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诗人，不过是个商人。人们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把事情看得透记得清。也许只有诗人才能死得潇洒。我们这帮商人可做不到。我开车从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的家里出来，到得克萨斯休斯顿机场去接妻子的外公。那么，我这一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呢？我知道去机场的捷径，于是我下了波蒙特州际高速公路。可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我穿过得州几座名副其实的小城。一座叫中国，另一座叫诺姆，还有一座被称为自由。假如我是个迷信预兆和象征的人，我会对此报以一笑。此刻，我正开车穿过那座自由城去接妻子的外公，而外公的自由正是我和妻子，还有住在旧金山的外公的侄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最终争取到手的。老爷子在越共统治下的越南生活了十三年后，今天将从美国西海岸抵达这里。也许只有诗人才能把这些事情联想起来——自由啊、得州啊、妻子的老外公啊——然后写出一首令人难忘的诗。也许并非如此。反正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也许诗人所感兴趣的只是飞走的小鸟儿，或跳到池塘里的青蛙。
我当时所知道的就是，自己正沿着两车道的得州高速公路行驶，留心着沿途的生意。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如何寻找新角度和市场空白点的特越南式的小买卖。我注意到诸如挖树桩、拆房子、清淤泥等服务项目广告。沿途各种各样的摊位一个接一个——有卖烟花的，有卖水果和蔬菜的，还有卖车毂盖儿和古董的。天堂俱乐部举行身着迷你裙姑娘的选美赛，还有饵料仓出售着特殊爬虫，另外还有得州获奖人贱卖自己的棒球赛奖杯。有欢喜面包圈店，还有一所未来之星培训学校，电线杆上贴着一幅手绘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沿这条土路向前一英里处，出售最好的门厅吊椅。床垫商在广告牌自己商店名字下面还写了一行字：基督即是我主。
我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必须说，这句话可把我逗笑了。这位掌管宇宙的主，耶稣基督，摇身一变，成了床垫商的主。即便如此胡说八道，但我明白这位店主极力想做什么。他想吸引那些和他自己持同一信仰的顾客。如果知道自己的销售区域，这在商业上还是个不错的做法。我自己在查尔斯湖区的洗衣业和干洗业就经营得不错。其实很简单。南路易斯安那州的气候让人热得挥汗如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干洗衣业和干洗业的好地方。我在查尔斯湖已有两家洗衣店，将在萨尔弗再开一家店。所以当我开车经过得州时，和往常一样，让我感兴趣的都是这些东西。我是个商人。我就是这个样子。
假如我是个迷信预兆和象征的人，开到一座低矮的公路桥时，就会对我即将结束的那段旅途感兴趣，因为就在开过这座横跨两条河流的桥时，我看见指示牌上写着两个词：迷失的、古河道。这两条河流宽阔的交汇处布满了小岛和被淹没的树，很难看清楚它们是怎么交汇的。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恣意横流的水域，可能更像一个大湖，或被围起来的一片水域——不动也不流的一片水域。迷失方向的、古老水域。
我其实并没有对妻子的外公郑老伯太在意。我只知道一点：妻子非常爱他。我们在越南都是这样。我们把家看得很重。我四个孩子都很孝敬我，我也爱护他们。妻子忠于我，我也忠于她。我爱她。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父母允许我们相爱结婚。也就是说，我父母和妻子的母亲允许我们这样做。妻子的父亲那时已经去世。我们家里现在仍摆着一个小小的龛位，天天为他祈祷。所有越南人，即使是天主教徒，也都这么做。作为天主教徒，我们把这当作行圣徒礼。其实妻子根本记不清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南中国海游泳时淹死的。从此以后，郑伯在妻子眼里就和父亲一样。
在我去机场前的晚上，她哭了。她非常高兴能和外公再团聚，同时又为失去他那么多年感到难过。我听到她埋在枕头里呜呜的哭泣声。我抚摸着她的肩膀，感到她在发抖，于是打开床头灯。她突然把脸扭过去，好像我在责怪她哭似的，又仿佛做了件丢人的事。我对她说：“梅，没事的，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知道。”她说，但她没有转过身来。于是我又把灯关上了。她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我一把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必须等一会儿才能明白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但此时我必须坦白一件事。那就是，妻子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我搂着她，听着哭声渐渐变小，最后止住了，心里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我很高兴自己能在情意浓浓的深夜搂着妻子，还能安慰她。可是，我躺在那里，心思并没放在我爱的这个女人身上。我心里明白她对自己亲人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这位亲人在她眼里至关重要，曾从她生活里消失了十几年，现在又将回到她的身旁。但这样描绘心里的感受，语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深夜躺在床上时，这些也是我所能想到的全部。我虽然还在脑海里不断措词，但这会儿让我分神的是，我的后脚跟有点痒却不能挠挠，而且还有新干洗店门市部所用不同型号的油漆价格。妻子身上的暖流虽贴着我，但我脑子里还能听到电子闹钟的嗡嗡声。
