手用刀竖着切了四下。他松开手，用刀在洋葱顶上拍了一下，就像魔术师用魔杖点一下高顶礼帽，八个楔形的白色洋葱瓣便像花朵张开花瓣般仰面倒在桌子上。最后德米特里摆上五个小小的平底厚玻璃杯，满上伏特加，酒很烈，像汽油一般黏糊糊。
我们又吃又喝。在洋葱和伏特加的作用下，我眼泪汪汪地问德米特里，在那张地图上，线条以外，也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究竟有什么。
“什么也没有，只有没人上去过的山峰。”
“我们能去那儿吗？”
“当然可以。可以走路去。”他环视一圈，眼神略微有些轻蔑。“更好的是坐直升机上去，不过那需要美金。去年我们运了一队人上去，”他说着用手略指了一下南方，“他们一个星期里爬上了四座未登峰。你们要是高兴，我们可以去边上那个山谷，在山脊那头，还没人去过。”
第二天早上，我和德米特里站在冰川的冰碛上，宿醉未消，在阳光里只觉得脑袋嗡嗡响。我问他，那片没人去过的山谷在哪儿。他指着东南方一座托着上方蓝天的弓形雪脊。还没人去过山脊那边的地界。
一瞬间，我格外想去那里，想得要命。我坐在一块晒热了的冰川漂砾上，打开地图，看看地图上的山脊，再看看眼前的山脊。
纸上的空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切。我们将是第一批踏上那片雪地、目睹那些群山的人；我们要去那里攀登，英勇卓绝，无往不胜。我们会登上四座高峰，逐一为它们命名；我们的名字将从此和那些高山、那处深谷紧紧相随，我们的记忆将与这片我们不远万里来观赏的风景不可分割。
当然，我们后来没有成行。一来太贵，二来以我们当时无甚经验的状态，去那儿无异于自杀。我们只是穿过冰川，去爬了一座七年前被一支捷克登山队攀登过的山峰。每走一步，我都在努力忘记他们上去过的事实，假装自己才是开路人、拓荒者、先锋队，我们才是第一拨站上顶峰、被那里的风景震慑到无言的人。然而我们不是。这在当时让我感到说不出的失落。
***
未知的事物对于想象具有巨大的煽动力，因为未知是一片极富可塑性的幻想空间，一个投影屏幕，无论是文明还是个人，都可以往上面投射自身的恐惧和渴望。未知就像厄科的山洞，无论你朝里头喊什么，它都会原封不动地喊回来。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地方——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那些令少年痴痴梦想的地方”——可以填进你想赋予它们的一切希冀和畏惧，是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所在。我热切向往山脊背后纯洁无瑕的山谷，其实是向往自己那乔装打扮了的梦想，这梦想自然由一种欲望驱动：去无人踏足之处，做无人完成之事；这是深深根植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欲望：渴望优先，渴望创造。
未知的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自带诱惑。千百年来，刺激人们去探险的主要是经济或政治因素，要不就是人心的自负，或出于对金钱、领土、荣耀的欲念。未知本身并不吸引人，聪明的探险者会在熟悉的地图上规划行程。依然是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西方的想象中才酝酿出对未知的渴望。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兴起了一股对遥远的国度，对迥异的版图、趣味、经历的特殊向往，人们醉心于种种我们今天称为异域风情的体验，而英语“异域风情”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外面”。简言之，就是渴望新发现。这番对发现的热切盼望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各种懊丧情绪，主要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城市资产阶级那笃信宗教且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已知和可预见的事物为人厌弃，人们渴望去“必有出人意料之事”的地方。未知渐渐被视为通往不同体验的门户，数十年后夏尔·波德莱尔准确道出这种心态：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我们将在未知中找到新事物。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在头脑中对未知事物的强烈渴望突然转化为行动，其后跨越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六十年成为探险的黄金年代。冒险家和勘探者遍游天下，寻找财富和美景，行过冰层覆盖的北极海域，穿梭于太平洋诸岛之间，横跨非洲的沙漠。这些人最大的动力就是对新奇的渴望，终极目标则是深入未知世界，见人所未见。发现本身成为目的，这一精神正契合了那数十年间各领域的求新求变。散文家威廉·达夫（william duff）一七六七年说，理想的启蒙主义者就应该投身探险，“去未经探索的领域，发现新事物”。一七六四年，登基不久的乔治三世发起了一场航海远征，他给探险者的命令很简单：“在南半球有新发现。”成为新皇治下“有新发现”第一人的远大愿景，让年轻的苏格兰人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倍感振奋，并踏上了探索阿比西尼亚山峰河流的征程。
