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能在店主嫌我懒、不要我时为我辩护了。”

科恩先生听到我的话哈哈大笑，但当他停止发笑时，他一脸严肃。他似乎向我靠近了一点，尽管我很确信他一动也没动。“你那天做了个可怕的噩梦。”

谁能知道他到这儿来是跟我聊梦的？但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就知道了。“是的。”我说：“我正梦见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平安夜的情形。那天，我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一家餐馆窗前睡着了。醒来时，看见满地都是雪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雪。我睡觉时是个灰蒙蒙的下午，细雨纷纷，如漫天迷雾。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醒来，看见雪覆盖了一切，便感到有些恐惧。”

我当时突然感到，自己像疯子一样语无伦次。科恩先生那时会认为，我不仅是个懒婆娘，而且还疯疯癫癫的。我觉得自己别瞎说了，于是眼睛开始朝窗外望。我看见街上有个跑步锻炼的人，穿着背心和短裤，跑得汗流浃背。我觉得自己额头似乎也冒出了点点汗珠，像趴在脑门上的小虫子。我一直让自己的眼睛望着窗外，盼望科恩先生快离开这儿。

“为什么雪能把你吓成这样？”他问道。

我当时说的并不完全是心里话。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时常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虽然从未对别人讲过，但自己还是能想出原因的。

科恩先生说：“我小时候也怕雪。我看了一辈子雪，但还是怕。”

我转过身来，但他却望着窗外。

“你为什么怕雪呢？”我问道，心里并没想让他回答我。

他转过身来，不再望窗外了，而是望着我，微微一笑，好像在说，他问了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嗨，说来话长了。你真的想听吗？”

“想听。”我说。我当然想听了。

“我有两个家乡，一个是波兰，另一个是英国，都离这儿很远。”他说：“我父亲在华沙是教授。1939年初，我才八岁。当时父亲知道国家要遭殃了。人们刚刚开始讨议论怎么从海上逃出去。父亲开始四处打听。他知道该怎么逃。他先把我和妈妈送到英国。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是那年二月份才离开波兰，当时到处都是雪。尽管才八岁，但我有预感。我在楼前的院子里大哭，扑在雪里，死活不肯走。我哭得仿佛爸爸要我们永远离开他似的。他和妈妈哄我说，只是分开几个月。但我不信。事实上我的预感没错。他们不得不把我拽起来，抱进了出租车。雪花还留在我的衣服上。车开走时，我爬起来从后窗遥望父亲。雪在我的皮肤上化了，我开始浑身颤抖，因为我又冷又怕。雪已经告诉我，爸爸会死的。他确实死在那儿了。他在街上向我挥手，变得越来越小，车子转弯时，那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

我那时也许太迟钝，对科恩先生失去父亲的事没多想。我自己也没有父亲，而且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孩会经历的事。在越南，人人都相信，祖宗将永远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我想对科恩先生说，他父亲仍在他身边。但我当时想到的是，科恩先生要到另一个地方，或另一国家，和他母亲在一起。就像我这样，和母亲一起生活。甚至现在也是。

他接着又说：“所以，雪也是令我恐惧的东西。每当英国下雪时，我就知道父亲早已死了。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这个消息。我每到下雪时，就说父亲已离开人世了。”

我问他：“你和母亲一起生活吗？”

“是的。我们直到战后才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和我们一起来的有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他们都去了纽约，在那儿落脚了。我母亲喜欢火车，还读过有关新奥尔良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坐火车来到这儿。我们都很高兴来到这个几乎不下雪的地方。”

我当时想，他怎么也是个外国人？他不是地道的美国人。我们所有雪的话题让我心里阵阵发冷。可能是我也愿意谈出心里的恐惧吧。科恩先生和我讲了那么多自己童年的事，因此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只听别人讲而自己没什么可说。他又朝窗外望去，嘴唇紧紧抿在一起，让整张嘴都陷到胡子里了。我见他好像很伤心，于是说：“你知道为什么圣路易的雪让我害怕吗？”

他啊了一声立刻转过身来，两眉之间皱起了一道深沟，然后大声说道：“快讲给我听听！”他好像责怪自己忽略了我似的。我可不是个好虚荣的女人，总想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因对我关照不周而感到惭愧。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连我自己都很吃惊。如果我好虚荣，我绝不会有这种吃惊的感觉。他又重复了一遍：“快告诉我你为什么怕雪？”

我说：“我觉得大概是因为雪悄悄地降下来后，把一切都掩埋起来了吧。雪让人觉得地球的本色成了白色，一切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所有的树、草、街道、房子等等——总之，一切都没了，都被雪掩埋了。什么都没了。我知道雪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屋顶上，我想，我也死了。”

“你们国家很特别。”科恩先生说。

他和我以前的想法一样，这让我很高兴。看得出，他想找一个简单的法子让我感觉好点，不再做噩梦了。我对他说：“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让人觉得就像在家乡一样。和你一样，我和母亲先去了新奥尔良，然后才搬来查尔斯湖。因为这里很像越南。这儿的稻田、气温，甚至暴风雨都和越南差不多。简直一模一样。这里没有让我恐惧的雪。每天午后我的活动就是独自一人靠在这把椅子上睡觉，听老爷钟的滴答声。”

说到这儿我打住了，觉得自己的话没意思。我赶紧对他说：“我再核对一下您的菜单吧。”

科恩先生把手放在桌子上，问：“我能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吗？”

我说：“叫我姣小姐好了。”

“姣小姐？”他问道。但他重复我的名字时，发的是另外一个音，越南字的意思是随着嗓子发出的音调而变化的。

我笑了起来，说道：“我叫姣，是降调。越语的意思是‘富贵’。你把这个字念成升调，好像在问问题。那么，你念的这个越南字就是别的意思了。你把我叫成了‘撅嘴小姐’。”

科恩先生也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带有某种让我心动的东西，听到他的笑声我心里觉得美滋滋的，仿佛一个风尘仆仆的人，一下子站在淋浴喷头下，光着身子任水冲刷身上的污垢。我心想，他要拿着饭走了。想到这儿，自己心里有点难过，我没再想下去，但这想法让我迈往厨房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我提着袋子，把它拿到餐馆前边，心情和刚才不一样了。我走到柜台，把袋子放在上面，真想送出去之前再瞧瞧袋子里的东西。我甚至不顾他的注视，拼命想往袋子里看。啊！袋子里装的只有一份菜和一份汤。

这时听见科恩先生还在问：“那个姣字指的是我看到的你脸上的表情吗？”他把这个字的音发得非常正确，声调还带着拐弯，使那个字的意思变成了“撅嘴”。

我抬头望着他，本想用微笑告诉他念得很不错，但后来说的话让我这个撅嘴显得很不得体。我对他说：“我想，您妻子一定病了，今晚不想吃饭了。”

他本可以笑我说话太唐突，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手捻着自己的胡须，把胡子捋顺后对我说：“平安夜那天我要了两份饭，其中一份是带给进城来看我的儿子。我夫人几年前就去世了，我没有再婚。”

我不是没心没肺的女人。我知道孩子痛失父亲和男人痛失妻子的经历。我很善良，但我并不同情科恩先生的遭遇。我反而很高兴。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并问我，他是否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可以。我后来才弄明白，新年的前夕才是犹太人的节日。我们越南的新年和这里时间也不一样。在越南，人人不管什么节都要过。今晚科恩先生约我一同去饭店吃饭。我们决定不去中国餐馆。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坐在这儿，细心听着老爷钟的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