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在单位都叫我泰德，到现在为止，已这样称呼我十几年了。但这仍让我心烦，尽管我并不喜欢我原来和原越南共和国总统一样的名字：绍。“绍”这个名在我们家乡很普通。母亲给我起这个名，心里不过是怀念早已去世的舅舅罢了。在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这个地方，我只叫泰德。我想，刚提到的那位绍先生可能从我们国家贪污了足够的金条，让他能在伦敦戴着礼帽，撑着遮阳伞逍遥自在，不过此时人们也只称他为邵先生了。
我估计自己说话的语调似乎还有点愤愤不平，但我可从未在炼油厂工作中流露过。我是他们雇用的一流化工工程师，甚至连他们自己偶尔也得承认这点。说真的，他们心眼都很好。我一生也打拼够了。西贡垮台时，我才十八岁，刚刚应召入伍。当部队解散，人人各自逃命时，我也脱掉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看着北越坦克穿过大街时，我便朝它们扔石块。还有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这样做。我躲在胡同口，以便能随时逃跑，然后回来扔更多的石块。但我的反抗太孤立了，不过是个可怜的姿态，坦克里的射击手根本不理睬我。当时我也不在乎他们的蔑视。至少我的右胳膊表达了我要说的“不”字。
后来，南中国海出现了泰国海盗船，然后一帮混蛋建立了难民中心，然后更多的混蛋成为美国移民代理人，帮我和新婚妻子偷渡，并大胆地让我们在黑夜登上难民船，又经历海上许多可怕的惊险才到达目的地。剩下的无需再说了。最后，我们终于在路易斯安那州这块平坦的海湾边落下了脚。这里有片片稻田，水陆巧妙地达到平衡，特别像我生长的地方：湄公河三角洲。尽管这里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长得比我高大许多，有时让我心里有点别扭，但他们心肠都很好，亲切地叫我泰德，并愿意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我的个头和这个国家的女人差不多。美国男人都是大块头，说话慢悠悠，虽然英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和自己人说话也慢吞吞。我在电视上听过纽约人说话，觉得自己能和他们说得一样快。
我儿子的英语讲得已开始有点像路易斯安那州人了。他刚满十岁，是我和妻子在查尔斯湖一家便宜旅馆里度过第一夜的结晶。那天，炼油厂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儿子对自己生在美国感到非常自豪，每天早上离家准备步行到天主教会学校时，都会说一句：“祝你们俩一天愉快。”有时我用越南话和他说再见，他便冲着我皱鼻子说：“噢，爸爸。”那样子就仿佛我和他开了一个没劲的玩笑。他从不讲越语，而妻子辩解说：“不用担心，他是美国人了。”
虽然我明白该心满意足了，但我一直忧心忡忡。我甚至十年前就开始担心这点。当时，我和妻子一致同意，给儿子取个美国名字：比尔。比尔和爸爸泰德。今年夏天，我看儿子暑假期间在屋前转来转去闲得无聊，于是突然又变回了他原来的爸爸绍，想给他出个好主意打发时光。在查尔斯湖，每到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冒出这个念头，因为这正是蛐蛐儿开始鸣叫的时候。这个地方蛐蛐儿特别多，总让我想起在越南度过的童年。但直到今年夏天我才和儿子说起这些往事。
一个星期天，我见他没精打采地在院子里无聊地拔着我们橡树下离地最近树枝上的苔藓，然后朝我们门口的汽车站牌扔石头来打发时光。我来到他身边，对他说：“你想不想做点好玩的事？”
他说：“当然啦，爸爸。”可是他的声音里透着怀疑，似乎在玩的方面不信任我。他一下子把手里所有的石头都扔出去，汽车站牌被砸得哗哗作响。于是我说：“如果你再砸，他们就要把我抓起来，告我破坏城市设施，然后把我们遣送回国。”
儿子听到这话笑了。我当然知道他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我小时候也有这种小孩子发泄的冲动，但现在我想和他分享我童年的欢乐，所以不想严厉斥责他孩子式的无聊举动。
“爸爸，你有什么好主意？”儿子问我。
“斗蛐蛐。”我说。
“什么！？”
我儿子现在和那些刚满十岁的伙伴们一样，迷上了超级英雄和每星期六早上播出卡通片里的高科技世界大战。为了让他明白，我用“蛐蛐斗士”这个词给他讲怎么玩，还觉得自己用了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看他兴致勃勃地歪着脑袋听着，就把他带到门口让他坐下，然后滔滔不绝地给他讲了起来。
