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她是个聋子。她曾经问过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声音，我骗她说是的。到今天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而我决定要离开她。

她现在正在街角的面包房里，那里很暖和，人们也都认识她。她会在一小时后回到我们的公寓，带着满满一盒子为今天这个纪念日特别定制的小蛋糕。她会回到家，把她的钥匙扔进那个陶质的烟灰缸。她会把蛋糕放进她存放了许多罐头食品的冰箱。她会诅咒我的迟到。几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是没有回家，她会变得更聋。

沙发上有一处很小的撕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过，一片羽毛像舌头一样伸了出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裂口，但它毁了整个沙发，使整个公寓陷于一片混乱。烟灰缸空空如也，诱惑着我抽上一支烟。我的肺也空空如也，渴望着那分量的回归。

她每天都拉小提琴，而我现在要把它带走。它是一七八三年在布拉格制作的。我的包和小提琴一起放在床上，互相倚靠着取得平衡，它们都在等着我带着它们开始流亡生涯。无论何时，只要这把小提琴到了新的环境中，它就会跑调，好像它在演出前失去了自信一样。她告诉我她的一部分秘密地生存在它那黑暗的躯体之中，在那枫木的琴脊之间游走，被谐谑曲和快板所喂养。我就是为这个要把小提琴带走。它正在床上斜靠着我的包。在它的内部，我妻子的一部分就像尘土那么安静。等待着复活。

我习惯于在梦与梦之间醒来时继续安静地躺着，街上没有什么车，非常冷，冷得房子和车上都结上了一层苍白粗糙的冰。我躺在她的身边，想象着血液的循环在她耳朵里回荡着的震动，对无可挽回的失聪的倒数计秒。

她现在正在看着胖胖的面包师在小蛋糕上把糖霜挤成我们熟知的心形，那些蛋糕本打算在明天晚上跟我们那些肤浅的朋友一起分享。她并不肤浅，但她是个聋子而且很放肆。她曾经告诉我，她爱我是因为我是她唯一能听见的东西。她能感觉到她的小提琴上每一根弦在雕刻好的琴柱上的颤动，但是我不一样，我就在她里面。我是浸透她秘密身体的每一根骨头的一首歌，在那里整个世界都不会徘徊和迷失。

面包师正在把小蛋糕装进一个粉色的盒子里，然后他会用一条粉色的丝带把盒子扎起来。面包师知道她的名字，他有一本挺好的便笺本和一支笔，能把这一包东西的价钱写下来给她看，并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我得在她离开面包房之前离开，否则我就会跟她碰个正着，这样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得在她的钥匙从她的手里掉到陶质烟灰缸里之前踏上去机场的路，带着她的小提琴和我的衣服。

我已经把所有的照片都烧了，它们燃烧时发出细小的爆裂声，引得烟雾探测器鸣叫起来，我马上就把它给砸了。她不会需要这玩意的，因为她是个聋子，而且这玩意儿也就震动个一分钟就完事了。

我要带走她最心爱的一件礼服，我知道这会是个错误。我记得在我沉入梦乡的时候，看着她在明日蜿蜒的触须之间轻舞那件霓裳的样子。那衣裙幻化成了连通当下与未来的一座桥梁。然后我们就一起无助地漂浮到了睡眠之中——冰在地板的裂缝间渐渐融化。

我写下了为什么我要离开的所有原因，我被对这世界的一种悲哀的力量所压倒，因为我整天都没有人可说话。我向孤独的臣服是一个海洋，在那海洋下面我才能呼吸。

我们是在明尼苏达相遇的，就在高速公路旁的假日宾馆的大堂里。我坐在她的对面。当侍者用一个托盘给她端上咖啡的时候，我意识到她是个聋子，她听不到杯子碰撞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总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炉子上汤锅和平底锅产生的蒸汽间滑行。多年后她过世了，我卖掉了她的房子，注意到她的椅子在油毡地板上留下的沟槽，那是一种只有我能明白的盲文——一个母亲的几何学。

我定了一张去明尼苏达的机票，我要租一辆车，开到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宾馆去。我要坐在那同一个位置上，而且要读同一本书的同一段文字。在那里我会等待她再次来找到我，这样我们就能走上那个被我们留在身后并且已经遗忘了的方向。那是一幅还没有被回忆染上颜色的画布。

我的母亲在柏林被一个纳粹用枪击中了腿部，成了残疾人。四十年后，作为对油毡地板的一种回应，我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并且偶然地发现了一张射伤她的那个纳粹军官的照片。他的名字叫汉斯。

最近，我在浴室的窗户上挂上了一张挂毯，把灯泡拧了下来。这是一次次看到我妻子的牙刷的那个画面所引发的一个奇怪的举动，那把牙刷放置在一个铬做的台子上。每次当我洗手或淋浴的时候，它总静静地盯着我看，挑战着我那畏畏缩缩的勇气。

