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邓曼韦路有一片灰色房产，他们住在拐角的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在那里。布洛根太太在那里生养了六个孩子。布洛根是议会的勤杂工，如今仍在屋后的小花园里种蔬菜，还种了几株金盏花。只有利亚姆·帕特还跟他们一起住在家里，他二十三岁，是最小的孩子，给包工头奥德怀尔打工。当利亚姆·帕特说他打算远离家乡时，他的母亲——父亲也是，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感到心烦意乱。“是去科克吗？”母亲问。但利亚姆·帕特心里想的是英国。
德西·考格兰说能帮利亚姆安排妥当。德西·考格兰说，如果不是妻子拖累，而且又怀了孩子，他就自己去了。罗西塔根本动不了窝，根本不可能离开房子五米远，她的母亲就跟他们隔着两户人家。“没问题，你肯定能落下脚来。”德西·考格兰信心满满地预言，“不可能出岔子。”
利亚姆·帕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雄心壮志。他只想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基督教兄弟会里，他是班上表现最好的一个。专心听讲，虽然经常听得云里雾里。穆内神父不止一次夸奖他穿着去做弥撒的那件西装——是家里人传给他的，以及他每个星期天都戴的那条领带。“尊重，利亚姆·帕特，”穆内神父总是说，“你的老神父看到这份尊重，看到你把靴子擦亮，感到很受鼓舞呢。”实际上，利亚姆·帕特星期天穿着去做弥撒的不是靴子，而是鞋子，黑颜色的，打着补丁，也是家里人传给他的。鞋子不防潮，但这并不妨碍他下雨天也穿着它们，回家后往鞋里塞一些报纸。“啊，没问题，你挑个工种吧。”利亚姆·帕特问能否学一门手艺时，奥德怀尔说。他什么都想学——铺管子，砌墙，木工，油漆。这些活儿都近在手边，只要他能踏踏实实干好其中一件，就根本用不着跑那么远。私下里，奥德怀尔认为利亚姆·帕特脑子不太够用，干什么都不行，那么，看搅拌机总不会有错吧？“让大搅拌机转起来，让利亚姆·帕特·布洛根站在机器后面。”奥德怀尔在工人们为他盖房的工地上，喜欢说这样的玩笑话。“奥德怀尔就是这个德性。”德西·考格兰轻蔑地说。跟着奥德怀尔干，利亚姆·帕特恐怕只能一辈子翻铲湿水泥了。
德西也住在这片房子中。他是结婚入赘进来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买了栋房子。德西在兄弟会有一些宏伟的想法，一两杯酒下肚后，那些想法仍然存在。他长篇大论地说起极端共和运动的“那帮小子”和“那些关系”，俨然成了一个操纵全局的人。实际上他的本行是泥瓦匠。
“到了那儿就给那人打电话。”他告诉利亚姆·帕特，利亚姆·帕特就把号码记了下来。他一直都崇拜德西，德西追罗西塔·德鲁迪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她娶到了手，德西虽然从没摸过曲棍球，却似乎知道比赛结果，他嘴里叼着香烟还能说话，声音压得很低，让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眼睛眯起来强调他要透露的内容绝对是机密。有几个人说德西·考格兰光说不练，但利亚姆·帕特不这么看。
还不错，利亚姆·帕特在伦敦待了一星期后，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有一个伙计来自利斯摩，还有一个来自韦斯特米斯郡。他在一个名叫哈克斯特的工头手下，开水泥搅拌机，填地基。他没有在短信上写他感到孤独。工钱是奥德怀尔给的两倍，他在卡片底部挤进这么一句，卡片上的图画是一个近卫兵站在岗亭里。
布洛根太太把卡片放在壁炉架上。她自己也感到孤独，她早就知道，最小的孩子走了，家里肯定冷清。布洛根去了外面的花园，尽量不去想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利亚姆·帕特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布洛根先生想。脾气还不错，就是任性，他俩都是一样的红头发，不过布洛根太太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他曾请求穆内神父找利亚姆·帕特谈谈，但根本没用。
