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昨天晚上又来找我了，手上还沾满了做糕点的糖渣。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张开的遮阳罩下透过来的微弱光线中看见他站在床边。我想，一定是大女儿把遮阳罩打开的，好让我别忘了早上太阳又升起来了。我已是上了年纪的人。女儿似乎觉得不定哪天早上我连自己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了。这个傻丫头！说不定哪天晚上我还能从床上爬起来，溜进她房间，撑开她屋子的遮阳罩，好让她一清早就见到太阳呢。她也是六十四岁的人了，该替自己操操心了。我是不会死于健忘症的。

从大街上射进来的光线虽然微弱，但足以让我一睁眼就把胡志明认出来。我听见他对我说：“刀老弟，我的老朋友，我听人说已经到了该来看你的时候了。”昨天晚上，我甚至还没看见他的手，就闻到他身上的甜味了，尤其夜里香味更浓。我一声不吭地伸手去摸床边的床头柜，想打开灯看他是否又走了。啊！他还在那儿。胡志明就站在我的床头。我甚至还能看见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所以我知道这是真的。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按我熟悉的那个样子，而是按他死时的那个样子出现在我面前。站在我面前的是胡伯伯，一个瘦老头，长着一缕胡子，穿着深色的衣服，脚踏一双塑料凉鞋，一副农民打扮。多年来，我看到他在照片里的新形象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让我不解的是，我认识他时，他不叫胡志明。我是1917年和他认识的，那时他叫阮爱国。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每天都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同在伦敦卡尔顿饭店打工，我洗碗，他跟着大厨埃斯科菲尔学做糕点。我们成了好友后，初次赏雪景就相邀一起去。其实，我们在饭店一起打工前就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们曾一同铲雪。铲雪时，胡志明总是停下来，使劲哈口气，然后看着从自己嘴里冒出的热气大笑。那时要想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好比掷骰子算命。

胡志明来到我位于新奥尔良的家的第一个晚上，我终于看清是什么闻起来那么甜。于是，我对他说：“看，你手上沾满了糖。”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似乎有些伤感。

上星期我自己也是这副样子。到时候啦，我该见见家人和还活着的朋友了。这是越南的风俗。当人死期将至时，要留出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再看一眼曾经打过交道的人，交流一下感情，或相互道歉达成谅解，或相互告别。这是越南人临终前非常正式的告别礼仪。人如果能在临终前完成这一仪式，就算是有福气的人了。我活了快一个世纪了，也许是该招呼家人和朋友过来了。但我还是等到身心完全疲惫时才对大女儿说：“是时候了。”

来告别的人，有些伤心地看着我。其他的要么傻乎乎，要么假惺惺的。但胡志明不是这样的人，他既不傻，也不假惺惺。他看着自己的手，想了一下说：“糖浆弄的，是麦斯特罗糕点店的糖浆。”

胡志明的声音里隐隐透着一丝渴望。我原以为，他来这儿是求我帮忙的。于是，我对他说：“我不记得怎么做。我干的只是洗碗活。”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居然认为他到这儿来是问我怎么熬糖浆。

但胡志明没觉得我傻。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没关系，我现在还记得温度是多少。糖化成粗条和细丝之间的温度是二百三十度，麦斯特罗这家糕点店规定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呢。”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逃避更多的东西。他的眼睛似乎仍盯着我的脸，眼珠微微动了两下，大概只有我才能看出他脸上的不安，因为在他还没举世闻名时，我就已是他的知心朋友了。

我已经快一百岁了，还是能够察言观色的。我大概比以前更能看清人的真实面目。我坐在客厅里垫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来客，不管是傻乎乎还是假惺惺的客人——请原谅我这个坏脾气的糟老头子这么称呼他们——但愿他们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在越南，延绵不断的家族形成一条血脉，把人们连在一起，就像村里打谷场边围绕的一长串纸灯笼。我们血肉相连就能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直是我们越南的文化传统。但我的这些客人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看就知道，他们有些人已经变异了。

