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不是，不是。麦克泰格先生只是想起你曾经跟德西·考格兰一起发过小册子。”
他们仍在慢慢朝前走，菲尼控制着速度。
“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呢。”利亚姆·帕特说，对方提到这件事令他吃惊。
“但你们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谈起他还在兄弟会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和德西·考格兰经常把宣传自由的小册子塞进别人的信箱。天一黑就干，不让别人看见。是秘密活动，德西说，有两次他还提到迈克尔·科林斯。
“麦克泰格先生带话过来了。”菲尼说。
“我们要去拜访吗？”
“他请我们喝啤酒。”
“我们到处发小册子的时候，只是在扮演英雄。”
“你做的这件事被人记住了。”
利亚姆·帕特从来不知道那些小册子是哪儿来的。德西·考格兰只说是兄弟们印的，但更有可能来自理发师高根，一个年迈的男人，在一九二一年丢了左手的四根手指。利亚姆·帕特经常发现德西从高根家出来，或在理发师招牌下的门口跟高根说话。高根虽然缺了手指，但并不妨碍他给人刮胡子和剪头发。
“进来吧。”麦克泰格先生给他们打开后门，邀请道，“今天晚上又冷又湿。”
他们又坐在厨房里了。麦克泰格先生递过来黑方卡林啤酒。
“你来干这件事吧，利亚姆。”
“什么事，麦克泰格先生？”
“菲尼会把详情告诉你。”
“问题是，我就要回爱尔兰了。”
“我就想到你要回去。‘有一个人要回家了。’我对自己说。菲尼，我是不是说过？”
“确实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我是在想，利亚姆，你在回去之前，可以帮我把那件小事做了。就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的那样。”麦克泰格先生说，利亚姆·帕特怀疑那天晚上是不是啤酒喝多了，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他们商量过什么事情。
菲尼打开窗帘一直紧闭的那个房间的门，把东西从地板下拿了出来。他没有开灯，只用手电筒照了照他掀开的地板下面。利亚姆·帕特看见了红色和黑色的电线，以及一个定时器的浅黄色表面。小事一桩，菲尼说着，关掉了手电筒。
利亚姆·帕特听见地板被放回原处。他走回房门外的走廊。然后和菲尼一起穿过门厅，上楼回到利亚姆·帕特的房间。
“把百叶窗拉下来，孩子。”菲尼说。
洗脸盆上方的镜子边沿下插着一张利亚姆·帕特母亲的照片，上面是他父亲的一张照片，露在外面的两个角已经卷了起来。他从爱尔兰带来的廉价的褐色手提箱，敞开着放在地板上，从自助洗衣店里取来的衣服堆在里面，还没有分拣整理。这箱子是在埃米特街的拉西店里买的，那是在他向奥德怀尔提出辞职的第二天。
“现在听我说。”菲尼说，在床上坐了下来。
弹簧发出刺耳的声音。菲尼伸出一只手，按住突然晃动的床头板。“我很高兴看到它。”他说，朝一张卡片偏了偏脑袋，利亚姆·帕特的母亲让利亚姆保证，在外面不管找到什么样的房间，都要把这张卡片摆出来。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幸福地举起两个胖乎乎的手指。
“我不打算做你们想的那件事。”利亚姆·帕特说。
“是麦克泰格先生把你弄过来的，孩子。”
菲尼皱缩的五官毫无表情。他身上那套牧师般的西装已经不成样子，胳膊肘都磨穿了。一条细得像鞋带一样的领带，从脏兮兮的衬衫领口间挂下来，那个小小的结硬邦邦、亮闪闪的。当他说到是麦克泰格先生把利亚姆·帕特带出来时，眼睛盯着自己的膝盖。利亚姆·帕特说：
“但我是自己过来的。”
菲尼仍在研究蒙住膝盖的黑色裤料，似乎担心那里也被磨破了，他摇了摇头。
“是麦克泰格先生搞定了这个房间。麦克泰格先生关照着你的生活。‘我喜欢利亚姆·帕特·布洛根那种类型。’这是他的原话，孩子。你和我，我们第一次去看他，他不是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就给我打电话吗？你想知道他那次说了什么吗？”
“不，不想。”
“‘利亚姆·帕特·布洛根是条好汉。’这是他的原话。”
“但我还是不能做你们说的那件事。”
“听我说，孩子。他们没有你的记录。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回家过圣诞节的爱尔兰小子。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利亚姆·帕特？”
“我来这里之前，从没听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他是你的朋友，利亚姆·帕特，我也是你的朋友。我是不是一直都够朋友，利亚姆·帕特？”
“绝对是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绝对没有勇气去扔炸弹。”
“是啊，有谁愿意这么做呢？在上帝的土地上，有谁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呢，孩子？”菲尼顿了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捂在鼻子下面。在进入利亚姆·帕特的房间之后他第一次正面看着利亚姆。“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受伤。不会有那样的事。”
利亚姆·帕特皱起眉头。他摇摇头，表示仍然迷惑不解。