请不要对我做出错误的判断。我可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等妻子渐渐安静下来后，我把她拉过来和我贴得更紧了，但我是有意这样做的，甚至可以说，我努力想让自己记住这一刻，可留在我脑海里的这段记忆更像一种思考，而不是感官上的感受。那种感受似乎不是让我后脚跟发痒的感觉，也不是对闹钟嗡嗡作响的察觉，那要比这些生动得多。我尽最大努力重现那个夜晚的情形，好让我重新有把握告诉你，这间屋子里是有个闹钟，我腿的另一端是我的脚。
你将会明白，让我陷入这种不安的，是郑老伯。那天我搂着妻子，过了一会儿，听到她对我说：“我流的大多都是高兴的眼泪。庆哥，没事儿。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再变小，他的背还足够强壮，我还能再骑在他的背上。”
到了登机口，我看着人们排队走出通道，可看到的都是白人或西班牙人的脸。他们匆匆从门口鱼贯而出，又急急忙忙地四散而去。接着过了好长时间，没有人从里面出来。我开始琢磨，这位郑老伯是不是没赶上飞机呀。我想到妻子在家里准备的家宴。她和孩子们，还有住在查尔斯湖的朋友们，一清早就开始收拾屋子，准备饭菜，来庆祝这个大团圆。可现在登机口的门仍张着大嘴，但空荡荡的没有人出来。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今儿的饭算是糟蹋了。我不担心郑老伯，也不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我朝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机场服务人员望去，他们正在为下一航班的乘客检票。我正准备找他们帮忙时，又瞟了一眼登机口，看见郑老伯走了出来。他穿着红黑格子运动衫、斜纹布裤子，拄着拐杖，背稍稍有点驼。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的越南人在没拐杖的另一侧搀着他，弯着腰，在他耳边嘀咕着什么。这时那个年轻点的人抬头看见了我。我认出这是妻子的表弟，郑老伯侄子的儿子。他冲我微笑，并点头和我打招呼，然后拽了拽老伯，让他看到我。郑老先生抬起头来，头上的灯光在他的眼镜上一闪，他的眼睛一下子消失了。他也笑了。我这才感到一切都平安无事。
他们向我走了过来。我先握住郑老伯的手说：“您能来看我们，我很高兴。”
我本想多说点——我脑袋里装着一些词，想告诉他妻子是多么爱他，她没到机场亲自来接是多么抱歉，他的重孙们是多么想见到他，等等——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妻子的表弟就打断了我。他对老伯说：“这是庆哥。我跟你说过，是来接您的人。”
郑老先生点点头，看看我，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他不再说什么了。这时我望着这位表亲，听他说道：“我叫邝。”接着非常规矩地给我鞠了个躬。
“我记得你。”我说着便伸出手来。他迅速握住我的手，但我从他拘谨的举止中看出可能还有一些郑老伯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越南人的礼节，那种特老派的礼节：不告诉你听了会心里难受的事。这个世界没必要被这些愁事搞得更惨。人们以为你想听的是一切顺利，那么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人们对你都是报喜不报忧。邝表弟让我觉得他还守着这个规矩——他父亲肯定也这样，因为这是不讲究实际的人学会的处世态度。
但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经商，特别是在美国经商，让我变成这样。所以我对邝老弟说：“郑老伯是不是病了？”
他冲我笑了笑，好像我是个小孩子在问人打雷是怎么回事似的。他说：“我陪老伯一起过来，为的是确保他旅途平安。他上岁数了。”
这么谈论这位老人，好像他不在场似的，我突然觉得有些别扭，所以看了老伯一眼。老伯正心满意足地拄着拐杖，巡视着周围的登机口。我弯下身，凑过去问道：“郑老伯，您喜欢这飞机场吗？”
他马上转过身来对我说：“这机场不错。是我见过最好的机场。”
老人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这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喜欢看他赞赏这座我也很欣赏的机场。然后我对邝弟说：“他是不是只体质有些弱？”
“是的。”邝表弟说。我觉得他非常高兴能找到词来应付我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位邝表弟。
但我不得不问他：“您来查尔斯湖和我们团聚吗？”
“我不去。我得谢绝您的热情邀请。今天我一会儿得乘飞机回去。”
我又直率地问：“您一路风尘来这儿连机场都不出？然后立刻回去？”
邝表弟耸了耸肩，说道：“确保老伯平安到达我就心满意足了。父亲说，也许一星期后，您会想和他商量把郑伯的家安在哪里，他将等您的电话。”
