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泰因是在冬天找到的那栋房子。十二月初头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声“喂”就不吭声了，我也一声不吭。他说：“是史泰因。”我说：“知道。”他说：“你还好吗？”我说：“干嘛打电话？”他说：“我找到了。”我不解地问：“找到了什么？”他像是受了刺激似的回答：“房子！我找到那栋房子了。”

房子，我想起来了，史泰因还有他那栋房的废话。离开柏林，乡间别墅，庄园住宅，大宅子，椴树在房前，栗子树在屋后，房上头一片天，勃兰登堡边区的湖泊，至少三摩尔干的地。摊开地图，标上记号，一连数周在这个地区开车转悠，找呀找的。每次跑完回来，他都是一副怪怪的样子。大家都说：“他不过是说说而已，这事成不了。”要是我没见史泰因本人，我都忘了这档子事了，就和我把他都忘了没什么两样。

我不由自主地点上支烟，每次史泰因也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弄得我想不大起事儿来时都这样。我迟疑地说：“史泰因？你买了？”他喊了起来：“对！”然后听筒就从他手里掉了。我还从来没听见他喊叫过，后来他又凑在话筒上继续喊，喊着：“你可得好好看看，叫人难以置信，真漂亮，棒极了！”我没问干嘛偏偏我得好好看看，我留心听着，尽管他接下来好长时间什么也没说。

“你这会儿在干吗？”他终于问，听上去简直有点色迷迷的，而且嗓音微微有点儿发颤。“啥都没干，”我说，“就这么瞎待着看报。”——“我来接你，十分钟内到。”史泰因说着就挂了电话。

五分钟后他到了，我给他开了门，他拇指还没从门铃上挪开，我说：“史泰因，烦得慌，别摁了。”我本来是想说：史泰因，外面那么冷，我可没兴趣跟你出去，滚吧。史泰因停手不再摁了，歪着脑袋，想要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我穿上衣服，我们开车出发，他的出租车里有股烟味儿，我摇下玻璃窗，把脸伸到冰冷的空气中。

跟史泰因的关系，像大家说的那样，那时都已过去了两年，这种关系没持续多久，主要是源自于乘他的出租车一起兜风。我是在他的出租车里认识他的，他送我去参加一次庆祝活动，在高速公路上将一盘“赛车”乐队的磁带塞进录音机里，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说庆祝活动现在在别处了，于是我们接着开，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关掉了计程表。他一块儿来到我的住所，把他那些塑料袋摆在我屋里的走廊上，一待就是三星期。史泰因从来没拥有过一处自己的住所，他带着这些兜子袋子满城迁徙，时而睡在这儿，时而睡在那儿，要是没找到地儿就睡在他自己的出租车里。他不是世人所想的无家可归的那号人，他整洁干净、穿着得体、从不邋遢，他有工作有钱，就是没个自己的住所，大概他不想要吧。

在史泰因住在我这儿的三周时间里，我们开着他的出租车跑遍了全城，第一次穿过法兰克福林荫大道，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再折回来，我们听着“大举进攻”乐队的曲子，抽着烟，足有一小时往返于法兰克福大街，直到史泰因说“清楚啦？”为止。

我的脑袋整个儿都空荡荡的，觉得被掏空了，处在一种奇特的漂浮状态中。我们前面的宽阔街道，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晃着，一前一后。街道两旁的斯大林式建筑高大、异样、漂亮，这座城市不再是我所认识了解的城市，它自给自足且又空无一人，史泰因说“像头绝种的巨兽”，我说，我懂他的意思，我停止了思考。

