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住了，沉默下来，我们对视着，呼吸急促而且几乎还是以相同的节奏。他慢慢把手挨到我脸上，我猛地往回一缩，他说：“好了，好了，好了，ok。”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全蒙了。天涯海角我倒是明白点什么，可那儿离得太远。我精疲力竭，浑身绵软，想起其他人，他们把我一个人撂到这儿，没有一个人在这儿保护我免遭史泰因的伤害，克里丝蒂安娜没有、安娜没有、海因策也没有，我感到一阵愤恨不平，史泰因在用脚来回蹭地，说：“我很抱歉。”

我说：“没事，没啥。”

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现在又温暖又柔软，他说：“那就看教堂钟塔后边儿的太阳吧。”

他拂去游廊台阶上的雪让我坐，我坐下来，感到非常冷。接过他点着递给我的烟，抽了起来，呆呆望着太阳在那后头都已经落下的教堂钟塔。我有一种必须说上点儿憧憬未来、乐观宽慰一类说辞的负债感，自觉得都被搞晕了。我说：“我觉得要把游廊上的常春藤弄掉，夏天弄，不然我们坐在这儿喝葡萄酒时什么都看不见。”

史泰因说：“我弄。”

我确信他压根儿就没用心听，他在我旁边坐着，一脸疲惫，他看着空荡荡、白皑皑、冷冰冰的公路。我在想着夏天，想着在海因策那座位于鲁诺夫花园里的时光，我希望史泰因还会像他在那时候注视我那样再对着我端详，我恨我自己这么想。我说：“史泰因，给我说点什么，好吗？也许能随便给我讲点什么？”

史泰因把烟撇到雪地里，没有看我，说：“该给你说什么呢，这是个机会，许多机会中的一个，你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放着不管，我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也可以半途而废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们可以一块儿来把握这个机会，或者就像是我们素不相识那样。都无所谓，我只是想要给你看看，仅此而已。”

我说：“你花了八万马克就为了让我看一个机会，而且还是众多机会中的一个？我理解得对吧，史泰因？这是什么意思？”

史泰因没反应，他俯身向前，使劲地看着公路，我随他的目光而去，公路一片昏暗，积雪反射出最后一束光线使人目眩，在路的另一头站着个人，我眯起眼挺直了身，那人影约摸在五米开外，转身跑进两幢房子之间的阴影里，一扇花园大门发出噼啪声，我确信是认出了安格明德的那个小孩，那个苍白的、叫人讨厌的、紧紧抓着那个女人罩衣的孩子。

史泰因站起来说：“我们走吧。”

我说：“史泰因——那孩子，安格明德的，他为什么待在马路这儿监视我们？”

我知道他不会回答，他给我打开车门，我在他面前站着不动，在等着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一下触摸、一种表示，我在想：反正你老想跟我们混在一块儿。

史泰因冷冷地说了句：“谢谢你一块儿来。”

于是我上了车。

我记不清回程路上我们都听了些什么音乐，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只是偶尔见到过史泰因。湖面结冰了，我们买了冰鞋，夜间打着火把穿过森林出去滑冰，我们听着海因策手提录音机传出的保罗·孔特的歌，吸着“灵魂出窍”，朗读着布瑞特·伊斯顿·埃利斯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中的精彩片段。法尔克吻着安娜，安娜吻着我，我吻着克里丝蒂安娜。史泰因有时也在场，他吻着亨丽埃特，而每当他做这事儿时，我就往别处看。我们回避对方，他没给任何人讲过他已经买下了那栋房子，没提和我一块儿去过，我也没说，我没去想那房子，但有时在我们乘他的出租车回城、在把滑冰鞋还有火把扔进后备箱时，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屋顶油毡、墙纸和墙漆。

二月里托蒂掉进了格里布尼茨湖。海因策穿着冰鞋在冰面上飞奔，高举着他的火把大呼小叫：“咱们还会有什么乐呀，得是不同寻常的，我都受不了啦！”他整个儿醉醺醺的，托蒂跟在他后面滑了个趔趄，我们喊起来：“说‘蓝蓝的’，托蒂！说这个词！”接着就听喀嚓一声，托蒂没了。

我们静静地站着，海因策张着大嘴滑出一个优美的“8”字形，冰面在嗡嗡作响，蜡泪发出咝咝声从我们的火把上滴答下来。法尔克跑过去，穿着冰鞋踉踉跄跄的，安娜扯下她的围巾，克里丝蒂安娜傻里傻气地双手掩面发出刺耳的尖叫，法尔克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海因策已经见不到人影，法尔克喊着托蒂，托蒂应声喊着，安娜把她的围巾扔过去，亨丽埃特紧紧抓住法尔克的双脚。我站着不动，史泰因也站着不动，我接过他点着递给我的烟，他说“蓝呵”，我说“冷呵”，接着我们就开始大笑不已，我们都笑弯了腰，躺到冰面上，泪流满面，我们笑个不停，直到他们把浑身湿透、颤抖不已的托蒂拽上来时都止不住，亨丽埃特说：“你们神经了还是怎么？”

三月里史泰因消失了。他没出现在海因策三十岁的生日聚会上，没出现在克里丝蒂安娜的首场演出上，也没在安娜的音乐会上露面，他人没了。当亨丽埃特笨手笨脚地悄悄问他在哪儿时，他们大家都耸耸肩，我没耸肩，可我没吭声。一周后他寄来了第一张明信片。那是张卡尼茨乡村教堂的照片，背面写着：屋顶不漏了。小孩擦着鼻涕，不说话，老待在那儿。太阳靠得住，它要是没了，我就抽烟。我种了点儿东西，你能吃的，你来的话，我就剪常春藤，这你清楚，你还拿着钥匙。打那以后明信片定期寄到，要是晚到了一天，我就干等着，还会感到失望。都是些那座教堂的照片，而且老是四五句话，像是简短的谜语，有时文笔漂亮，有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史泰因常写“……如果你来的话”，就是不写“你来吧”。我决定等着这个“你来吧”，然后就动身去。五月没来明信片，但来了封信，我端详着信封上史泰因那不熟练的、斗大的字迹，上床爬回到法尔克那儿，撕开信，法尔克还睡着，打着鼾。信封里是张《安格明德报》的剪报，史泰因把日期潦草地写在背面，我推开法尔克睡得暖烘烘的身体，摊开剪报读起来：

地方新闻

星期五凌晨，卡尼茨一栋昔日豪宅遭焚仅剩墙基。半年前买下这栋建于十八世纪的宅第并修缮完毕的房主，一位柏林人，杳无踪影。失火原因尚未确定，警方至今不排除纵火可能。

这段文字我读了三遍。法尔克挪了挪身，我从这条报道移开目光，呆呆地凝视着信封上史泰因的字迹，再转回到报道上凝视着，邮票上的邮戳是施特拉尔松德法尔克醒了，无动于衷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捏着我的手腕，拿出一种傻瓜才有的、叫人恶心的聪明劲儿问了声：“这是什么？”

我抽出手来，下了床说：“什么都不是。”

我走进厨房，呆头呆脑地在炉台前站了有十来分钟，炉台上的钟发出滴答滴答声，我去了后屋，拉开写字台抽屉，把这个信封和其他明信片以及那串钥匙放到一块儿，心想：“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