今天早上来的没有外人。我仍然是坐在垫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他们。我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里来了四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婿小唐，原南越共和军上校，一个假惺惺的访客，他坐在我那把卡斯特罗折叠椅上。另一位是他的儿子小立，就是来晚的那个人，几分钟前才到，也一屁股坐在折叠躺椅上。十几年前，我们国家还没败在共产党手里时，他是他父亲手下最年轻但资历很老的上尉。还有一位是我女儿兰，她是小唐的老婆，跟在他们俩后面进来，不好意思坐下。最后进来的是我大女儿。她靠在门框上，肯定是刚去过我的屋，把我一睡醒就合上的遮阳罩又打开了。

我已经习惯小唐那副假惺惺的伤心表情。在他眼里，我大概已虚弱不堪了。他总和大家保持距离。我还能看出他们爷俩仍然都很机警。我现在不想听这些人闲聊。我半闭着眼睛。小唐镇定自若，有着一双战场上军人的机警的眼睛。尽管他努力藏而不露，但我总能看出他心里隐藏的东西。他以为我闭着眼不理他们，于是不紧不慢地将目光移向儿子，开始谈起最近发生的暗杀事件。

你们要知道，就在上星期，阮必礼先生在我们新奥尔良社区被人开枪打死了。新奥尔良住着我们很多越南人，而阮必礼先生为我们所有人办了一份小报。最近，他犯了个致命错误——尽管在美国这不应该是个错误——他发表文章说，是时候接受越南共产党政府这一现实了，我们应该开始和他们展开对话。我们必须与我们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他说自己一直忠于南越共和国。我相信他。如果有人问一个老头子对整件事的看法，我将毫无畏惧地说，礼先生说得对。

令人遗憾的是，他上星期被暗杀了。他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被打死时正坐在自己的雪佛兰小卡车的方向盘后。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让人心痛：这个男人被杀死在他的雪佛兰车里。我知道，开辆雪佛兰车满处跑是最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西贡时都知道这一点。那时在西贡有辆雪佛兰车是非常美国化的，如同有辆雪铁龙就非常有法国派头一样。

礼先生非常崇拜美国文化，而且崇拜程度比别人更胜一筹。他不仅买了雪佛兰车，而且买的还是一辆雪佛兰小卡车。这不仅让他很美国化，而且还让他成为地道的路易斯安那州人，因为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车。只是他没在后窗上装枪架。后窗装枪架是这个地方的另一道风景线。他要是装了的话，也许会好一点，因为子弹正是从后窗射进来的。有人藏在他的卡车里，从后面杀了他。一名越南党代表在打给报社的电话里已经把这次暗杀行动的理由讲清楚了。

我女婿唐先生正对儿子小立说：“至今还没人找到暗杀用的枪。”我察觉到他说这话时眉毛轻轻一扬，好像想让儿子听出自己话里有话。他又重复了一遍，并故意说得很慢，好像在念密电码：“还—没—有—发—现—杀—人—武—器。”我孙子很干脆地点了一下头。女儿小兰一边盯着我，一边大声说：“礼先生被害太可怕了！”接着她捅了捅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俩赶紧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大声说：“是呀！太吓人了！”

我耳朵可不聋。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因为我看够了杀戮。我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嚷嚷不但没吵醒我，反而让我睡得更香了。我曾批评过这些人，尽管如此，我并不愿意骗他们。我是和好教徒，相信世上一切生灵都能和平共处，特别是越南的家庭成员。

胡志明第一次来看我时就跟我打包票，说他做麦斯特罗·埃斯科菲尔糖浆时的温度没错，然后又问我：“刀老弟，我的老伙计，你是不是还在走你在巴黎选择的道路？”

