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贡把父亲寄给我的信又看了一遍，它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芙朗：你好吗？我真希望你母亲、你和我待在这里。今年这里天气很冷。我想，你们会喜欢这寒冷的天气。”当时我奇怪他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寒冷的天气让人听起来很可怕。他还说，这里天寒地冻。所以当我看到这里时，就用手指尖碰一块冰，然后握在手里，看能握多久。大约握了还不到一分钟，手就被冻疼了。我心想，你怎能在那样的天气里度过日日夜夜呢？

我对寒冷气候的错误认识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终于能够让我和母亲离开越南，搬到一个几乎没有冬天的地方了。我不明白的是，他给我寄来的信里经常谈论天气。今天天很冷，或今天天很热，或今天多云，或今天碧空万里。天气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的名字叫芙朗，所以他开头总是“亲爱的芙朗”。芙朗是芙朗西娜的缩写。芙朗听起来像越南名字，但其实不是。我告诉西贡的朋友，我的名字叫珍（trán），是hôntrán的缩写，意思是“额头上的吻”。我的美国爸爸在美国，我和越南妈妈在西贡，所以我仍是西贡姑娘。妈妈也叫我芙朗西娜。我有这个名字让她很高兴，她说这不仅是个美国名字，而且也是个法国名字。但我想要的是西贡名字。珍就是我的西贡名字。

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越共接管后，所有美国父亲，包括我父亲，都回美国了，那时人们都是这样称呼我们。我们这些人的脸都长得很像阮惠街书摊上挂着的画像。第一次看时，那是个美女坐在镜子前，再看一眼，就是个死人的骷髅，脸皮没有了，只剩下两个大眼窝和一排龇牙。我们这些人就像那种人，即西贡没人要的孩子。看第一眼，我们好像越南人，再看一眼，我们又好像美国人。从此，人们盯着你时，你的眼睛不可能安然得一动不动。在他们眼里，你忽而这个样子，忽而又那个样子。

昨天晚上，我在父亲的保管箱里发现了一包信。保管箱存放在我们房子后面的杂物棚里。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湖。我是在屋外找到这包信的——当然还有很多包，有上百封信。于是我打开了一封，发现都是他保留的复印件，是为了让我们设法离开越南的文件。我把父亲写的信看了一遍，发现了这句话：“你现在想说给我的都是些什么鬼话？我已经有九年七个月零十五天没见到我女儿了，我的亲骨肉。”

这是充满愤怒的声音，也是充满感情的声音。我来到这儿已经一年了。我十七岁了。为了让我离开越南，他甚至花了比九年七个月零十五天还要长的时间。我希望自己能对此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听故事的人都期待此时此刻我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母亲和我被留在西贡，我父亲独自一人回到美国，想办好一切手续，再为我们准备安身之所，估计不久我和母亲就会移居美国。但意外发生了：另一个保险箱丢了，连同里面装着的诸如结婚证和我的出生证等重要文件也遗失了。那时南越已落到越共手里。甚至对那些预测到可能会发生这种局面的人来说，局势变化得也有点太快。谁能预料到这些呢？反正我父亲没有。

我读了西贡政权倒台后他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你能想象我心里是怎样的感受，整个世界都为发生的事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你想听真话，我想告诉你，我想象不出父亲当时的感受。除了西贡，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甚至连原来的世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因为在我小时候，西贡换了个名字，改为胡志明市。你知道，西贡变成了一个人的名字。即使用了相同的字也会有不同的意义。我看着这个名字就好像在看我们这些没人要孩子的脸。你这么看，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然后换个角度，它又是那个意思。胡志明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非常聪明的浆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理解。我和那些有美国爸爸的朋友们对这个新市名都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潘清涧街上的法国墓地碰面时，曾讨论过我们的城市——简称它为胡，也就是浆糊。我们还谈起在浆糊市里度过的日子。我们在那里玩游戏，在墓地里捉迷藏，一人藏一个地方，猫着腰，慢慢移动，看谁能发现朋友的藏身之处。你发现一个藏着的人将得一分。如果你是个隐身人，没人能发现你，你就赢了。