我告诉他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怎么在树丛中钻来钻去抓蛐蛐儿，然后又如何把它们装在火柴盒里。我还讲，我们给蛐蛐喂树叶、西瓜渣和豆芽，然后训练它们打架，我们不断吹它们的须子，用细木棍轻轻拨拉它们的须子尖，让它们总处于战斗状态。我还告诉他，小时候我们每人都养了一窝蛐蛐斗士，但只养两种蛐蛐儿。
说到这儿，我儿子开始有点坐不住了，眼神直往院子里飘，可我这蛐蛐斗士的事还没讲完呢。于是我强迫自己挑起儿子的兴趣。那些卡通人物死板又愚蠢的争斗有什么让他这么如痴如醉？自然界中——真正的生死搏斗——为什么让他觉得没劲？我明白自己就像电视上人们所说的那样，绝不善罢甘休。于是我学着詹姆斯·厄尔·琼斯的样子，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充满魅力：“这些蛐蛐斗士都能战斗到死！”
然而，这句话也只不过是让儿子多瞟了我一眼，眉毛扬了一下。这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还没给他讲哪两种蛐蛐儿呢。我猛然间意识到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了。我尽量让自己别对儿子绝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让他转过身来对着我。我说：“听着。如果想要能打架的蛐蛐儿，你得听明白了。只有两种蛐蛐儿能打架。小时候我们每人都养了一些。一种叫碳蛐蛐儿（charcoalcricket）。这种蛐蛐儿又大又壮，但反应极慢，总是迷迷糊糊的。另一种又小又黄，我们叫它火蛐蛐儿（firecricket）。它们虽没那么强壮，但很机灵而且行动迅速。”
“那么，哪种能胜呢？”儿子问。
“有时这种胜，有时那种胜。它们争斗时间很长，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先用纸卷成筒，然后把细木棍伸进去，拨动蛐蛐儿的硬脑壳，气得它们发疯，然后揪起它们的头须转两圈，再把各自的蛐蛐儿从纸筒两端放进去。在纸筒里，两个蛐蛐儿相遇后便开始打架，然后我们举起纸筒观战。”
我儿子说了一句：“听起来挺好玩的。”他的情绪被激到最好状态也不过是不冷不热，我知道我得赶紧行动了。
于是，我们找了个鞋盒开始抓蛐蛐儿。最好是晚上干这事，可我敢肯定，儿子的兴趣不能维持到那时候。由于城里水位高，我们家建在石台上。我们爷俩沿着石台边爬，先扒开草丛，然后又翻起石头，在其中一块石头下抓到了第一窝蛐蛐儿。是我儿子先发现了它们，他在我耳旁喊道：“在那儿！在那儿呢！”可他只喊却等着我去抓。我扣住一个，然后又一个，把它们放在鞋盒里，但觉得有点失望。这倒不是因我儿子不愿意碰这些蛐蛐儿，而是因这两个蛐蛐儿都是傻大黑粗的碳蛐蛐儿。我们又开始爬，结果在草丛里抓着另一个，接着在水龙头后面屋子阴影下的泥地上逮着一个，又在杜鹃花丛中找到两个。
“够了吗？”儿子问：“我们还得抓多少？”
我靠着房墙根坐下，把鞋盒放在大腿上。儿子靠着我坐着，朝这边伸着脖子，想看盒子里面的东西。我的感觉逐渐清晰起来。我确实泄气了，因为这六个都是碳蛐蛐儿，它们傻大黑粗，东看西看，甚至还没觉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哎呀，不好了！”我儿子使劲叫了起来。我以为他懂得了我的苦心，要和我分忧，但只见他指着自己的白球鞋尖喊道：“我的瑞布牌球鞋糟蹋啦！”他的两只鞋尖上沾上了草地上的泥。
我回头瞟了一眼鞋盒，里面的蛐蛐儿还是一动不动。我看着儿子，他两眼仍盯着球鞋。于是我说：“听着，这是个大错误。你去吧。去玩点别的吧。”
他立刻蹦起来说：“你觉得妈妈能把鞋洗干净吗？”
我说：“当然，当然。”
儿子立刻跑进屋，接着只听门砰地响了一声。我把鞋盒放在草地上。我没有进屋。我又爬起来，围着整个房子转了一圈，把院子里所有的石头都翻了一遍，又把所有树的周围扒拉了一遍。我又逮了大概二十多只蛐蛐儿，但都一个样。路易斯安那州有稻田，有类似湄公河三角洲的海滩，可许多鸟和我们那里的不一样。那么，这里的昆虫是不是也不一样呢？这毕竟是另一个国度。火蛐蛐儿很有趣。那时我们所有越南小孩即使有了碳蛐蛐儿，也非得要得到火蛐蛐儿。一只火蛐蛐儿很宝贵，是让人眼馋的稀罕物。
第二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餐，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一看到我注意他，马上低头看自己的脚，让我的目光落到他脚上。“看！”他说：“妈妈把它们弄干净了。”
然后他跑出门，我在他后面喊道：“比尔，回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