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喝杯雪莉酒吗？”汤姆突然出现，就像之前进来告诉她已经看完那本书时一样。
“雪莉酒，好啊。”她说。
安吉希街，她想，安吉希街上的一间小公寓，都柏林的正中心。她总是被那条狭窄的小巷吸引，距汤姆的办公室不远，距陪审团旅馆也不远，偶尔午休时与汤姆在那里碰头，喝一杯咖啡。当然啦，他们仍然可以这么做，正如只要还受欢迎，她仍会来拜访拉斯法汉一样——来过周末，星期日来吃午饭，只要方便，怎么都行。她现在可以说了。时机合适，他们正喝着雪莉酒呢。
“路上有个老人，我不记得以前见过，”汤姆说，“就在桥那儿。”
“他过来跟姆卡斯一起生活。是她的父亲。”
“噢。”
花园里又会有孩子们跑来跑去，又会有欢声笑语，有家庭生日聚会。她会带来礼物，随着时光一年年过去，汤姆会渐渐转换成当年父亲的那个角色，并变得像父亲一样随和，有一肚子笑话可讲。孩子们会叽叽喳喳告诉她一些事，跟她说心里话，有时候小孩子对姑姑就是那样的。
她听见瓶盖扑通一声被拔出来，雪莉酒被倒进杯里，然后汤姆端着两个杯子从客厅走来。真是奇怪，来的那个军官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哭泣。哭得这么突然，这么别扭，那张肥厚的大脸上，红兮兮的赘肉因伤心和痛苦垮塌得不成样子，把他们吓坏了。“可惜啊，”他嘟囔道，“可惜啊。”那个暴怒的士兵把乔·帕蒂错当成另一个患战斗疲劳症的人。他的军官——是管他的，对他负有责任，痛苦地一再解释——因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语不成调。他不知道也根本没想到，乔·帕蒂在街上被追逐，跑到这座房子里躲藏，实际上他跟这座房子的关系，就和那个失去理性的士兵跟乔·帕蒂的关系一样，八竿子都打不着：只是每隔两个月左右乔·帕蒂会来擦一次窗户。疯狂和死亡，战争就是这样，那个红脸膛的大块头军官这么说。他似乎做了某种许诺，只要他活着，就不可能忘记郊区一座花园里发生的事。
“差不多弄好了。”菲利帕在厨房里说，但哥哥还在打土豆泥，并撒上切碎的细香葱，她便啜着雪莉酒等了一会儿。
“汤姆——”她说，却发现很难继续说下去，他笑微微地看着她，似乎完全猜到了她的心事。他甚至微微摇了摇头，不过她对此不能十分肯定，也许他并未摇头。他转过身，又专心干活去了，她便没有再说下去。
她想象着，在一间低矮的客厅里，煤炉噼噼啪啪燃烧着，毫无生气的橙色火焰中跳动着一朵蓝色火苗。安吉希街上没有多少人住，它不是那种生活气息浓郁的街道，但对她来说应该合适——窗外手推车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喊叫声。
“谢谢你。”她说，喝完雪莉酒，看见汤姆的酒也喝完了。她把两个杯子洗净。三十四年了，她算到；再过这么多年，她七十三岁，汤姆将七十六岁。那会儿该是一九八四年，距世纪末还有十六年，而一九一六年距世纪初也是十六年。
汤姆帮她把盘子端进餐厅，然后倒出红酒。此刻，他买红酒似乎不是个错误了。红酒会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他们喝了雪莉酒又喝红酒。
“听说要修一条新路了，”他说，“就在靠近马莱的地方。”
“我没听说。”
“哦，他们说那是以后的事。”
“也许不会发生。”
有一次在这样的星期日，他曾预言还会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他曾预言爱尔兰明智的中立立场是正确的。他肯定不喜欢那里新修一条大马路。他讨厌摩托车轰隆隆驶过提布拉登，碾压野草、灌木和小树林，污染溪流。总有一天，来来往往的大卡车会使空气不再清新。
“汤姆。”她又说道。她在犹疑，起个话头，顿住，似乎是自然的停顿。安吉希街十三号，一个信封上写着，他们从三一学院穿过绿地，她听见了楼梯上他们的脚步声。她给他们煮咖啡，因为他们喜欢咖啡，还切了专门给他们准备的布蕾蛋糕。为什么是十三号呢？她纳闷，并猜想那里现在是不是还有空房，是不是某种预兆已经为她腾出了房间。她侄子像他父亲一样有着两条长腿，侄女已出落成一个美人儿。
“今年夏天？”汤姆说，“去纳布拉港怎么样？”他很耐心，什么话都没说。是一种善意，他的微笑也是一种善意。“纳布拉港？”他又说了一遍。
她点点头，强迫自己点头，因为他是善意的。她谈论夏天，因为他想谈。远离都柏林和拉斯法汉三个星期，在纳布拉港感受千年不变的沙滩、白色的农舍、在院子里啄食的母鸡。当他们锁上房门去多尼哥时，她像他一样喜欢这种感觉。即使天下着雨，她的夏装还在箱子里没拿出来，即使出不了门只能无奈地望着窗外，或嘎吱嘎吱踩着永远湿漉漉的鹅卵石。他们扫荡安格喜图书馆的书架，总是借回多得看不完的书，还书时总要罚一点钱。
“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你说呢？”他说。
有一次他们去了格兰多尔，还有一年去了罗斯里格，但纳布拉港仍是他们的最爱。“不知道那鳏居的兄弟俩怎么样了。”汤姆说，她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位酒吧侍者在同一年死了妻子，在寄宿客栈的餐厅里几乎一言不发；那是在阿基尔。在格兰多尔，那个说爱尔兰语的督学有几个晚上过来串门。
“还是七月？”她说。
“恐怕是吧。”
“天气通常不错的。”
他点点头，她看出他想抽烟，但他从来不在吃饭时抽烟，她从没见过他那么做。
“是啊，那是肯定的。”他说。
他从她的眼睛里又一次看到了努力，感觉到她在对自己说不会很难，他会听的，那些话很容易说出口。曾经，一段时间以前，也许是十五年以前，她就已经说过；最近也有一次比今晚更接近于脱口而出。
“知道吗，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被称为低谷星期日。”他说。
“是的，我知道。”
在逐渐凝聚的沉默中，他倒出最后一点红酒。曾经有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哭过；他知道，因为他回来时她的笑容与平日不同，脸上的泪痕用粉扑过。现在就容易多了。只有低谷星期日仍使他们不能自拔，她把头紧贴在他的羊毛衫上，他的声音使她不忍去看。他为那些浪漫的灵魂所感受的怜悯，使这一刻不那么揪心；而她，对未来还抱有幻想。支离破碎的直觉构成他们的对话，真相藏在虚幻的言辞下面。别人谁也不会理解：到了明天，她会又一次明白这点。
他们收拾起桌上的碗碟，端进厨房。他洗碗，周末都是他洗。她把东西归置起来。疲倦的狗安卧在狗舍里。楼下的灯一盏盏熄灭。
随着每一天过去，往事都退后一点；而那些尚未耗去的时光，仍是那样令人胆寒。夜来了，四下里寂然无声。静谧的一九五〇年再次成为爱尔兰黑夜中的一个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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