墓地曾让我伤感，但又让人感到待在那里很安全。我和朋友都有同感。其实，那时墓地已经破败不堪了，留下很多像库色、皮卡尔、沃耐、比里沃这样的名字，而且这些坟前从来没有鲜花陪伴。这些死人过去曾相亲相爱的人都早已回法国了。后来，墓地里部分空地又埋葬了去世的越南人。那里摆了一些花，但不多。墓碑上有照片，一个小小椭圆的镜框嵌入石碑。这些照片上都是死人的脸，大部分是老人，有男有女，都是越南有钱人。但是那里也有一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是在1968年死的，那时西贡发生了大屠杀。我总是藏在墓地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埋着一个帅小伙，戴着墨镜，插着腰，靠在一辆摩托车上。他死于1968年二月，要不然的话，我也许不会喜欢上他。他看起来很帅，而且也很傲慢。在他附近还有一个姑娘的墓。墓碑上说她十五岁。我是十岁左右时发现了她。她长得非常漂亮，圆脸庞，黑眼睛，再加上一头长长的黑头发。虽然明知道我的脸和她长得不一样，但我仍经常来到她的墓前，想和她长得一样。有一天，我又去了——终于和她岁数差不多了——见雨水侵入了小小的镜框，她的脸几乎被冲刷掉了。我仍能看得出她的头发，但她的面部特征已经冲得看不清了，只见到黑乎乎的水印，相片的边缘也卷起来了。我为此还大哭了一场，好像她真死了似的。

父亲有时寄信和相片给我。“亲爱的芙朗，”他写道：“这是我的照片。请寄来一张你的照片。”我一个朋友在大约十七岁时交了个俄罗斯笔友。她们用简单的法语通信。她的笔友说：“请寄给我一张你的照片，我也寄给你一张我的。”我的朋友穿上她的白长袍，去城里站在黎青通街公园里的一棵大榕树前照了张照片。她把照片寄出去后，接到的是一张站在集体农庄奶牛旁边、连头发都没梳好的胖姑娘的照片。

我猜我外公以前是个政府官员，所以越共说我妈妈是个捣乱分子，或里通外国。反正是诸如此类的。那些事大部分是我小时候，或我还没出生时发生的。每次妈妈都极力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爸爸当时是怎么漂洋过海，而我们似乎去不了那儿，等等。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妈妈后来明白了这点，过了一阵子，便不再提了。我把爸爸的照片贴到我的梳妆镜上，觉得他正在微笑。他好像站在外面，背后是个湖，穿着一件t恤衫，又觉得他没在笑，不过是眯缝着眼。我镜子上已贴了好几张他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在外面照的，都是站在太阳底下眯缝着眼照的。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亲爱的芙朗，我收到你的照片了。你和妈妈一样，长得很漂亮。我还记得你。”可是我当时想，我才不像我妈妈呢。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他能记得这点吗？

和我在墓地一块玩的女孩给我讲了个故事，她说这是真事儿，就发生在她姐姐最要好的朋友身上。那是那个朋友小时候发生的事。她爸爸是南越部队的一名战士，秘密离家到什么地方去打仗，也许是柬埔寨，或别的地方，反正非常非常秘密，所以连她妈妈也和他断了音信，而且走的时候，小女孩太小，不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但她知道自己应有个爸爸，每天晚上妈妈让她上床睡觉时，她总会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每天都这么伤心地问，于是一天晚上，妈妈编了个谎话。

当时西贡正遭暴风雨，经常断电。妈妈走到桌前，小女孩吓得依偎在她怀里，她便点亮了一盏油灯。点亮油灯时，她的身影忽的投射到墙上，影子非常大，她说：“宝贝儿，别哭了。快看那儿！”她用手指着影子。“你爸爸在那儿，正保护你呢！”这话让小姑娘高兴起来，立刻不再发抖了，然后母亲哼着歌哄着小姑娘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小姑娘又要看爸爸。妈妈说不行时，她是那么地难过。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又点亮油灯，把自己的身影投到墙上。小姑娘走到墙前，双手合拢在胸前，冲着影子鞠了一躬，说：“晚安，爸爸。”然后去睡觉了。从那天起，她每天晚上都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一天晚上，还没上床睡觉，爸爸回家了。妈妈很高兴。她哭了，吻着爸爸，并对他说：“我们正要准备感恩节的饭，然后给祖宗上供。去看你女儿吧。她快睡了。我还得去市场买点吃的，庆贺我们的团圆。”