“麦克泰格先生不会让任何人流血牺牲。”菲尼继续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星期天的城里总是一片死寂。但千万别把细节写下来。日期，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写。”他敲了敲脑袋侧面，“一个字都不能写，只能记在脑子里。”
菲尼继续说着。因为房间里没有椅子，利亚姆·帕特坐在地上，背靠墙壁。小事一桩，菲尼又说了一遍。他谈到麦克泰格先生，谈到麦克泰格先生拥有的使命，跟每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尔兰人的使命一样，离家越远，使命感越强。“明白我的话吗？”菲尼经常这么问，长篇大论里点缀着这样的问句，生怕对方没有理解需要搞清的内容。“乌尔夫·托恩的梦，”他说，“伊萨克·巴特和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的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的梦。”这些名字使利亚姆·帕特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往事，非神职教师里尔丹提问这些人的情况，咬住的胡须遮住了长长的上唇，细条子衣服上沾着一道粉笔灰。“你说的那个菲茨杰拉德也参与了伯爵的流亡吗？”哈西塞有一次问，里尔丹一副倨傲的样子。“杀戮无辜者，”菲尼说，“血腥的星期天。”他谈到谎言和欺骗，谈到虚伪和背信弃义，谈到恃强凌弱，跟哈克斯特的霸道行径没有什么两样。“奥康内尔，”他说，“皮尔斯，迈克尔·科林斯。这些都是好汉，利亚姆·帕特，你会超越他们中间的一位。你会超越三米之高。”
就像一条鱼受到一只蚯蚓的诱惑同时又疑虑难消，利亚姆·帕特被菲尼滔滔不绝的话吸引住了。“上帝啊，你自己也会成为英雄。”当年他们分发小册子时，德西·考格兰有一天晚上这样称赞他。他见过路边纪念英雄生平的十字架，就在几星期前还看过那部电影。他头靠着墙，眼睛盯着菲尼，仿佛看见自己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矫健的步伐。菲尼的各种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及菲尼举出的这些例子，激励了他，但他还是说道：
“但是，可能会有人经过。”
“不会有人经过的，孩子。之所以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只有空荡荡的办公室，大楼里无人看守。绝对没问题。”
菲尼起身离开床板。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利亚姆·帕特站了起来。从现在起到动手的时候，这座房子里除了利亚姆·帕特不会有别人，菲尼说。什么也别写，他又叮嘱道。“你会被审问。警察可能会上火车。或者，他们会在你去的码头上。”
“那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就说你是回科克县的家里过圣诞节。就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问你的那些事情。从来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会问我认识你吗？他们会问我认识麦克泰格先生吗？”
“他们不会知道这些名字。如果他们向你打听名字，就说几个你们包工队的人，就说拉菲提和努南，说你在酒吧里听到过的名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菲尼和麦克泰格。他们不会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这些不是你们的名字吗？”
“凭什么是呢，孩子？”
利亚姆·帕特拒绝做这件事的决心起初并未动摇，但随着菲尼不停地说呀说，那些话在利亚姆·帕特的脑海里变成了画面，他自己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他意识到了一种兴奋。工头哈克斯特不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哈克斯特看到他还以为他跟以前一样。他买香烟或报纸时不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两样。这兴奋带有一种力量，带有一种利亚姆·帕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激奋。每天早晨他将揣着这个秘密去工地。他将带着秘密走过大街小巷，以前空无一物的内心藏着一股力量。“你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菲尼说，在窗帘紧闭的那个房间里，他向利亚姆·帕特交待了任务。
十六天过去了，被选定的那个星期天还没有到来。那段时间在马和马刺酒吧，利亚姆·帕特想学着菲尼和麦克泰格先生那样说话，用那种轻缓的语调，神神秘秘，字里行间含有某种隐秘的意思。他意识到自己情绪松弛，举手投足有了自信，比以前更容易加入别人的谈话。一天晚上，酒吧女招待朝他抛媚眼，就像多年前在布拉迪酒吧里罗西塔·德鲁迪朝德西·考格兰抛媚眼一样。
