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并经常感受到这点：与时代和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失去了联系，与变化中的两代人失去了联系，与自己的国家以及它的新面貌失去了联系。他知道，如果到爱尔兰之外游历——他从未这么做过，会发现到处都有这样的新生事物，如今的人们按照新的、他们更喜欢的规则来生活；但他想到的是爱尔兰，旧的外壳，新的种子。他经常纳闷那新东西会是什么。
“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格拉坦·菲茨莫里斯牧师”，给他的信上这么写着，再加上离那儿最近的镇名和县名。他那三个爱尔兰教的教区多年前就合并了，位于山区牧场的一个峡谷里，三座小小的教堂，其中一座如今已无人光顾，它们都像他的府宅、他的生活一样，遥远偏僻。
最近的那座小镇在十三英里之外，那里山坡变成了平原，那条横贯艾尼斯莫拉克教区的河上架了一座桥。去教长府宅要从杜南十字路口走卡洛山口的那条路，过壳牌加油站三英里再往右拐。几分钟后，就能看见那座“圣母圣天”大天主教堂孤零零地、非常壮观地立于路旁，虽然历经六十个春秋，看上去仍像新的一样。在下一座山的山脊上，便是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的大门了，那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林荫路多年前就杂草丛生。
这里遍地都是花岗岩，就连在峡谷的牧场里，花岗岩也随处可见。格拉坦·菲茨莫里斯的外貌也跟这种坚不可破的灰石头一样，瘦削、修长，他属于这个地方，从这里来，并选择回到这里。他还选择了独身。曾经有一个时候，宽敞的教长府宅里人丁兴旺；如今这里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响，还有布拉德肖太太早上来时后门的门栓声，他那条巡回犬的哈欠声和他打开收音机时的广播声。空荡荡的，所有的声音都响两次，因为回音增添了更多活力的假相，似乎它出于同情，愿意提供陪伴。
还有回忆也来做伴：记忆中那个在这里生活的家庭，是格拉坦的亲人，父亲是艾尼斯莫拉克教长，也就是他的前任，母亲给房间贴墙纸，给地板着色，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家里还有几个姐姐。教长府宅一直是他的家，是他童年时的力量，他期待这力量能继续存在。变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家人仍然躲不开革命和内战。曾经坚不可摧的地产被夷为平地，人们走了，烧毁的房屋成为纪念他们的碑石。教长府宅幸免于难，因为在爱尔兰，教士总要有其安生之地：三十年代，襁褓中的民族被哺育成长时，艾尼斯莫拉克那些高大的房间里倒也总是收支平衡，冬天总有冻疮，总能从菲尼特桥的屠夫那儿买到便宜的肉，总是在星期六的寂静中编写布道文。还在孩提时代，格拉坦就想在这个教区里步父亲的后尘。
父亲死于一九五七年，母亲也是那年去世的。那时艾尼斯莫拉克教堂的会众已经减少，菲尼特桥附近的小教堂多年不用，县里其他偏远郊区也是一片愁云惨雾。曾经支撑他们的大户人家继续落魄；逃亡的家庭再也没有回来；老百姓从农庄和庄稼地迁走，从教区各处迁走，造成了流失。“还会越来越糟。”格拉坦的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说，“你意识到还会越来越糟吗？”这是意料之中的，他说，动乱会带来更多较为平静的动乱。他被派来建立新教的基础，即“爱尔兰教会”，但很久以前他就觉得这个名头过于厚重，简直令人感到可笑了。“我们都是剩余物。”格拉坦的父亲说。
竟然成了剩余物，这真是一种讽刺，以前那些新教信徒——沃尔夫·托恩、托马斯·戴维斯、亿迈特·帕内尔，还有亨利·格拉坦（格拉坦就是取了他的名字）——都在不同的时代，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充当过爱尔兰的灵感，格拉坦知道，新教的诞生是爱尔兰应得的权益，无论它最后是什么结局。然而这话一点不错：他们是剩余物。爱尔兰教堂的布告牌仍然竖立在老教堂的门边，黑底子上金色的字母，写着举办仪式的具体安排，然而，教堂内部的萧条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近乎镇压的状态下崛起，罗马大教堂继承了整个爱尔兰。
格拉坦年老后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骑马离开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在教堂拥挤的条凳间慢慢走向一个圣坛。他经常做这个梦，他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从未远去。他还知道，那些篇章再也不会重翻回去，当往昔还是当下的时候，那些不足和缺憾、不公和痛苦曾令人不安。他自己的几座小教堂日渐萧落，而路边那座“圣母圣天”大教堂却繁荣兴旺，对此他丝毫不感到怨恨。那座教堂有圣母的神龛，山坡上还有新修的墓地，道边和门口排着长长的车队，都是来参加星期天弥撒的，教堂里有麦克帕特兰神父和利黑神父，还有捐给非洲异教徒的丰厚善款。麦克帕特兰神父和利黑神父在教堂里称赞、庆祝、赦免、传福音、表示感谢。教民们全心全意的信仰、归宿感和相互间的联系，滋养了麦克帕特兰神父的红脸膛和利黑神父脸上波澜不惊的笑容——至少在格拉坦看来是这样。
