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外公当时知道我在想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回到家里，外公把盒子交给我，告诉我把鸟给妈妈看。我发现妈妈正在后门台阶上择菜，便把盒子拿给她看。她叫道，外公太好了。她把盒子放下，让我跟她待在一起，帮她干活。我蹲在她身旁，一边等她干完活，一边听着盒子里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

我们家总是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这些鸡鸭鹅看见我蹲在妈妈身边也不害怕，仍围着我们找食吃。我知道这些家伙早晚都会被吃掉。但不知怎的，仙逸街对我来说似乎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那里的麻雀似乎养来只是为了听它们叫唤，和人做朋友。但妈妈终于切完菜了，接着她把手伸进盒子，掏出一只小麻雀。麻雀的脚在她拳头底下吊着，小脑袋从拳头上面冒出来。我看着它的脑袋，知道它是个小女孩，只听妈妈说：“好好看着，这样宰麻雀。”紧接着，我看见她另一只手攥住了小麻雀的头，然后使劲一拧。

我不记得自己过了多长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做法。以后每当外公再站到仙逸街的麻雀笼子前，我就溜到一边。我不喜欢看外公买麻雀时的面目表情，那表情和他逗鸽子、逗金丝雀唱歌时一个样。但我心里早已认定这将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也会变成妈妈这样的女人，学会亲手把所有的麻雀都宰了。妈妈还教我怎么烹饪。我自己也想成为像她那样的女人，一下子拧断麻雀的脖子，拔去它们的羽毛，再把它们烤了。记得每次吃完麻雀，外公都会深深吸口气，然后惬意地闭上眼睛。

仙逸街上也有卖鹦鹉的。它们长得都特别像格林先生，浑身上下是面包树叶的颜色，只有喉咙部位有点儿黄。外公每挑一只鹦鹉，便学它歪着头对它说：“你好。”或：“你叫什么名字？”——这些话他可从来没对格林先生说过。仙逸街的鹦鹉从不和外公说话。只有一次，其中一只鹦鹉发出和街上蓝色出租车一样的喇叭声。这些鹦鹉从没说过话，外公费了好大工夫才给我讲明白。他说这些鹦鹉被抓来的时间不长，所以还没学会说话呢。他又说，它们可能没有格林先生那么聪明，但总有一天会说话的。有一次刚解释完，外公便靠近我，指着一只正在捉翅膀下的螨虫的鹦鹉说：“你变成老太婆，死了，入土之后，那只鸟还能活着，到那时它就能和人说话了。”

我现在四十一岁了，每天都沿着海湾边上的堤坝走到菜园里干活。这个海湾贯穿整个凡尔赛，凡尔赛是新奥尔良的一部分，但离市中心很远，住的都是从北越移居过来的越南人。我外公从没见过美国，因此我不知道他的感受。我每天都戴着草帽，穿着肥大的黑裤子去菜园，蹲在肥沃土地上，种生菜、散叶甘蓝、绿萝卜和薄荷。我那双曾经很漂亮的脚慢慢变得粗糙了。家里人喜欢我把这些新鲜东西摆上餐桌。

有时格林先生会和我一起去菜园种菜。它骑在我的肩上，能待好长时间，经常学着北美红雀的样子，发出跳弹般尖锐的呼啸声。最后格林先生总会从肩上溜到我的怀里，然后再跳到地上，摇摇摆摆地在菜园里到处逛。看见它开始啄菜秆，我便冲它大叫：“不行！”它看着我，似乎很生气，好像在说，我怎么胆敢用它的话——它的和它第一位主人的——来呵斥它呢。去时我身上总带着小树枝，扔给它一两根让它嚼，以免我们俩谁也不让谁。我总是尽力维护它的尊严。它现在至少比我大五十岁。外公抓住格林先生时才十八岁，那时他和他父亲正走在去往高地的途中。

现在格林先生已是只老态龙钟的鸟了。上了岁数的鸟对周围事物老是不明白，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几个星期前，格林先生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拔自己身上的毛。察觉到这件怪事后，我连忙去找兽医。当时格林先生的胸脯上已露出一大块秃斑，一些羽毛堆在窝边。为了它，我整整一下午哪儿都没去，透过厨房窗户盯着它。它卧在后门边的窝里，总共从胸脯上拔下十二根羽毛，一次拔一根，每次都用舌头舔舔，然后扔到地上。我来到后门厅，它冲我大声叫了起来，好像它在做什么私密的事情，我应该知道别去冒犯它。我坐在后门厅里看着，它不再拔毛了。

我带格林先生去看兽医。兽医说，鹦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它们缺少某种维生素或矿物质，但更常见的原因是这只鸟觉得很无聊。我极力说服自己，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只要我出现在后门厅，格林先生就不再拔自己的毛了。兽医说，让它忙乎起来就好了。于是我给格林先生弄来一棵新树让它爬，树上还有很多新鲜树皮让它啄，和它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一点儿。甚至它不想出去时，我也把它带到菜园里去，还把针线活，甚至厨房里的活——饭前准备工作——都带到后门厅里去做，一边做着这些家务活，一边和它唠嗑。我说的都是些没营养的闲话，一说就没完没了，格林先生经常严厉地瞪着我，我都能听见自己就像只乌鸦喋喋不休。