爸爸来到小姑娘跟前，对她说：“我漂亮的小闺女，我回家啦。我是你爸爸，可想你了。”

可小姑娘说：“你才不是我爸爸呢！我认识爸爸。他一会儿就来。每天晚上我睡觉前他都来和我说晚安。”

爸爸听到妻子不忠，吓了一跳，但妈妈回家后，他什么都没说，对此还颇为自得。临走前他没说一句话，只在祖宗的龛位前简单地拜了拜，便拿起背包走了。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妈妈伤心极了，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跳进了西贡河。

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心想她一定是羞愧难当而自杀的，便回到家，好让女儿有个爸爸。可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又下起了暴雨，灯又灭了。爸爸点亮了油灯，影子投到墙上。小女儿高兴地笑了，走过去，冲着影子深深鞠了一躬，说：“晚安，爸爸。”爸爸什么都明白了。他把小姑娘带到自己母亲家，然后离开，也跳进了西贡河，和自己的爱妻死在一起了。

我朋友说这个故事是真的，她姐姐朋友的街坊四邻都知道。我不信这是真的，但也从没对朋友说过我不信，我只是对自己说说而已。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不相信小姑娘见到影子爸爸就心满意足了。墙上只是黑乎乎的影子，而且还扁扁的，她居然能爱这个影子！但我能明白她为何不接受某天晚上突然闯进家里说“我是你爸爸，祝你晚安”的这个男人，但那个家伙，那个影子——也根本不能称为爸爸。

爸爸在机场见到妈妈和我时，围上来一群拿着照相机和麦克风的人。爸爸用粗壮的胳膊把妈妈搂在怀里，好像大喊了一声，接着使劲地吻她，身边所有拿照相机和麦克风的人都笑着频频点头。然后，他松开妈妈，看着我，突然发出轻轻的哽咽声，就像兔子被提了起来不高兴时舌后发出的嘎嘎声。父亲两手上下舞动，挪动着两条僵硬的腿来到我跟前，给了我一个热乎乎的拥抱，热得我浑身都湿透了，好像他当时穿的不是件傻乎乎的t恤衫，而是礼服似的。

父亲所有的来信，即我在西贡收到的信，还有相片，现在都保存在我房间壁橱的盒子里。我的壁橱散发着香水味，装满好看的衣服，每件衣服在学校里穿都非常合适。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特别是能用笔写出来。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摄像机前，让自己的脸随意表达自己的心情。多少年来，这些朴实的语言，这些阳光下眯着眼的照片，让人难以忘怀。我今天整整一上午都坐在房后的棚子里，看着爬出来的蟑螂、白蚁，闻着发霉和朽木的味道，浑身大汗淋漓，汗珠从鼻子尖和下巴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我腿上摞着很多信。其中一封是寄给美国政府的。父亲写道：“如果这个女人是他妈的白人，或是位俄国芭蕾舞演员和她的女儿，你们这帮人肯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把她们送上飞机。这是我老婆和我闺女。看我闺女长得那么漂亮，你都能把她的脸刻在美国一分币和二十五分币上。没人在这个缺德国家想改变一下，停住脚步说：‘天哪！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张脸啊！’”

读到这儿时，我正躲在杂物棚里，没人能看得见。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我好像又回到了西贡旱季与雨季交换的那种闷热天气。我知道父亲很快就会到棚子来，因为割草机放在角落里。他今天早上起来说过，今天是个大热天，将晴空万里，一会儿他得割草坪。当他打开门，我想让他看见我在这儿，我要请求他像在信里那样，像在和陌生人生气时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那样，和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