一个名叫康·托南的男人，在拖拉机事故中废了一条胳膊，因为身体残缺，不能受雇干农活，而那曾是他生活的来源。失业一年之后，格拉坦收下了他。在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的花园里干活，只能拿到非常微薄的工钱。康·托南那时候还年轻，对园艺一窍不通，但总是骑车六英里赶到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尽其所能，解放那些被窒息的灌木，恢复已然所剩无几的花圃，这也就构成了他每星期三次的上工模式。布拉德肖太太是格拉坦在哥伦诺的一个教徒，在康·托南刚开始摸到园艺的门道时，她也来教长府宅干活了。每星期两次开一辆破旧的小沃尔沃从哥伦诺过来，是一个热心肠、有责任心的女人。
这就是艾尼斯莫拉克的家庭结构，布拉德肖太太的工钱也少得可怜，她每星期二和星期四过来，这对她来说其实是在行善，就像格拉坦雇佣一个独臂人一样。有时，康·托南带他的一个孩子过来，虽然缺一条胳膊，却能熟练地让孩子坐在自行车横梁上保持平衡。
一晃康·托南到教长府宅干活二十八年了，然后，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时候，他觉得再也受不了这样来回赶路了。“唉，我已经老得不中用了。”他宣告自己的打算时，只说了这么一句。也许他的养老金拿到了，布拉德肖太太猜测，但格拉坦知道不是。他知道康·托南也像他一样老了，因为他也时时感到疲倦。
布拉德肖太太年轻一些，胖乎乎的，很体面，她了解外面的世界，享受着它的便利，同时也探索着它的极限。星期二和星期四，她和格拉坦经常坐在厨房的桌旁，用她知道的一些新鲜事，交换格拉坦当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她自己是很少开收音机的。
他感觉到布拉德肖太太对自己的喜欢——他是一个老人，是当地的一个传说，这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已成为这里的一部分——他有时候问她，是不是有人说他已经过时；是不是有人说他能力低下、不称职，说他在合并的教区里不能有效地发挥教会的影响力？他总是得到令他宽心的安慰。没有人愿意他离开，没有人愿意某个年轻聪明的堂区神父每两个星期天从镇上来一次，幻想着使这里焕发生机。
“菲茨莫里斯先生，”一九九七年初夏的一天，一个红脸蛋、红头发的年轻人来到教长府宅，说道，“我父亲死了。”
格拉坦认出了男孩骑的自行车，是以往经常在教长府宅的林荫道上蹬来蹬去的那辆旧拉奇大车。他已经多年没有看见康·托南的孩子了，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变得太重，不能坐在父亲自行车的横梁上了。
“哦，西莫斯，我很难过。进来吧，进来吧。”
他的老园丁死于中风，谢天谢地，没遭什么罪。男孩口齿清晰，语速很慢，但把这个沉痛的消息传达得很清楚。
“他一天都没说话，菲茨莫里斯先生。然后就结束了。”是他母亲派他过来的，格拉坦很感动，他们竟然还记得他。葬礼星期一举行。
“我肯定会去的，西莫斯。”
他沏了茶，端出饼干。他问西莫斯想不想吃个煮鸡蛋，西莫斯说不用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倒的茶凉了，被喝下去。西莫斯在给凯利兄弟打工，他们正在菲尼特桥那儿盖两座平房。
“你一切都好吧，菲茨莫里斯先生？”年轻人跨上车前问道，现在这辆车归他了。这辆车已经传到第三代了，当初也是这样传给他父亲的。
“啊，我很好，西莫斯，我很好。”
“那我走了。”
第二天早晨，布拉德肖太太带来了同样的消息。一个体面、安静的男人，她说，在康·托南活着的时候她可没这么说。一个谦卑的男人，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改变他命运的那场灾难。“当然，他在这里不是很开心吗？”她评论道，口气像是盖棺定论。她在水池里洗他们的咖啡杯，把两个托盘收起来。她带来了鸡蛋，她说，母鸡又开始下蛋了。
星期一，他去参加了葬礼。然后，他退缩到看上去仍然很新的大教堂外面，等着安慰遗孀。他跟她不熟悉；只记得很久以前见过一次。
“他喜欢去教长府宅。”她说，似乎牧师脸上的表情露出了惊讶，她又说了一遍，双手紧紧抓住他的一只手。“哦，真的，菲茨莫里斯先生，真的。”她强调，“最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经常说。如果没出那次事故，他就不会知道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就不会认识您，先生。”