从那之后，每过大约四个星期，利亚姆·帕特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打来电话。他们总希望能听到他说打算回来，但他只是说一份活儿干完了，又开始了新的一份，每天早晨等着大卡车来接，从他住的地方开过半个伦敦城。认识德西·考格兰的那个人，像德西·考格兰说的那样给了他这份工作。利亚姆·帕特一到伦敦就给那个名叫菲尼的人打电话，“一位哈克斯特先生正在招年轻人。”菲尼说。在星期六的电话里——每次都是母亲先说，然后父亲再说一两句——利亚姆·帕特没有透露，他向哈克斯特打听学手艺的事时，工头说愿干就干、不干走人，他那儿需要的就是个打杂的。利亚姆·帕特也没有告诉父母，从他到包工队的第一天上午起，哈克斯特就一直跟他作对，在利亚姆·帕特看来根本毫无原因。包工队的工友们说，哈克斯特就喜欢这样跟某人作对。
他们没有探究为什么，利亚姆·帕特也没有。他们不知道，哈克斯特生活中的种种缺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来弥补——哈克斯特的老婆经常拒绝他自认为合理的卧室权利，这是种马和猎狗的失败。而且，监工的冷嘲热讽，华而不实的建筑师的挑剔，也都需要有人来补偿。哈克斯特是个黑胡子的大块头男人，干起活来像手下的人一样卖命，脱得只剩背心，一条黄铜皮带系住裤子以防滑脱。“这是个什么名字啊？”利亚姆·帕特把名字告诉他时，他这么说，并执意叫他米克。似乎是利亚姆·帕特脸上的雀斑激怒了哈克斯特，他虽然对爱尔兰口音早就熟悉，却硬让自己相信听不懂利亚姆·帕特的话。“哦，典型的爱尔兰人。”哈克斯特总是这么说，即使利亚姆·帕特做了某件聪明的事，比如在泥浆里放几块木板，让手推车在上面走。
利亚姆·帕特在哈克斯特手下干了六个星期后，那个名叫菲尼的人又找到他，在一个星期天给他打来电话。“混得怎么样？”菲尼问道，“稳定下来了吗，小伙子？”
利亚姆·帕特说还好，几天后，他跟包工队的另外两个爱尔兰小伙子一起，站在一家名叫马和马刺酒吧的吧台那儿，菲尼走了进来。“你干得怎么样？”菲尼作了自我介绍后问道。他五官干巴巴的，黑头发，额头上有个v型发尖。看模样像个神职人员，但他很快申明自己不是牧师。他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他说。
他和他们三个都握了手，跟拉菲提和努南握手时，那热情劲儿不亚于跟利亚姆·帕特握手。他给他们买了酒，他们想掏钱时，他坚决不让，说绝不能让年轻人买单。他只希望有人作个伴儿，他说，“不然可怜的外乡人怎么混得下去呢？”
这句感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菲尼说，有一些人来找他，待不了几天就熬不住了。“想妈妈了。”他说，薄薄的嘴唇往后一咧，扯出一个笑容，拉菲提后来说这让他想起一条狗在叫。“一次，有个年轻人连火车都没敢下。”菲尼说。
从那之后，菲尼经常到马和马刺酒吧来逛逛。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提一些问题，对谈话表露出兴趣，得知了哈克斯特在挑利亚姆·帕特的刺儿。他本人并不认识哈克斯特，他说。拉菲提和努南都向他解释，利亚姆·帕特完全有理由多诉诉苦，要知道，如果哈克斯特想找谁的麻烦，那可不是儿戏。菲尼深感同情，用他特有的方式抿紧嘴巴，厌恶地摇了摇头。拉菲提和努南推断，大概是因为听了这么些事，菲尼对利亚姆·帕特格外友好，超过了对他们俩，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公平的。
菲尼带利亚姆·帕特去看赛狗，给他找了个更好的住处，有一次利亚姆·帕特周转不开时还借钱给他，而且没有催他还。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如果没有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的生活还算过得不错。“啊，没事，我很好。”星期六打电话回家时，他继续报喜不报忧，仍然不提他跟工头相处中的麻烦。但确实有几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某个星期一早晨，不再等卡车把他接走，他已经受够了。
“那你怎么办呢，利亚姆·帕特？”菲尼在鲍勃餐厅问道，他周末经常跟利亚姆·帕特一起在这里吃饭。
“回家。”
菲尼点点头，然后叹了口气，顿了顿，说确实有这种事。他以前见过，一个凶狠霸道的工头，专门跟某个年轻人过不去。
“太过分了，我恨他。”
菲尼又一次沉默了。然后他说：
“他们瞧不起我们。”
“什么意思？”
“凡是带爱尔兰口音的人。就是那样。”