造访蛮荒之境的探险者俨然是那个时代魅力四射、声名远扬的电影明星。他们回来之后——如果回得来的话——便写下自己的探险经历，附上折页地图作为说明，上面用点和线标出他们对未知之地的突击。一八二二年，英国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在北极冻原上过了三年之后回到伦敦。传言说，他和饥饿的探险队员是靠吃皮靴和地衣活下来的，最后甚至自相残杀。富兰克林的探险游记异常热销，二手书的要价远超原来的售价。另一位探险家，海军上尉威廉·爱德华·帕里（william edward parry）对北极探险始终热情不减，他屡次前往极北之地，名气如日中天，走在街上都会被粉丝团团围住。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即便所谓的探险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各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对未知之境念兹在兹，它成了一种兴奋剂。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比利时——十九世纪所有的扩张势力都不遗余力地用各自选定的颜色填补地图上的空白：法国用绿色，俄国用橙色，英国用粉色。（当然，此时美国正上演着另一种奋斗：向太平洋推进所谓文明的前线，朝着西海岸，以“昭昭天命”的名义挤走未知。）帝国主义国家连番发起远征，争相在地球上的未知地域投放赌注，宣布其为自己所有，并且自认对那些蛮荒之地有开化之功。
每填补一处空白，新确定的空白又会取而代之。尼罗河源头、西北航道、南北两极、西藏、珠穆朗玛峰——十九世纪的每一代人都为新的地理谜团伤透脑筋，被其迷住心窍。德国探险家朱利叶斯·冯·佩耶（julius von payer）道出了广大读者的想法：“没有比探险者身处未知世界更激动人心的境地了，尤其当周遭的自然好似一堵无法穿越的高墙，而面前的大地还未曾有人踏足。”这也是其探险同道的心声。
英国似乎比其他任何帝国势力都更受这种渴望的撩拨，它要去了解地球的每一处，将其纳入坐标方格，裹入地图。一八三〇年，“为了地理科学的进步”，英国成立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时代肇始未久，填补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就不仅成为文化共识，也提上了政策日程。一八五四年，《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称：“如果有人说起一片英国人还未曾踏足的未知领地，那他一定是第一个到访该地的人。”一八四六年，时任英国海军部二等秘书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宣称：“目前整个地球上，我们只对北极地区一无所知，这处知识上的缺憾应该成为一种动力，鼓舞我们采取措施，抹去这一文明时代的无知的污点。”巴罗说得不对——相比北极，当时人们对南极和喜马拉雅地区知道得更少，但他激情洋溢的豪言壮语充分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想要解开世界上所有奥秘的狂热。
十九世纪对探险和发现的普遍崇拜无疑也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山峰的看法。对于经验不足，却又深受未知召唤的探险者，攀登大山不失为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替代活动。特别吸引欧洲探险未遂者的一点是，那些山离家很近，你不必远行千里，也不必说服英国海军部的基金委员会提供资金。体验山地也不需要旷日持久的长途旅行（当时去南极要航行一年，去北极也得向北走上艰难的数个星期，途中要应对和大船一样高的海浪，以及和大船一样宽的冰山），而只消一段利落的垂直行程。只需短短一天，备上坚定的决心、一双结实的鞋子以及一背包食物和水，你就能从瑞士平缓的草地出发，登上一座阿尔卑斯山峰，体会北极的严酷气候。
在很多方面，大山带来的未知体验，也比其他看似更冒险的行为来得真切。詹姆斯·福布斯在一八四三年写道：
如今绅士们漫步在西伯利亚，就像女士们骑马去佛罗伦萨那样悠然自得。就连大西洋都不过是一条公路，供悠游者去往美洲大陆；前往印度的陆上线路更是像伦敦到巴斯那样常年畅通。驿站修到了沙漠里，雅典都有了公共马车。然而就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却有一片未知的领域……尽管有帕里、富兰克林、福斯特、赛宾、罗斯以及达尔文无畏地深入南北两极的酷寒，获得与地球、大气、气候和动物相关的各种现象的知识……我们是否就对世界了如指掌呢，哪怕是对自己身处的这一隅？事实无疑并非如此。
福布斯的话里有一种对广袤世界日益开化的厌倦之感（大西洋成了一条公路，西伯利亚变作人行道，意大利是练马场，连雅典都难逃交通堵塞），十九世纪越往后，这种感触越深。不过我们也能明显听出一种发现了阿尔卑斯山区未知地带的激动，这条山脉深藏于欧洲文明腹地，之前在高耸山势的遮掩下，没人看见它。
作者“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其他小说
《深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