打那以后我们几乎总开着那辆出租车到处转悠，史泰因为每一段路程备上了不同的曲目，“想象”乐队用在公路上，大卫·鲍伊用在市内，巴赫用在林荫道，“赛车”乐队只在高速路上放。我们几乎老在高速路上跑，下第一场雪时，史泰因在每个高速路旁的停车场边从车里钻出来，一路狂奔到积雪覆盖的田野上，在那儿做些缓慢专注的跆拳道动作来，直到我笑着发脾气吼上几句他该回来了、我要接着开、我冷了什么的才算完。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腻味了，给他把三个塑料袋捡到一块儿，说，是给自己找个新落脚地儿的时候了，他道声谢走了，搬到住在我楼下的克里丝蒂安娜那儿，后来搬到安娜那儿，搬到亨丽埃特那儿，搬到法尔克那儿，以后搬到其他人那儿住。他和他们所有的人上床，这免不了，他长得相当的俊，法斯宾德都会在他身上得到强烈的快感。他是在场，可又不在；他不是圈内人，但由于某种原因又待了下来。他在法尔克的摄影室里坐着当模特儿，在安娜的演奏会上铺设电线，在红色沙龙听海因策的作品朗诵。他在剧院里拍巴掌，要是我们拍的话；喝上点儿什么，要是我们喝的话；吸上些大麻，要是我们吸的话。许多庆祝活动他都在场，每年夏天，在我们出去到那些年久失修、东倒西歪、他们大伙儿不久后全都买下来的、在腐朽了的栅栏上还涂着“柏林人滚出去”的乡间小别墅时，他都一块儿来，有时候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带他上床，有时候有那么一个还得在一边等着呢。我可不，我这人不吃回头草，我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作风。我都记不清那事，也就是跟史泰因性交是怎么一回事来着。

我们和他一块儿懒散地坐在那里，坐在我们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那些人的花园和宅子里，那里面曾经住过工人、小农、园艺爱好者，这些人厌恶我们而我们也讨厌他们。我们有意回避当地人，一想到他们啥都砸了，就是合不到一块儿去。我们窃取了他们那种“在自家人中间的感觉”，使村庄、田野还有天空都走了样儿，这一点他们很清楚，而且是气冲冲地从我们如何拿着逍遥骑士的步态溜溜达达、把抽剩下的自卷烟蒂拿手指头弹到他们花园前边的花坛上、相互推搡的做派上看出来的。然而我们就要待在那儿，不管你想怎样。在这些房子里我们撕下墙纸，清理掉没完没了的塑料加塑料，史泰因来干这事；我们坐在花园里，喝着葡萄酒，百无聊赖地瞅着蚊群中的树丛，聊着卡斯脱尔夫和海纳·米勒还有瓦韦齐内克斯上次在人民剧院演砸了的事。要是史泰因活儿干够了，就坐到我们这儿来，聊天呢他是没词儿，我们吸食lsd，史泰因也沾点儿。托蒂跌跌撞撞地闯进夜幕当中，摸到了什么都乱喊一通“蓝蓝的。”史泰因快活得有点夸张地微笑着，并不做声。他不曾获取到那个，也就是我们吹毛求疵、神经衰弱、残败不堪的目光，尽管他在为此而努力着。通常他观察我们的劲头就好像是我们在台上演戏似的，有次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大概是在海因策那座位于卢诺夫的乡间别墅花园，其他人吸着speed看落日去了，史泰因收拾起杯子、烟缸、酒瓶还有椅子，他归整停当，不多久就没什么东西能叫人想起还有别的人。“来点儿葡萄酒？”他问。我说：“行。”我们一声不吭地喝酒抽烟，每次对视时，他都微微一笑，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我在想，就在此时此刻坐在史泰因身旁的出租车里。去普伦茨劳方向的法兰克福林荫大道，午后的交通，天气阴沉寒冷，空中尘土飞扬，挨着我们开的是些呆视着前方、傻乎乎的、伸出中指的、打着哈欠的、疲倦不堪的司机，我抽着烟自问为什么偏偏非得是我眼下坐在史泰因身旁；为什么他偏偏给我打了电话——因为是从我这儿开的头，对他而言？因为他没联系上安娜或是克里丝蒂安娜或是托蒂？因为那一伙儿没人跟他出去？那为什么我跟他出来？我找不出个答案。我把烟头从车窗扔出去，对我们旁边开车人的指指点点无动于衷；出租车里冷得要命，“暖气不对头吧，史泰因？”史泰因没回答，自打那个时候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一块儿又坐在他的车里，我宽慰地说了句：“史泰因，一栋什么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史泰因心不在焉地瞟一眼反光镜，连续多次闯过红灯，不停地变换着车道，把烟头上的余火都吸到嘴唇边儿上，“八万，”他说，“花了八万马克，真漂亮，我一看就知道——就它了。”他脸上泛起红斑，在跟一辆大巴争抢先行权时，伸开手掌使劲摁着喇叭。我说：“哪儿弄来的八万马克？”他瞥了我一眼说：“你在提不当的问题。”我决定什么都不再说了。