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因为菲尼提醒他不能再见。也没有看见麦克泰格先生。那个男人没来收房租，十六天里，房子里只有利亚姆·帕特一个人。他待在自己屋里，但有时会去掀起那几块锯开的地板，让自己熟悉一下要做的事情，确保运动包里有足够的空间，让计时钟放进去能方便设定。他没有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因为菲尼说过最好不要。他不太理解，但还是听从了吩咐，把它当成一项命令来接受，不提任何问题。他在屋里沏茶，在面包上抹黄油，在黄油上撒糖霜，打开青豆罐头和汤罐头，不加热就吃。那个选定的星期天要走的路线，他一共走了五趟，像菲尼建议的那样计算时间，渐渐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能敏感地觉察到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
在那个星期天之前的星期六，他收拾好手提箱，把它拎到城市那头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这也是听从菲尼的吩咐。回到房子里，他把已经打开的罐头和吃剩的食物收拾起来，装满一个购物袋，扔到了另一条街道的垃圾桶里。第二天，他一点钟在鲍勃餐厅吃了午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吃饭了。这里的人比以前友好了。
他最后一次离开住处时，屋里已没有任何属于他的东西了，整座房子里也没有。菲尼叫他用放在楼梯底部做清洁用的飞利浦吸尘器打扫一下房间。菲尼说要彻底打扫，每个表面都不能放过，利亚姆·帕特照办了，他用的是不带吸尘管的小圆刷子。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菲尼还建议他最后用纸巾擦擦每个门的把手，以及他可能接触过的所有地方。
七点过后，他又练习了一下定时。他想在楼下的房间里抽一根烟，然而没有，因为菲尼说过不能。他拉上运动包的拉链，背着它离开了房子。到了外面，他点上一根烟。
在去往两条街外的公共汽车站的路上，他把房子的钥匙扔进了一条阴沟，这也是按吩咐行事。当菲尼建议他把家具表面擦拭干净、确保不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时，利亚姆·帕特似乎觉得麦克泰格先生不会操心这些琐事，麦克泰格先生只对完成任务感兴趣。他来到公共汽车的上层，在后面坐了下来。一对男女在下一站下去了，车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就在这时，利亚姆·帕特开始感到害怕了。在哈克斯特面前占个上风，知道一些哈克斯特不知道的秘密倒是不错，得到酒吧女招待的笑容也不错，但是带着装炸药的运动包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坐在地板上，头靠着墙，听菲尼说话时的那股兴奋劲儿，已经荡然无存。麦克泰格先生慧眼识英雄的说法，现在想来已不是那么回事，当他试图想象自己穿着迈克尔·科林斯的风衣，踏着迈克尔·科林斯的步伐时，却已完全想象不出。菲尼说他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这句话听起来也毫无意义。
他坐在那里，运动包放在地上，用双脚把它夹住。两条手臂突然感到一种倦意，一时间竟以为自己无法把它们举起，试了试，倒也没有问题，但那种倦意仍未消除。片刻之后，他感到一阵恶心，不由得闭上了双眼。
公共汽车颠簸晃荡着穿过星期天晚上空荡荡的街道，慢慢停靠在汽车站旁，发动机颤动着，利亚姆·帕特放在双膝间的那只手反复伸下去抓运动包的把手，把包放得更平稳些。他想下车，他想三步两步奔下座位旁边的楼梯，不等车停下就跳车而去，把运动包留在车上。虽然不能理解，但他感觉到了：这一切曾经发生过，他的恐惧突如其来，是因为他正在重新经历以前已然经历过的事情。
两个女孩一边闲聊一边走上楼梯，一直走到车的后面。她们咯咯笑着坐了下来，其中一个笑弯了腰，无法控制自己。另一个还在继续说着，也笑得不行，但利亚姆·帕特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售票员过来让她们买票，他走后，她们发现想抽烟却没有打火机。那个笑得特别厉害的坐在里面，紧靠窗户。另一个站起身，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打火机，他递给她一盒火柴，她说：“谢谢。”他因为手在发抖，没有划火柴，但尽管如此，她也肯定看到了。“谢谢。”她又说了一遍。
很可能是在做梦。他可能梦见过自己带着包坐在公共汽车上。他可能做完一个梦就把它忘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他最后一次见到菲尼的那个晚上，就似乎梦见自己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他想回忆第二天早晨从梦中醒来的情景，却想不起来了。
坐在窗边的女孩扭过头来，似乎听说了利亚姆·帕特递给她朋友一盒火柴，而不是替她划着一根，她们会因为这个记住他的。刚才走近他的那个女孩会记得这个运动包。过了几站，她们俩下车了，还是那个女孩说了句：“开心点哦。”
这不是梦。而是几个月前摊在厨房桌上的那份《考察报》，父亲看着葬礼的报道连连摇头，质问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人独自忧伤，为什么陌生人们挤在那里抢着搬棺材。“上帝啊！上帝啊！”父亲愤怒地感叹道。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那也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另一个小伙子，另一辆公共汽车。利亚姆·帕特努力回忆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但想不起来了。“可怜的冷血英雄。”父亲说。