“你是指扔炸弹之类的事？”
“我的意思是，你在呼吸他们的空气，他们要管你收费。利亚姆·帕特，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你那两个朋友不是说另一家酒吧不招待你们吗？”
“那是啤酒花酒吧。他们不招待穿工作服的人。”
菲尼探过身，隔着一盘炒肝和土豆。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们走后，他们把餐具洗两遍。盘子，杯子，你喝酒的玻璃杯。有一次我在一家自助洗衣店，洗完衣服后把机器让给一个女人，我刚开口，她就说‘谢谢，不用’。”
利亚姆·帕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人们确实不友好。在包工队里还行，他和拉菲提、努南或菲尼一起出去时也没事。但人们看到你过来时，不笑，不点头，也不说话。他第一次租房的那个房东太太疑神疑鬼，每次他出门时她都守在客厅里，似乎生怕他卷了她的东西逃走。在菲尼帮他找的那个地方，一个并不住在那儿、不知其名的男人，每个星期天早晨过来，你把房钱给他，他给你写一张纸条。从来都不说一句话，利亚姆·帕特经常怀疑他是不是说话有障碍。虽然厨房里有别人的食物，虽然楼梯上、有时候头顶上传来脚步声，但利亚姆·帕特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一个别的房客，也没有听见别人的说话声。楼下一个房间的窗帘一直拉得严严的，那窗帘你在外面也看得见，这更增加了房子死气沉沉的气氛。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菲尼说，“蠢得像猪一样。他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吗？你可以看出他们在使劲地想。”
哈克斯特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给我动点脑子吧。”哈克斯特朝利亚姆·帕特嚷嚷，一旦有什么事不合心意就说爱尔兰的萝卜都比利亚姆有脑子。还有一次他说：“把那该死的小岛拖到大海里去算了。也让他们尝尝厉害。”
“我没法给你换工作，”菲尼说，“如果可能，我肯定会帮忙。”
“那，换个包工队呢？”
“也许再过两个星期会有机会。”
“太好了，换个包工队。”
“你认识麦克泰格吗？”
利亚姆·帕特摇摇头。他说菲尼已经问过他一次了。“麦克泰格手下有包工队吗？”他问。
“他是赌马经纪所的。如果你认识麦克泰格就好了。会有好处的，利亚姆·帕特。”
几天后，利亚姆正跟拉菲提和努南在马和马刺酒吧喝酒，菲尼过来了，然后，他和利亚姆·帕特一起走出了酒吧。
“咱们去喝一杯吧？”他提议道，利亚姆·帕特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酒吧正在打烊，其他地方应该也关门了。“没问题。”菲尼说，完全不以为意。
“我还要赶末班车呢。还有十分钟了。”
“你可以在我们去的地方睡觉。绝对没问题，小伙子。”
他怀疑菲尼是不是喝醉了。他坚持说最好回自己床上睡觉，但菲尼似乎没听见他的话。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转到一座房子的后面。菲尼轻轻敲了敲玻璃窗，电视机里的说话声几乎立刻就停止了。房子的后门开了。
“这是利亚姆·帕特·布洛根。”菲尼说。
一个身材肥壮的中年男人站在长方形的光影里，红彤彤的大脸膛上是粗硬的浅色头发。他穿着黑色的毛线衫和长裤。
“是条硬汉。”他招呼利亚姆·帕特，伸出一只手，拇指边缘有一道正在愈合的伤疤。
“这位是麦克泰格先生，”菲尼结束了他的介绍，“我们路过这儿。”
麦克泰格先生领他们走进厨房。他打开两罐啤酒，递给客人一人一罐，自己从冰箱顶上又拿了一罐。是卡林啤酒，黑方。
“干得怎么样啊，利亚姆·帕特？”麦克泰格先生问。
利亚姆·帕特说还行，可是菲尼轻声否认了这一点。还是老一套，他汇报说，工头百般刁难一个爱尔兰小伙子。麦克泰格先生同情地摆动了一下硕大的方脑袋。他声音粗厚，似乎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是贝尔法斯特人，利亚姆·帕特习惯了他的口音后对自己说，一个城里人。
“房间还好吧？”麦克泰格先生出其不意地问道，“安顿下来了吗？”
利亚姆·帕特说房间不错。菲尼说：
“是麦克泰格先生帮你找的。”
“房间？”
“当然。”
“那座房子我熟悉。”麦克泰格先生说，却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透露了一个赛马信息，牛顿阿伯特的卡桑德拉之友，第一场。
