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他看着我睡了有多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时候他就这么干坐着，也不叫醒我把外卖的菜单拿过来。他看见我在睡梦中来回转动的眼珠了吗？最后我终于醒来，发现他已在那儿坐了半天，便转过身来对着他，当时还不能马上看清他的脸，只见他的头微微侧向一边。他的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但下巴上的胡子有点长，胡子曲线好像小木船的风帆。每当我见到海上漂着小舢板时，船帆最吸引我的眼球。当时我抬起眼皮，看了看他的鼻子。你知道，我是个越南人，我们看人有不同的比例感。我们鼻子小，他的鼻子大，鼻梁弯曲，但线条还是柔和的，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他的下巴。我又看了眼他的下巴。他的胡子是黑灰色，好像刚从烧碳窑里爬出来似的，我用的这些比喻都来自我的家乡话，只是想说清楚这张脸是什么样的，倒不是这个人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科恩先生初次见面时，家乡在我心中已成为最遥远的东西了。我当时盯着他看的表情一定很奇怪，因为当他完全转过脸来看着我时，我正好睁开眼和他对视，只见他眉毛轻轻一扬，好像在问我：“怎么啦？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吗？”

我经常坐在饭店大窗户下的一张桌子边。虽说是个饭店，但这个所谓的湖南农庄根本不像个饭店，只是有个真正的老式庄园房子，要不然的话，没人会给它起这么一个名字。这所房子很大，摆满了古董。里面倒很安静。现在还不到五点钟。我耳朵听到座钟报时——但我坐在这里时一个顾客也没有。在我们越南，家里没有和人一样高的座钟。时间在越南不那么重要。但这里的钟高高大大的。人们都用我喜欢的称呼尊它为爷爷。这座老爷钟让人觉得时间走得很慢，又让我昏昏欲睡了。我可不想再睡了。

这所房子一定让人觉得像个难民所。这里充满了异国味道，有姜味、中国辣椒味，还有做馄饨用的炸虾米味。房子一边是客栈，另一边是加油站，还有粗壮的橡树环绕着它。可能庄园还没建时那些树就长在那儿了，但这所庄园原主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却不在了。这所房子坐落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它的新主人是中国人。这家中国人把这座庄园房子改成海鲜饭店，这样就可以雇我这样的越南女人在这里当服务员。店主和我都知道我们属于不同民族。中国人待人非常和善。他们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中国人非常善良。况且，我们同住在路易斯安那州。那天我的中国老板和城里其他中国人找地方玩去了。我知道，在这个繁华区里有四家中餐馆、两个洗衣房，还有一些中国人在炼油厂里当工程师。中国人只要能和同胞在一起，似乎不在乎自己住在哪个国家。

那天，那个长着船帆胡子的顾客进来时，我正在睡觉。那是圣诞节前的下午。几乎将近平安夜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和母亲都是佛教徒。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经常替我发愁，因为我三十四岁了还没结婚。这里还有其他越南人也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但我们不属于同一社区。也许我们这些越南人都忧心忡忡的，也许我们活得都太累了。也许并非如此。也可能只有我才这样说。可能其他越南人早已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了。我母亲有两位越南朋友，和她岁数差不多。这两位朋友看着我时，脸上同样露出忧愁的表情，她们看出我的失落感。她们知道，要是以前在越南时，我早就该结婚了，只因原来的未婚夫去当兵才没成婚。虽然，这个人在越南还活着，但我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在胡志明市开出租车，已和别人结婚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所以也不感到失去什么。只不过每当母亲为我着急时，唯一放不下的仍是这位小伙子。

我有时也为自己发愁，但并不是因为我没丈夫。那个平安夜的下午，我好长时间才醒过盹来。前面的餐桌为开鸡尾酒会已安排好了，还留出专送外卖的桌子。餐桌椅又大，垫得又厚，软乎乎的。我的脑袋舒服地靠在椅子一边的扶手上，睡醒了也不愿动弹，睁着眼懒洋洋地躺着。我身体其他部位还在睡觉，可我的眼是睁着的，还能看见天空的碎云虽被染上粉红色，但仍然显得湛蓝。天似乎很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脖子正冒汗。我先转动了几下眼珠，瞥见饭店前生机勃勃的橡树在摇晃，觉得所有的树叶都在抖动，让人觉得它们是冷得发抖。我知道这是外面吹过来的热风。空气又湿又粘，透过生姜和辣椒的味道，还传来一股发霉的气味。

可能我仍在做梦。我想起在美国度过的第一个平安夜。和这天一样，我在一家中国餐馆里，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然后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我也是在中国餐馆打工。但当时打工的地方叫圣路易，离这里很远。醒来后我看到漫天飞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雪。我很害怕。很多越南人喜欢看到的第一场雪景，我却很害怕，以我无法解释的方式深深地感到害怕，甚至现在回想起那一刻——即使我是在另外一家中国餐馆睡午觉——仍感到非常恐惧。回想起那段经历，我猛然转过脸，没心思去看湖南农庄窗外的风景，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看见了科恩先生坐在餐厅里等着。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目不转睛地看他脸上的某些部位，用这法子躲开对雪的可怕回忆。可能出于这个缘故，他才看见我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他的眉毛往上扬了一下，但我没解释自己心里正在想什么，只是察觉到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我觉得，他一定在琢磨：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该不该跟她说要外卖呢？我并不是害羞的人，希望他选择要外卖。我一下子醒过来，站起来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极力想让我们俩都从梦里走出来回到现实。于是，我问道：“你要点菜了吗？”

