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了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我挺喜欢我的工作，除了去海滩漫步之外，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的原因。
每个包裹都有它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的地址是小孩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了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这里没有窗户，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孟买或者鹿特丹。外面，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在另一个方向，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陆地停止的地方别的东西又开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开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每个清晨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的深处的画面。我爱那些包裹上的城镇的名字，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分叉的地方盲目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只靠着打渔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上画着穿围裙的年轻女子们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景，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是什么，我能理解那种令画出这些细节成为必须的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渔。
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更稳定，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他们大开着窗户，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现在只能在瓶子上看见的船上。
有时我会沿着村子下面那怪石嶙峋的海滩走上一段。墨绿色的海水打上岸，我随着巨浪抽打岩石的咆哮声大声地叫着。我花几个小时盯着看石头缝隙间小水洼里的鱼和螃蟹。我很好奇它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切断了后路。我喜欢坐在冰凉的石头上，直到潮水没过我的鞋子，袜子吸满了水，就像某种歇斯底里地拉着我的脚趾头的生物。
清晨来临，我结束当班，把自己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无上装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也许能假装出欢乐，但是却从不能装出悲痛来。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脚程，首先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了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把它们变成了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有时我会跪在那窗下，沉浸在那颜色中。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我便继续走了起来。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之后是冬天。然后便是这奇迹的季节，一切又会无畏地新生。
回家的路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它们黑色的前额被明天的呼吸弄白了。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嘴里衔着条圆胖的虫子。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我走过了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反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老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让我又想起了里奥。
雾气笼罩了整个村子，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出于某种理由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她在六十八岁那年死去。那是我和杰妮结婚的同一年。我母亲在冰上滑倒，摔断了髋骨，然后没有任何预警地就在医院里死去，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