我们离开柏林，史泰因从高速路下到公路上，天开始飘起雪来。我犯困，每次乘车都那样，我盯着雨刷，盯着转着圈儿扑面而来的飞舞的雪花，想着两年前和史泰因那次开车出行，想着那种不同寻常的亢奋，那种冷漠，那种生疏。史泰因开得稳多了，时不时还瞥上我一眼。我问：“录音机不灵了？”他微微一笑，说：“还行，我不知道……你要是还喜欢那样的话。”我翻起白眼——“当然还喜欢”——把那盘卡拉斯的磁带塞进机子里，那盘磁带上史泰因把多尼策提的咏叹调一连合成了有二十遍，他笑了，“你还记得这个。”卡拉斯在歌唱，她把嗓音提上去又把嗓音压下来，史泰因加速上去又减速下来，我忍不住笑起来，用手蹭了一下他的脸，皮肤异常粗糙，我心想：“那正常是什么样儿呢？”史泰因说了声：“看着点儿。”我看得出他马上后悔说了这话。

过了安格明德他从公路拐出来，在一幢六十年代的简陋的低层平顶房的入口前猛地来了个急刹车，叫我连脑袋都撞到了挡风玻璃上。我失望不安地问了声：“就这？”可史泰因却喜气洋洋地在结冰的水泥路上做出夸张的动作，朝那个从房门走出来的、身穿厨房罩衣的女人溜了过去。一个苍白瘦小的孩子紧紧扯住她的罩衣。我摇下车窗，听着他是如何以一种和蔼可亲的热情劲儿喊了声“安德森太太！”——我一贯憎恶他那种跟这类人打交道的方式——看着他是如何把手伸给她，而她又是如何连碰都不碰把一大串钥匙撒手撂到他手里。“上冻时停水，”她说，“管道坏了，电他们要到下周才接通。”扒扯着她罩衣的孩子开始大哭大闹，“没事儿。”史泰因说，朝汽车溜了回来，在我摇下的车窗前停住，幽雅而又猥亵地把他的胯骨扭了个圈，说：“来吧宝贝，一块儿享受享受。”我说：“史泰因，别这样。”我都感觉到我的脸怎么羞得红了起来，那个小孩松开女人的罩衣迈着令人惊讶的步子朝我们走来。

“他们在那里面住过。”史泰因重新发动车时说。他倒车上了公路，雪现在越下越大，我扭过身看着女人和孩子站在被照得通明的长方形大门里，直到那幢房子消失在转弯后面为止。“他们挺恼火的，因为一年前他们必须搬出来，但不是我把他们赶出来的，是住在多特蒙德市的房主，我只不过是买下了房子而已，就我而言他们可以尽管待在那里。”我不解地说：“可他们确实叫人讨厌。”史泰因说：“什么叫讨厌？”并把那串钥匙扔到我的膝间，我数了数钥匙，有二十三把，小的很小，大的很大，很旧，都有漂亮的弧形把柄，我自言自语地哼起来：“马厩钥匙、阁楼钥匙、大门一把、仓库一把、卧室一把、挤奶房一把、信箱一把、地下室一把，还有花园大门那一把。”骤然间——我确实没往这儿想——我理解了史泰因，理解了他的兴奋之情、他那期待中的喜悦、他的激动不安。我说：“我们一块儿去那儿真是太好了，史泰因。”他就是不正眼看我，说：“至少可以从游廊上看见太阳在教堂钟塔后面落下，我们马上就到，过了安格明德是卡尼茨，那栋房就在卡尼茨。”

卡尼茨比起鲁诺夫差劲多了，不如滕普林，也不如舍内瓦尔德。曲里拐弯的公路两旁净是些灰色低矮的房子，许多窗户上都钉着厚木板，没有商店，没有面包房，没有旅店。漫天大雪来得更猛了，“这儿雪真多，史泰因。”我开腔了。他说：“当然喽。”就好像是他连房子带雪一块儿买下来一样。当那座乡村教堂在路的左边突然冒出来时——那红红的圆形钟塔还真漂亮——史泰因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像是只在夏天往关着的窗户上瞎撞的苍蝇。他把车开到一条交叉道上，踩刹车，与此同时以一种强调的姿态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拿开，说：“这就是。”