他犹豫不决，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脸。这是一双黑眼睛，和越南人的眼睛一样。他这样看我的时候，脸庞似乎很大，大得很难尽收到我的视野里。他说：“是的。科恩要点菜。”他嗓音低沉，好像电影里扮演老爷爷的演员的嗓音。那种嗓音让人觉得，如果他要问我梦见了什么，我会马上告诉他。

他只说了这几句话。于是，我急忙走进厨房，但菜还没做好。我想抱怨两句。

厨房里的所有人好像都在闲着。我没为任何人烦过他们。

所以我又回到科恩先生面前。他一定以为我手里提着他的饭菜，见我过来便站起身来。

“还没做好呢。”我说：“实在抱歉。”

“没关系。”他说着冲我笑了笑，花白的胡须打开，露出了牙齿。牙齿非常白。

“我去催催他们。”我说：“你不应在平安夜等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他说：“今天不是我的节日。”

我侧过头来，显然没听懂他的话。他和我一样也歪着脑袋，好像想对着我的眼睛。他解释说：“我是犹太人。”

我直起了脖子，看见他跟着也挺直了脖子，觉得怪好玩的。我仍没明白他的话到底什么意思。他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了我的困惑。于是，他接着说：“犹太人不过圣诞节。”

我说：“啊！我以为美国人都过圣诞节。”

“不是的。根本不是。”他耸了耸肩，眼眉也随之扬了扬，又把脑袋歪向一边。这些动作实际上只持续了一秒钟。他的姿势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这让我有点烦。他又说：“我们只是都待在家里，但不过节。”

他仍然看着我，但没再说话。我惊奇地觉察到，自己也没话可说了，脑子里找不出什么词儿可讲。这位美国人不过节，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越南人什么节都不错过，没人管我们是佛教徒，还是和好教徒，或天主教徒。我们什么节都过，没什么区别。我心想，这位科恩先生今晚怎么会一个人在家里干待着，而其他美国人都在欢庆平安夜？但我什么都没说。他也没说话，只是一直看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揉菜单的手，想不起来要把菜单拿出来让他看看。我说了声：“我再去看看你的菜好了没有。”便转身走进了厨房。我站立的地方离闲聊的厨师、服务员领班和店主母亲仅一门之隔。我一直等到菜做好才回来。

我提着白色纸袋子，情不自禁地看看袋子里面到底装了几份菜。里面装了足够两人的饭菜。我把袋子递给他，按菜单清点一下，收下钱，没再理他。我数着找给他的钱，并放在他的手心里。哇，他的手那么大。我只听他问了一句：“你不是中国人，对吗？”

我说：“我不是。我是越南人。”他走了，我没再抬头看他离去。

过了两天，科恩先生又来了，甚至比那天来得还早。大约是在四点三十分。老爷钟刚刚敲过半点。我现在好像一个人迷上一个话题，极想找机会把它说出来似的。那天，我还是坐在餐厅前的椅子上，见到他进门，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科恩先生一定认为我是个懒婆娘。想到这儿，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他见我起来了，朝我摆摆手，让我待着别动。那只大手在空气中使劲摆了摆，好像他眼前站着个小孩，他要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似的。他说：“你看，我又来早了。”

我说：“我可没偷懒。”

“我知道。”他说着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你怎么知道我不懒？”话一下子从我嘴里蹦出来。我有时也是个什么都敢说的女孩。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嫁不出去的原因。这也是她为什么总和别人提起我在越南要嫁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非常腼腆，也很温顺，对媳妇言听计从，从不抱怨。可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他为什么只能在胡志明市开出租车混日子的原因。我这愣头愣脑的问话冲着科恩先生刚脱口而出，便发觉自己心里有点胆怯。我可不想让科恩先生讨厌我。

但他笑了。我能看到他那笑嘻嘻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他说：“你是对的。我没证据说你懒。”

我说：“因为你进来总看见我坐在这儿。”刚说完，我心里开始自责，你干嘛老逮着这个话题不放呢？

我见他笑脸上露出更多的牙齿，接着听他说道：“上次你甚至还睡着了。”

一听这话，我觉得我一定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因为我看见他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其实用不着帮我打马虎眼，可他说：“没关系。白天时间太长。我自己也很难保持清醒。甚至上了法庭也很难做到。”

听完他的话，我又仔细地端详这个人，但不再盯着他的脸了。他看起来是个有钱人。身上穿着和他胡子一样颜色的西服，整件西服还有很细的蓝条纹，条纹很细，几乎看不出来。“你是法官吗？”我问。

“是律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