如果某人在某天消失于从面包房回家的路上，牙刷就会变成希望的一种象征。

我会在夜里醒来，摸摸刷毛，检查下它是不是湿的。如果我能看见它黄色的背面，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想象着面包房和蛋糕的画面，几乎能闻到黄油的味道，尝到那一口热乎乎的滋味。

那个导致我母亲残疾的纳粹士兵名叫汉斯，他是我的父亲，他们是一对恋人。她能活下来并最终来到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她怀着我。我是她的保护神，一个微小的被禁止的开端。我有一张他的照片，但从来没拿给我妻子看过，因为我想她大概没法理解为什么我对此很骄傲。我继承了他的禁欲主义，我继承了他爱的能力。我们通过失去，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连续响起劈啪的枪声。头颅们冲着湿漉漉的鹅卵石地面倒了下去。人们的鞋子都掉了。

我的父亲。他闭上了眼睛。一轮又一轮的处决，男人，女人，孩子。然后理性瞬间抓住了他。他足够快地睁开眼睛，放低了他的枪。

虽然这是事实：我父亲把一颗子弹打进了我母亲的身体；我还是喜欢这么认为：因为对她的爱，所以那颗子弹凭直觉偏离了她的心脏。

人群变成了无法被辨认的尸体，我父亲抓住了我的母亲，把她带到一个犹太聚居区，找到了一个全家正在挨饿的大夫。大夫给我母亲止了血，把从我父亲枪里射出的那颗子弹弄了出来，连一个苹果都没有索要。在我开始想象聋是什么感觉之前，醒着的我总是躺着想象母亲在一列疾驰的火车上穿过严寒的德国时是什么心情——那里的山上满布穿着深色制服的士兵，抽着烟，思念着他们的妻子。我能想象出边境的警卫细细察看她的文件，然后用轮椅把她推到冰凉月台上的画面，装满了肉食、水果和红酒的货车阴郁地从那些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弄得麻木的人群面前开过。母亲把一张她母亲在花园里的照片塞在了裙子下面，那裙子将我和一片被撕裂的大陆分隔了开来。

她在利物浦上船去纽约的那天，下着雪。那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会娶一个正喝着咖啡的女人——一个问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有声音的女人的原因。她把这个问题写在她的一只手掌上问我。

还有一些其他的谎言，在合适的情形下，也会是唯一的真实。

那一夜我们在宾馆里赤裸相拥而眠，肢体纠缠着肢体，出于恐惧和新鲜感，肌肉和骨头紧紧凑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她也可能会邀请那个侍者到她的房间，然后那人就会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像我看着她这样地凝视着她，可我不在乎。我想一直伸展手臂到她的背脊，让她的背部变得完整，就像泉水在岩石的缝隙间结冰。第二天清晨下起了雪，她问了我那个问题。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回答说“有”。我想把她的失聪从那个餐厅里带走，让雪中的奇迹成真。那一夜我去看她的演出。我听她演奏了巴赫第一及二小提琴协奏曲，想象着我母亲在爱利斯岛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挣扎着走向我的出生之地。

我学会了妻子用的手语。我们管它叫“手指的芭蕾”。直到她在带着一盒蛋糕走回家的路上失踪那天，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我想知道那些蛋糕后来怎么样了，它们有没有被吃掉？谁吃的？那些蛋糕折磨着我。现在那家面包房又开张了，它的灯光从孩子们卧室的窗户下面一直照进冰冷的街道。

我父亲在一九四三年秋天被一个十七岁的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了。他死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我母亲从来不说太多关于欧洲的事，虽然我能从她的故事里描摹出她父亲的样子，在他的店被强行关掉之前，他是个卖自行车的。有一次，我把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带回家。他是在瑞士出生的，会说很流利的德语。我记得我把他介绍给母亲，当他的嘴唇吐出那种语言，母亲就哭了，他才刚开始说就停下了。

有些时候，语言是渴望的声音。小型的波音飞机会是我从利物浦出发的轮船。小提琴是我的出境证件。

电梯在抵达大堂楼层时慢了下来，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在这栋公寓里住了六十年的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俄国女人，她叫艾达。她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一副很担心我的样子。她想知道我最近应付得怎么样，我带着小提琴是要去哪里。她想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消息。我告诉她我的妻子在面包房里买那些有着心形糖霜装饰的小蛋糕，而我不得不在她回来之前坐车去机场。我告诉她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我正要离开她。艾达哭了起来，放手让我走，这给了我力量——父亲的那种力量，他在冰冷的雨中抱着我母亲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在阴冷高大、满布一行行枪眼的房子中间穿行，在噩梦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的脸上有一道道血的痕迹，他的心脏因为耻辱而燃烧着。我能想象出他们是如何紧紧抓着彼此，虽然最后，他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彼此。我能看见那犹太医生急躁地找着母亲腿上的子弹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能想象出她离开的那夜，此后空虚感便一路跟随着他。我想象着他关于母亲的回忆，她倒下的躯体，她湿发的香气，那一路穿过犹太聚居区鲜血留下的痕迹，雪花的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