另一个德西·考格兰扮演英雄，搞定了一切，联系了另一个高根，联系了那些兄弟，他们排着队出现在葬礼上。另一个哈克斯特被专门挑选出来。另一个菲尼说事后完全来得及去尤斯顿火车站，十点整的火车，没有生命危险，身体也不会受伤。人行道和马路上的碎片残渣被收拢起来，皮肉和骨头，一个钱包的残片在四十米以外。
大本钟敲响八点时，他下车了，让手里的运动包跟身体保持一点距离，虽然知道这种以防万一的做法毫无意义。双手不再发抖，胃里的难受劲儿也过去了，但他仍然害怕，刚才在公共汽车上开始的那种恐惧，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离大本钟敲响的地方不远处，河上有一座桥。他曾经跟拉菲提和努南走过这座桥，那时他刚来伦敦一个星期，他们以为是往福尔哈姆去，结果完全走错了。此刻，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但到了河堤上，却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因为周围有人，还有一辆辆汽车驶过。当那一刻到来，他把包放在河堤隆起的顶部时，又有一辆车开过，他以为车会停住返回来，车里的人会知道。但车继续往前开，包落进河里，几乎没有溅起水花，什么事也没发生。
奥德怀尔有工作给他干，但必须等到三月份年迈的霍伊尼到了退休年龄。还是操纵搅拌机，给屋顶涂柏油，一天结束后扫扫院子。他会干得很好的，奥德怀尔说。等着瞧吧，谁知道呢，再过一阵，利亚姆·帕特说不定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没有因为利亚姆·帕特擅自离开了一段时间而耿耿于怀。
“管住嘴巴，别乱说。”利亚姆·帕特意外回家的那天晚上，布洛根太太在安静的时候警告丈夫。利亚姆本来可以走他出去时的那条路，途经维克斯福德回来的，却拐了一个大弯，这使他们感到吃惊。“我没有赶上七点钟的火车。”他撒了个谎，布洛根太太知道他没说实话，因为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直觉。他这次突然回来，可能跟某个女孩子有关，她猜想。但她没有深究。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德西·考格兰在布拉迪酒吧里说。罗西塔现在随时都会有情况，他严阵以待。他从没见过像罗西塔这么容易怀孕的女人，他说。他没有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用到他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是不是通过那个电话找到的工作。“恐怕要生十四个才罢休呢。”他说，罗西塔自己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利亚姆·帕特无论是在家，还是对奥德怀尔，对德西·考格兰，都没有多说什么。老霍伊尼在奥德怀尔手下干完退休前的最后几个月时，日子过得有些沉闷。老霍伊尼一辈子没有长进，一直是个打杂的小工，利亚姆·帕特知道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他每天下午顺着蒙特罗斯路往外走，寒冷的季节，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吹着他的手和脸。在一月和较为暖和的二月，他每天都走过蒙特罗斯大教堂锈迹斑斑的大门和通往巴里芬的路标，他想到那场葬礼，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出现在葬礼上，有时他仿佛看到那是他自己的葬礼。
他一辈子都不能告诉别人。永远不能描述那座寂静的房子和麦克泰格先生严肃的面容，或复述菲尼说过的那些话。他永远不能说起公共汽车上的那两个女孩，说起他当时怎么无法划着一根火柴，说起他是怎么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二次尝试。他永远不能说他站在那里，把运动包放在河堤上，包落水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能说他走开时在哭泣，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落在衣服上，他为那个扔炸弹的人哭，那个人险些就是他自己。
他差点儿把包留在公共汽车上，他曾经这么想过。他差点儿冲下楼梯，迅速跳下汽车。但是他在恐惧中找到了一丝残存的勇气，而这跟那个男孩有关：他现在知道了，而且将会记住这种感觉。他是在哀悼那个男孩，他险些就会这样哀悼自己。
散步时，坐下来吃饭时，听父母谈话时，哀悼的情绪挥之不去，隐秘，孤单。在布拉迪酒吧，在他帮母亲买东西的小镇店铺里。当他重新为奥德怀尔操纵水泥搅拌机时，当他在严寒酷暑中翻铲湿水泥时。在蒙特罗斯路上，利亚姆·帕特没有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的步伐，而是纳闷他在恐惧中如何保留了那点勇气，并祈求他的哀悼永远不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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