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被有关天堂的想法所吸引，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约翰·肯尼迪机场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地方，可以用来熬过我剩余的人生。

你可以分辨出他们，那些用一个方便的袋子或者特殊的钱包来装护照的人是经常旅行的，而那些很少旅行的人总是会到处翻找他们的护照，磨磨蹭蹭地拖拉着很多行李，站在一行行队伍组成的矩阵之中。每当有一列队伍移动，就会有新的人不断加入进来。

我想象我眼前看见的都是些已死的人在为进入天堂做准备，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但是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在人们都还活着的时候，用天堂来奖励好人，用地狱惩罚坏人。

我无家可归，因为我疯了，我害怕承担责任。当我能短暂地逃离这些可怕情绪时，就整日整夜地待在机场，有时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大厅的塑料椅子上，余下的时间我就在餐厅里转来转去。当这些可怕的情绪回来时——它们从我的脊柱底端开始，像鬼魂一样蔓延到全身——我就赶紧离开航站楼，溜到货坪去，那里永远被充足的灯光照得好像白日。

我躲进一个巨大的生锈的大铁箱，裹上毯子，缩在箱子角落，这样才能让我感到安全。躲在盖子底下，我看着斑斑锈迹在铁箱上蔓延，就像一汪缓缓的秋水。

突然间我就陷入了失忆状态，记不起任何事情，中午吃了什么（如果我吃过的话），上一只烟是什么时候抽的？我的四肢开始轻轻发抖，上下牙撞在一起，发出磕碰的声音（想像一下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橱柜里的盘子发出的声音，对的，就是那种声音）。

这种难以控制的抖动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后困在我身体里的鬼魂会找到那扇进入我记忆的小门，如此两天两夜，我会被蒙着眼睛从一条小路进入自己的身体，被迫重温生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想像一下，你，正被迫进入你自己的身体。

在我第一次发疯的那个早上，我和父亲在一个很冷的池塘里游泳，母亲在一边屏住呼吸看着我们。她的裙子被风吹了起来，像一双白色的翅膀在风中飘动。下午，我回到了都柏林的神学院，红衣主教一边猛烈地和我握手，一边给了我学位证书。

现在我把自己藏起来，不能伤害任何人。当疯狂过去，就像孩子们惧怕的恐怖之夜终于离去之后，我醒了过来，我渴极了，几乎不能走路——我大便在了衣服上，这让我非常不舒服，附近有个难民庇护所，离这里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可以上那去洗个热水澡，把衣服洗干净。有个在那工作的年轻波多黎各女人总是会给我一点钱和一些吃的，有时她会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打算改变，佩地，就告诉我。”她叫我佩地，因为她不知道我的真名，只知道我是个爱尔兰人。她时常跟我说起她的生活，却从来不问我的生活。我很高兴她这样，所以我明明看到她戴了一个金色十字架却不告诉她我曾经是一个牧师，信仰是一种平衡。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不存在——只是我自己不再相信他，我就像一个犯了太多错的儿子，让母亲被迫放弃了他），我希望上帝能帮助她找到生命中的真爱，她是一个好女孩，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而不是一串差劲的男朋友。我在机场遇见到过几个男孩，很适合她，可是这些人飞走之后就不知道能不能还会回来。我洗干净自己，迈着轻快的步子焕然一新地走在回机场的路上，身下不再冒着臭气，我为她祈祷。这之后我能在两星期里都安然无恙，不会遭受疯狂的袭击，但是，我整个人仍然还活在它的阴影底下。

让我当一个牧师是母亲的意愿，但是我对人们的爱让我相信她的选择是正确的。跟那个时候在都柏林的其他学生一样，我和在神学院认识的朋友，从来没有在晚上去过酒馆，也从来没有在利菲河边的长椅上向女孩求过爱。我们只会坐在一起听无线电，喝茶吃吐司，或者，在大雨或人们因降雪而骚动的夜里，谈论上帝的爱，和他性格中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很多方面。

我对音乐很有很好的鉴赏力，我记得自己敬仰伏尔泰，他对上帝的信仰仅次于他对自己的怜悯。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发明他是有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我不当牧师之后没多久，就遇上了那个可能成为我妻子的女人，那时我在公园里喂鸽子。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住在机场，我了解所有的航站楼，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注视航班到达和离开的提示屏上，我能告诉你下一班飞机会什么时候准备起飞，将飞向哪里。

看见一架飞机安全地飞走又飞回让我感觉很好，看着航班号你就能知道这点。看着人们在登机柜台前排队的时候，我会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我想和那些孩子们的眼睛对视，他们的眼睛就像深深的池塘，我会把我的祈祷，投注到他们的眼睛里，就像把银币扔进许愿池一样。

你可能会说，既然你已经不相信上帝，那么祈祷就毫无意义。让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吧，为某个人祈祷，是一种不需要认识他们就可以爱他们的方式。

我同情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当鬼魂在我身体里嚎叫，在我骨头里扭扯他们的肢体，让我不停地发抖时，我已经不是我了。疯狂时候的我曾经杀死过一条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连着好几天都在为那条狗的灵魂哭泣。

那些鬼魂总是能发现我藏身的地方，他们陪同我度过了整个孩童时期。他们严阵以待，等着我过去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我的台词已经写好，并且永不改变，我的角色就只有这一个，唯一的观众就是我自己。

我尽量不去跟机场里的任何人讲话（因为他们会想了解我，可我觉得向他们隐瞒一些事情就是欺骗），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在喋喋不休，有时我也被牵扯进和那些正在等待着上帝召唤的人的讨论，那是我们唯一共同的东西。

我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故事，一个年轻的怀孕女人告诉我她是怎么遇到她丈夫的，我不太记得她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她肚子里的，是一个完整的未知的灵魂，它寄身的容器像一条面包那样大。我经常疑惑为什么灵魂会居住在细胞里，我猜想，灵魂就是一盏灯，等所有的事情都到位，它就打开了。但是不要问我是谁打开它的，因为我不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