我迫切地想为它做点事。它老了，又有病，我不得不帮帮它。外公是挣扎了六个月才离开人世的。他躺在我们家顶楼的床上，格林先生一直卧在他身边守着。我还记得挂在窗户上的风铃。风铃是铜做的，现在我家从不挂它，因为我只要听到一声风铃响，另一种声音便接踵而至，那是外公咳咳的咳嗽声。我会和母亲去看望他，有一次正要离开时，他把我叫回去。这时母亲已出了门。我来到他面前，还能远远听见妈妈和外婆正快速地嘀咕着什么。外公打着手势，让我靠近些，然后把身子扭了过来。扭身时，他疼得龇牙咧嘴，但还是强忍着转过身来。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斜着身子靠近他。他说：“听到她们在说什么了吗？”他冲着门点点头，显然指的是母亲和外婆。

我说：“是的。”

他皱着眉头说：“她们净说傻话！叨叨咕咕，哭哭咧咧。女人都这样。你不想长大后像这些老娘们吧？”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但我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外公说这话时，那种让我后退一步的恶心感又开始在心里翻腾，眼泪也涌了出来。就在这时，我听到母亲叫我的名字，心想我用不着回答外公的问话了。我不想理他，一句话没说便跑开了。但当我到门口时，格林先生叫了起来：“那时该怎么办？”这只鸟似乎真的把外公的心里话说完了。你将长大，成为女人——那时该怎么办？

它的确说出了外公的想法。鹦鹉是很聪明的。格林先生更是格外聪明，它知道的远比外公说的多。虽然我觉得生灵转世是无稽之谈，但佛教徒都相信灵魂转世这个说法。这几天为了拯救格林先生的生命，我一直和它唠唠叨叨，可它一直对我怒目而视，并开始大叫：“不行！不行！”直至我不再唠叨了。也许它还能接受男人的声音，但容忍不了我的声音。格林先生又开始拔自己的毛，甚至我坐在屋里盯着它也照拔无误。一看见它拔毛，我便走过去对它说：“不行！”可它根本不理睬我。它甚至也不抬头看我，只顾扯自己的毛，每拔一根，就听到轻轻的嘣的一声。到了第二天，它便开始咳嗽。

我熟悉这咳嗽声。最后我又带格林先生去看兽医。兽医告诉我原因，与我意料的一样，这只鸟没咳嗽，它只是在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兽医问：“最近家里有人得流感了吗？”

“有。是我外公。”我答道。

记得最后一次看我外公时，他开始咳个不停。母亲来看他，他摆着手让她走。母亲退出来，于是我上前想帮他。他当时坐了起来，弓着腰，胸腔深处发出阵阵咳嗽声，接着突然静了下来。我向前走了几步，离他更近些，觉得是我的脚步声止住了他的咳嗽。外公仰起脸，眼神里透着无限的悲哀。我知道他绝望了。我弟弟当时还没出生。我屏住呼吸，好让屋子里的寂静延长一会儿。可他胸腔里又发出了咳嗽声，响彻整间屋子。

早上，我来到后门厅，见格林先生仍在拔毛，连招呼都不打了，甚至连吓我一跳的那声“好好先生”都不叫了。它扔掉一根毛，然后开始拔左翅膀底下的另一根。它的胸脯已光秃秃的了，皮肤看上去和外公脖子上的皮一样松。我站在它面前，伸出胳膊让它过来骑在我肩头。昨天它还说：“不行。”可今天它一声不吭。它扔掉羽毛，靠了过来，然后狠狠地在我胳膊上啄了一口。我流血了。但我胳膊一动没动，于是它瞪了我一眼。它的瞳孔开始变大，眼珠一动不动，透出无限的悲伤，似乎在思考自己的行为。我又把胳膊伸给它。它知道没别的选择了，于是爬上来——但没骑到我肩膀上。

我举着胳膊，把格林先生带到外面。此时太阳还没有驱散海湾的雾气。我直接走进了菜园。我像孩子一样光着脚，觉得脚下的土又软又湿。我蹲下身，然后迅速一伸手攥住格林先生的胸脯，把它提起来，趁它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腾出另一只手抓住它。它的翅膀被按住了，在我手里它的个头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但越南女人干这些事都很有经验，格林先生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按躺下了。我用膝盖顶着它，伸手，一把拧断了它的脖子。

我要为外公的亡灵祈祷，不再和他生气了。我有时去参加平日里举行的弥撒。凡尔赛有一座越南人的天主教堂，用越语举行弥撒。我坐在后边，望着所有老太太们坐的地方。她们活着时天天去领圣体，然后穿着自己的传统服装坐在一起，并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盘在头顶。我不知自己晚年是否也会像每天来做弥撒坐在那里的老太婆一样。我们教堂里没人能像鹦鹉那样活那么长。我们主仅活了三十三年，所以活多长也许并不重要。基督死时有几个女人围在他身旁，其中有两个叫玛丽。她们当时见此情形束手无策，那些四下逃走的男人不也同样无能为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