胡志明所指的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巴黎决定皈依佛门的，这让胡志明很失望。1918年初，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当时整个世界还处在战乱中。我们那时住在巴黎17区最破的街道上最破房子里。门牌号是9，位于一条死胡同几所摇摇欲坠的房子中间。除了我们租的单元，其余都是仓库。石头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碎瓦片。爱国（阮爱国，即胡志明）和我各住一小间。屋里只有一张铁床和一个可坐的包装箱。我好像还能看见爱国站在烛光下，戴着礼帽，穿着深色西服，一副傻呼呼的样子。我虽然没当着他的面这样说过，但他心知肚明，所以不断把帽子摘了又戴，戴了又摘，虽不说话，但心里憋着一股火，最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刚说的是我们还没结束一起生活的事。以前，我曾天天去拜访一个和尚。这个和尚非常想把我拉到我父亲的宗教信仰上来。我叛离了父亲，漂洋过海去国外闯荡，就这样遇到了阮爱国。后来，我们一同去了伦敦，又来到巴黎。父亲就是通过我在杜乐丽结识的这位越南和尚把我召唤回来的。

但爱国没有被他的过去呼唤回来，而是被未来吸引过去了。他租了深色西服和礼帽，然后在凡尔赛宫待了几个星期。他在镜厅里踱来踱去，争取让伍德罗·威尔逊听取自己的意见。爱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问题上向西方提出八条请求。他的要求非常简单，只要权利平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爱国当时甚至没打算提出独立的请求，他不过是想在法国议会里为越南代表争得一席之地。这就是他想跟西方人要的东西。现在他头上的礼帽让他很恼火。他一把将帽子摘下来，两只手攥着帽子，避开烛光藏起来。我听见他在黑暗中嘟囔，说自己还没踏进凡尔赛宫，就看出情况不妙了。原来，他根本没见到威尔逊，也没见到利奥伊德·乔治，甚至连克莱芒索都没见着。他还是在和自己的帽子过不去。见他这个样子，我有些替他难过，于是从床上起身来对他说：“算了吧，胡伯伯。”

他仍站在我身边。这不是大梦初醒，像你可能认为的那样，这不是梦见了巴黎的圆顶礼帽，醒来后却发现胡志明从未去过那里。他仍在我的床边，尽管他站在我手不能及的地方，也不朝我这边挪动。他扬起一边的嘴角苦笑了一下，笑声里充满了讽刺，好像他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天晚上试穿西服的情形。他说：“你还记得我在巴黎的工作吗？”

我想了想，我当然记得啦。我记得他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词：“手艺再现啦！”“如果你想拥要家人的永久纪念，请到阮爱国照相馆修复老照片。”这就是他在巴黎的工作：用自己灵巧的双手修复老照片，这双手曾让伦敦的埃斯科菲尔大厨师羡慕不已。我说：“是的，我记得。”

胡志明严肃地点点头。“我给照片上所有法国人的脸颊都涂上腮红。”

我说：“美好的照片装在美好的相框里，只需四十法郎。”这也是广告里的话。

“是四十五法郎。”胡志明说。

我想起了那个还没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指着屋角摆着的香案说：“我还在坚持那条路。”

他看了看我说：“至少你成了和好教信徒。”

他仅从朴素的香案就能判断出这一点。香案上只铺了块红布，红布上绣着四个汉字：宝山奇香。这就是和好教的教义。我们谨遵一位和尚的教导，他与那些主张繁文缛节的佛教徒背道而驰。我们不需要精美的佛塔和繁琐的礼仪。和好教认为精神的秉持是非常简单的，快乐的奥秘同样很简单，就是这四个汉字，意思是“奇山上飘来的香气”。

我一直欣赏我的老朋友阮爱国的幽默感。我对他说：“你可没少给西方人涂脂抹粉。”

胡志明回过头看着我，但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感到有些惊讶，但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小玩笑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手。他抬起手来仔细端详，然后问：“加热后，糖浆表面是什么样的？”

“嘿，老朋友，”我说：“你现在让我担心。”