葬礼结束后，格拉坦·菲茨莫里斯驱车离开，因刚才听到的话而感到欣慰。他带着狗在花园里散步，花园最近几年衰败了，但还不像找到帮手之前那样疏于管理，他想到那个死去的人，那个已经成为朋友的人。康·托南刚来的时候，不认识月桂树为何物，也不知道金灯藤和美洲茶的名字。得知覆盆子灌木每年秋天都要被砍倒，他非常惊讶。他学会了如何去除玫瑰花上的害虫，什么时候给紫杉树篱剪枝，还知道了秋天的落叶不要烧掉，要让它们烂在地里，肥沃土壤。两个男人聊着琐事：天气，有时会说说一个新政府打算做什么，掂量一下哪些承诺容易兑现，哪些则不得不放弃。在其他方面他们是各自分开的，但那无关紧要。
葬礼那天傍晚，格拉坦喂了狗，给自己煮好两个鸡蛋，他每晚七点一刻要吃两个蛋，配上烤面包和一壶茶。他听到了汽车声。几分钟后，他打开前门，看见了主持葬礼的两位牧师中年纪较轻的那位。利黑神父微笑着伸出手，说道：“我早就想过来。”
他说得很随意，似乎习惯于经常来拜访教长府宅，似乎凭长期的经验知道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其实无论是他还是麦克帕特兰神父，以前都从未驾车光临过艾尼斯莫拉克教长府宅。
“请进，请进。”格拉坦邀请道。堂区神父的握手坚定有力，使你感到其中带着友情。
“真是一个迷人的夜晚，菲茨莫里斯先生，是不是？如今正值酷暑吧？”
“好像是的。”
在宽敞的客厅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但又没有旧到值钱的程度：几把扶手椅和一张沙发都已破旧，盆景架和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书和工艺品，被太阳晒黑的墙纸上挤满了图画和照片，白色大理石壁炉架上是一面污渍斑斑的大镜子，一张牌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曳地的窗帘——曾经是深浅两种蓝色——如今几乎已经没有颜色了，而且需要修补了。
“喝杯茶吧，神父？”
“啊，不了，不了。不过谢谢你，菲茨莫里斯先生。”
“唉，可怜的康不在了。”
“愿他安息吧。”
“他最后年迈体弱，不能再上这儿来，我真想念他。”
格拉坦坐下时往旁边看了一眼，注意到先前放在扶手椅旁那张桌上的《爱尔兰时报》。布莱丹·史密斯神父那张笑嘻嘻的脸曾吸引他的目光，此刻也是如此。神父正被一位神色严峻的侦探拘押。标题是“恋童癖神父被捉拿归案”。他伸手把报纸翻了过去。
“你肯定会想念康的。”利黑神父顿了顿，又说，“你这里离外界很远。”
“我习惯了。”
他不知道刚才摆弄报纸的动作是否被发现了。他本来是好意，但好意有时候也会构成冒犯。不管离外界远不远，都不可能不知道那位诺伯特的神父在贝尔法斯特娈童二十一年。他已在德里县的麦吉利根监狱服满一个刑期，如今要去都柏林面临七十四起相同的指控。昨天新闻频道一整天都在讲这件事。
“你来参加葬礼真是太好了，菲茨莫里斯先生。”
“我很喜欢康。”
葬礼使他感触颇深。那些仪式和程序令人感觉到信心，还有麦克帕特兰神父庄重的话语、利黑神父的声音，以及会众们的反应，都充满信心。两位神父抬起双手赐福时的手势也体现了信心，还有等着领圣餐的长长的队伍，棺材被抬走的阵势，坟墓边的布道。格拉坦当时就想，基础牢固啊，在这里深能体会。油漆过的条凳很难看，耶稣受难图上的人物毫无生气，但你仍能感觉到那种信心和牢固。
“托南太太也说了同样的话，你们能来太好了。有时候教区居民很难知道你们教堂也会有人想去。”
“啊，是啊，我当然想去。”
“这正是我想说的。”
沉默了片刻，利黑神父说：
“那是条了不起的狗。”
“如果没有瓦松，我就要迷路了。”
“你总是有一条狗。我总是想到你在车里带了一条狗。”
“做个伴儿。”格拉坦想到带狗的牧师并不常见。也许偶尔能碰上，但并不经常。他没有这么说，生怕显得突兀。他想起了利黑神父小的时候，是巴里土姆路上那栋白色农舍的利黑家的孩子。他记得有三兄弟，坐在刷成白色的墙头，耷拉着双腿，每次他开车经过都朝他挥手。利黑神父应该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也是全家最小的，曾经有人告诉过他这点。他们家还有四个女孩。
“我们都走得不远。”他说，利黑神父点点头，表示理解谈话为什么转到这个方向。
“没错，走得不远。”他说。
格拉坦猜测堂区神父为什么来。他是看到葬礼上那个孤独的身影才决定来拜访的吗？他是出于怜悯才过来陪伴自己半小时的吗？是不是葬礼过后，两位神父议论说新教牧师的会众所剩无几，恐怕日子有些难过？
“兄弟姐妹都分散在各地？”他想让谈话继续下去，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
“差不多吧。”
农庄仍然由继承它的小帕特经营。一个哥哥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几个姐姐都走了，嫁到全国各地，有两个在科克郡。
“我们几个过去经常在圣诞节聚会。他们回农庄来，后来女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愿意来回奔波了。”
“我还记得你们坐在那堵墙上。”
“我们经常背下汽车牌号。其实车不多，一天也就两三辆吧。zb726。”
“是我那辆旧莫里斯？”
“那辆车屁股坠坠的绿色莫里斯。你经过时总是拿出一个指示牌朝我们挥动。你还记得吗？像个橘黄色的小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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