我从车窗望过去，心想：什么这就是，还有五分钟的路呢。这栋房子看上去似乎随时都会悄无声息地突然坍塌，我下了车，小心翼翼地关上车门，就好像每一声震动都会过头似的，史泰因呢也是踮着脚往房子那儿走。这栋房是艘船，它横亘在这条卡尼茨乡村路边儿上，简直像是一艘在久远的过去搁了浅的、宏伟壮观的巨轮。这是一栋用红砖砌成的三层高的大宅，房子的双坡屋顶只剩下了空架子，两个木制马头把在两头，大部分窗户上都没了玻璃，倾斜的游廊缠满了粗大的常春藤，墙体上的裂缝足有大拇指那么粗。房子是很棒。就是那座房子。然而却是废墟一堆。

那扇大门，那扇史泰因试图把上面写着“出售”字样的牌子摘下来的大门，伴随着一种哀怨声缓缓倒下，我们从上面跨过去，接下来我停住脚，对史泰因的表情大为惊讶，盯着他怎么样在游廊那儿的常春藤后面没了人影。不一会儿一副窗框从房子里坠落下来，史泰因那张紧张激动的面孔出现在窗户碎玻璃尖之间，被一盏煤油灯照得亮光光的。

“史泰因，”我大叫，“出来！房要塌了！”

“进来！”他应声大喊，“这可是我的房子！”

我匆匆自问，干吗要这么担惊受怕的，于是就在垃圾袋和废铜烂铁上磕磕绊绊地往游廊上走去，那上面的木板嘎吱直响，须臾间常春藤吞噬了每道光线，我厌恶地把藤蔓拨到一边，后来史泰因冰凉的手把我拽到房子过道里，我紧紧抓着，握住他的手，忽然间我不愿再失去他的触摸，更不愿再失去他那盏微弱暗淡的煤油灯发出的亮光；史泰因闭着嘴发出嗡嗡声，我在他后面跟着。

他把所有的百叶窗统统推出去扔进花园，我们眼瞅着最后一道自然光线透过那些门上的红色玻璃碴儿。我上衣口袋里那串沉甸甸的钥匙压根儿就派不上用场，所有的门都大敞着，或者都不在了，史泰因照着亮，指点着、比画着，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到我面前，想要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拉着我接着走。这儿摸摸楼梯扶栏和把手，那儿敲敲墙，还把墙纸扯了下来，一脸惊讶地注视着那上边露出的满是尘土的灰浆。他说：“看见了吗？”还说：“摸摸！”又说：“觉得怎样？”我无须去答他的话，他在自言自语，他跪在厨房地板上，双手擦去瓷砖上的污秽独自絮叨着；整个儿这段时间我都紧紧地抓着他，但又觉得两手空空。墙上一帮小青年留下他们的涂鸦——去她那儿，放你的风筝到此一游，马蒂斯。不冒险，没乐子。——我说：“去她那儿，放你的风筝。”史泰因猛地朝我转过身来一头雾水地说：“什么？”我说：“没啥。”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他前边，一脚把后门踹到外面花园里，把我推到一个小台阶下面，“这儿。”

我说：“这儿——什么？”

“应有尽有！”史泰因说，我还从没见他这么放肆过。“湖泊，勃兰登堡边疆派儿的，花园里的栗子树，有三摩尔干的地，你们可以在这儿种上些该死的草、蘑菇、大麻还有什么乌七八糟的劳什子，有的是地儿，懂吗？有的是地儿！我给你们在这儿弄个沙龙，台球室，再弄上个吸烟室，给每人一个单间，房子后面是给屁饭屁事用的大桌子，另外你可以起床就跑到奥德河边儿上吸你的可卡因，直到脑袋炸了算个够。”他粗暴地把我的头朝外扭向旷野，天太暗了，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我开始发抖。

我说：“史泰因，求求你，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