胡志明好像没听见。他转过身，走到屋子另一边。这时我知道，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没有呼的一下从我眼前消失，而是打开门，走了出去，又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了。

我摇了摇铃，招呼女儿过来。大女儿给了我一个瓷铃铛，假如胡志明是从前门走的，那我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一直到他下楼走出前门后才摇铃。大女儿睡觉很浅，不一会儿就来了。

“爸爸，怎么啦？”女儿的声音里透出极大的耐心。她是个好女孩，对越南家族了若指掌，人也很聪明。

我说：“快！快摸摸门把！”

她立刻摸了摸。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我真想起来亲亲她，但我实在太累了，没有动弹。

“门把怎么啦？”她摸完门把问道。

“黏不黏？”

她又摸了摸。“是有点黏。您想让我把它擦干净吗？”

我说：“明早再说吧。”

她笑了，从屋子另一侧走过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她身上有股薰衣草味，还有新换的床单味。那么多人在我前面走进了极乐世界，我多么渴望见到他们。我渴望看见村民们在打谷场上欢聚一堂，还渴望见到我妻子，再闻一闻她身上的薰衣草味和我们俩身上的汗味。就像1968年刚打完仗不久，我们俩在西贡打开窗户遥望夜空，听着炮弹在远处的地平线爆炸。那时西贡正值旱季和雨季之间，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整座城市弥漫着沥青、汽车尾气和火药的味道。即便如此，我仍然打开窗户，然后转过身来望着妻子。屋里香气四溢。妻子从床上坐起来，她也闻到了香味。这种香味并非花香，但总让我们想起那些甘愿碾成尘的鲜花。这香味仿佛是宝石散发出的芳香，又像是翡翠山自有的芳香。我走到妻子面前，我们都已经老了，已经亲手埋葬了我们的儿女和孙子孙女。我们祈求孩子们在奇山脚下村里的打谷场上等着我们。但当我走到床边，妻子撩起丝袍，将它扔到一边，我贴在她的身体上。那天晚上，我们的汗水散发着香味。我想在村里打谷场上和她重逢，和我们亲手埋葬的孩子们相聚。我想起孩子们的小胳膊小腿、阴沉的眼睛和灰色的脸庞，想起一脸惊讶的大人们和疲倦的老人们，他们都走在我们面前，现在他们知道了那些秘密。胡志明手上糖浆的甜味还让我想见其他我希望在打谷场上见到的人：那些坐船逃跑的难民、发烧病死在印度洋上的一个邻村来的越南小伙子、土生土长的达卡尔土人（他们被殖民军官强迫，在鲨鱼出没的水域中游向我们的逃难船，以把船只系牢，最后丧生海里），还有那两个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法国人毫无愧疚地开枪打死的人——胡志明被这一幕震动了。而我希望那些人团聚在我们村里的打谷场上，包括那个第一次见到胡志明时称他为“先生”的法国人。他是我和胡志明在马赛港碰到的。我们在一起时，胡志明曾两次提起他。所以，我希望那个法国人也在那儿。当然，还有胡志明。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打谷场上等着我了？他是不是在煮着快融化的糖浆？女儿整理着我身边的被单，她身上的薰衣草味依然浓郁。“他刚才在屋里。”我对女儿说，告诉她门把手为什么黏。

“你说谁在屋里？”

我困了，没力气说下去了。她虽然很聪明，但也可能听不懂我的话。

第二天晚上，我开着灯等待胡志明的出现，但我睡着了，他不得不把我叫醒。他在屋子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我听到他叫我：“哎！刀老弟，我的老朋友，醒醒！”

胡志明把椅子拉到我身边时，我肯定已经醒了，因为我听见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对他说：“我醒着呢。我正在想朝我们的难民船游过来的那两个可怜人呢。”

胡志明说：“他们已经吃过我的甜点，在我忘记怎么做之前。”他抬起手，上面仍沾着糖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