我对这些细节一无所知，只知道为了妻子，也为了遵守我们国家的家庭传统，才愿意让老伯成为我们家里人。所以我点了点头，然后搀着郑老伯，对邝表弟说了声“再见”，便向行李处走去。
一路上郑老伯让机场给迷住了，脸上一副惊诧不已的表情。从他频频的点头和嘴里发出的赞叹声可以看出，他是那么兴致勃勃，显得那么愉快，以至于我都不想说话打扰他。他只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是人们在哪儿取行李，但这个问题由类似游乐场上的木马转盘回答了。当听到行李转盘的铃声响起，看到银光闪闪的金属带开始转起来时，他乐得哈哈大笑。郑老伯站在行李出口处，盯着从塑胶门帘里出来的一件件行李，仔细得像一位海关检察官。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是否有车。当我回答有车时，他似乎非常高兴，把拐杖举到面前，使劲敲着地，说：“好啊，好啊。别告诉我什么牌子，我自己会看。”
但到了停车场，他一脸困惑。他围着车转了一圈，又用拐杖一端的橡皮头轻轻敲它，一连敲了好几个地方：尾灯、毂盖、前保险杠和散热板上的车牌。“我可不知道这种车。”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这种车。”
我说：“这车叫阿库拉。”
听到车名，他一摆脑袋，好像有只嗡嗡叫的蚊子刚好落到他脑袋上似的。“我以为你有辆法国车。雪铁龙，我以为会是辆15cv型的大轿车。”
“郑老伯，我没有那种车。这辆车叫阿库拉，也非常不错。”但我没告诉他这车是日本产的。
郑老伯把肩膀耸得高高的，然后又重重放下，似乎失望极了，甚至可能还有点不屑一顾。我把他的行李放进了后备箱，给他打开车门，然后我们开出机场，回到两车道的高速公路，没再说什么。我两眼盯着路面，心里琢磨着要找点话来和他说，但我并不擅长此事。我听郑老伯说了一句：“内饰还不错。”
我没明白他的话。我扫了他一眼，看见他的手在摸着仪表盘，才意识到他脑子里还一直想着车的事。我说：“很高兴你喜欢这车。”
“没其他车那么好。”他说：“不过嘛，还不错。”
世上所有车都没有劳斯莱斯那样的内饰，也只有劳斯莱斯车的内饰才能比我的阿库拉好。我只朝老伯点点头，告诉自己没必要和他争辩，或顺着他，只对他亲热些就行了。如果他愿意聊，那就和他聊下去好了。我前面的路似乎显得那么漫长。我们甚至还没到水果摊和卖挖桩机的地方呢。前面还有一家家的快餐连锁店、一座座的加油站、小百货店及汽车销售店。嗨，还有很多里路要走呢。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前面一个聪明的汽车销售商做的招牌。他把一辆大豪华车吊在看起来有七十英尺高的吊车上。我对郑老伯说：“看！这里有雪铁龙干不了的事。”我指着吊在空中的汽车。他低下头，歪着脑袋向上看，嘴巴张得大大的。开过汽车销售店时，他一声没吭，马上转向另一侧观望，然后又转过身从后窗望，直至吊车上的车再也看不见。
我预料郑老伯对此得议论议论，大概得说还没人这样给法国车做广告，或没这个必要。反正诸如此类的议论。可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我觉得保持沉默也不错。老伯没见到他所钟爱的孙女之前，我还是集中精力走完前面的路吧。我觉得自己对那种旧的生活方式已感到很别扭了，如那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还有其他旧习俗，比如越南人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还有迷信等等。我现在已是美国良民。虽然我想帮坐在身边的这位老伯做点事，至少为了妻子的缘故，但完全把自己的故乡越南扔在脑后，也并不是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儿。
可我扔在脑后的不仅只是旧风俗习惯。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可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了。我和妻子一样，都是在头顿市长大的。我们两家都很富裕，整年住在南中国海边的别墅里。法国人把这个地方叫作圣雅克城。那里的沙子白灿灿的，海如碧玉。但我所描绘的这些并不是生动回忆，而是脑海里的所思所想，实在的和旅行手册上所写的字一样。我抛在脑后的不仅是那座城，还有那片大海。
但是，你得明白，这可跟最终到美国当难民没什么关系。当再次开到那两条迷失的古河时，我还能认出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湖，但这只不过是我心里想象罢了。
也许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这两条河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提起它们，纯粹是因为不想讲我和郑老伯在余下路途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开过这两条河时，大概这个地方让我想起还有郑老伯在身边，也许因为以前把它们想成某种征兆的缘故，我又试着找话和老伯说。我看到路肩上有一个大橡胶圈，然后又看到了一个小点的，便对郑老伯说：“这是卡车的翻新轮胎。在越南一些能创业的人会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利用。可在这儿，没人对这感兴趣。”
老伯还是不说话，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有动静，便扫了一眼，看见他两眼瞪着我。他问道：“我们还要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