“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吧，利亚姆·帕特。”菲尼建议道，说完便哈哈大笑。他们只待了半个小时，然后顺着原路离开厨房，出门来到后院。在街上，菲尼说：
“你有麦克泰格先生罩着呢。”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但也没说。大概跟那个赛马信息有关吧，他暗想。他问，星期天早晨过来收房租的那个人是谁。
“我怎么知道呢，小伙子。”
“目前我好像是那里唯一的房客。似乎有几个房客搬走了。”
“这样你可清静了。”
“是很清静。”
那天晚上，利亚姆·帕特不得不走回住处。根本不可能在麦克泰格先生家睡觉。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但夜晚很舒服，他并不介意走路。他把刚才的对话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起麦克泰格先生那样关心他的生活，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他一躺下就睡得很沉，因为太晚了，连衣服都没顾得上脱。
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他住的那栋房子的另一间屋子又住进了人，但只住了一个周末，之后似乎又只剩他一个人了。在一个星期五，哈克斯特把拉菲提和努南的身份证还给了他们，说他们磨洋工。“如果你愿意就留下。”他对利亚姆·帕特说，利亚姆·帕特意识到工头哈克斯特不愿意他走，因为他充当着他的出气筒。可是没有了朋友，他感到孤单，而且内心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在作祟，工头这样对他，使周围陌生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扭曲。
“我想回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马和马刺酒吧门外碰到菲尼时，他说。他起初以为菲尼抱怨自助洗衣房的遭遇，以及盘子被清洗两遍的事是过于敏感了，但现在觉得那或许是真的。你在一家店里买包香烟，老板娘都不肯跟你聊几分钟，虽然你昨天刚进来过。这个城里唯一的好去处就是酒吧，你可以见到家乡的小伙子，可以轻松地说笑、玩闹一会儿，如果酒吧允许的话，还可以唱唱歌儿。可是深夜打烊之后，你还是一个人。
“你干吗要回去，孩子？”
“这里不适合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当年也经常这么想。”
“这不是年轻人应该过的生活。”
“他们把你们赶了出去。他们折磨了我们整整八个世纪，现在又故伎重演。”
“他骂我妈妈是人渣。”
哈克斯特连给布洛根太太系鞋带都没资格，菲尼说。他以前见过这一套，他说。“他们都一个样儿，孩子。”
“再过几个星期，把这个活儿弄完就不干了。”
“你回家过圣诞节。”
“是的。”
他们在街上慢慢地走，酒吧的人散了，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寒冷。黑暗中，菲尼在一盏不亮的路灯下停住脚步。他轻声说道：
“麦克泰格先生有事找你。”
听起来好像又是赛马信息，但菲尼说不是。他默默地往前走，利亚姆·帕特对自己说可能是一份新的工作，换一个工头。他思忖着。哈克斯特是最可恶的，但不仅仅是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想家了，他想念那片房子，想念逢人便会跟你打招呼的小镇。来这里后，吃东西一直瞎对付，前一天晚上买来三明治，早上和中午拿它充饥，稍晚些再吃点汉堡和薯条，星期天去鲍勃餐厅吃一顿。来之前没想过这件事——吃什么，星期天怎么打发。有几次做弥撒时看见一个姑娘模样挺可心，每次都见着那个姑娘，面容娴静，头发扎在脑后。可是几星期前，他做完弥撒朝她走去时，她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我不想找新的工作了。”他说。
“为什么呢，利亚姆·帕特？就因为他们让你遭了罪？”
“我记得你好像说麦克泰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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