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拉各斯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的队伍里，直愣愣地望着前方，慢吞吞地挪动着，腋下夹着一个蓝色塑料文件夹。大约有两百人在使馆外面排队等候，她排在第四十八位，队伍从美国大使馆紧闭的大门外延伸过来，一直排过旁边那幢较小的外墙爬满藤蔓的捷克大使馆。她没有搭理那个卖报小贩，那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把《卫报》、《新闻报》、《先锋报》送到她面前。她没有留意那个乞丐，那人举着搪瓷盘子在旁边走来走去。卖冰淇淋的自行车响着电喇叭的叫卖声，她也不理会。她没有用杂志给自己扇风，或是扇去耳边飞舞的小苍蝇。这时有人站在她身后，拍着她的背脊问：“你有零钱吗？能给我换二十张二百奈拉吗？”她愣愣地看了他好一会儿，定了定神，才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摇头说：“没有。”
空气闷热黏湿。她感到自己的脑袋沉甸甸的，其实很难做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巴罗干医生昨天告诉她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他昨天拒绝给她镇静药片，因为她需要在签证面试时保持清醒。他说得倒是挺容易，好像她知道怎么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澄明清空的状态一样，好像这是能够由她自己的力量控制似的。好像她喜欢看到儿子乌冈纳那副搞怪模样——肉墩墩的身子在她眼前搓来揉去，胸前被溅洒的棕榈油染得红兮兮的，这让她不得不责骂他为什么要在厨房里玩耍。他甚至还够不到她放置食油和香料的厨房搁架，自己还拧不开盛棕榈油的塑料瓶盖子。他只有四岁。
背后那男人又拍了她一下。她惊跳起来，差点由于背上的锐痛而失声尖叫。扭伤了肌肉，巴罗干医生这样说，她从阳台上跳下来的后果居然不是太严重，医生说这话时的表情不免带有几分惊讶。
“瞧那没用的大兵在那边干的好事。”背后那男人说。
她把目光转向街对面，脖子慢慢地扭过去。那边聚集着一小群人。一个士兵正在抽打一个戴眼镜的人，长长的鞭子在空中卷起，然后落到那男人脸上，或是脖子上，因为那男人举着双手似乎要挡住鞭子，所以她看不清他被鞭子抽打在什么部位。她看见那男人裂开的眼镜掉落了。她看见那些士兵用皮靴后跟碾着黑色镜架和带色的镜片。
“瞧，那人在向当兵的求饶，”背后的男人说，“我们的人民总是习惯于恳求士兵开恩。”
她什么都没说。他一直在用这种语气跟她套近乎，他不像那个排在她前面的女人，那女的起先说过：“我跟你说过话了，你总得像头牛似的看我一眼吧！”然后就不再搭理她了。也许他在疑惑，她为什么不像队伍里其他人那样互相搞搞熟。毕竟他们这天都醒得很早——如果勉强睡了一会儿的话——为了在天亮前赶到美国大使馆；毕竟他们为了签证排队已受尽煎熬，队伍尚未成形时，士兵不停地挥动皮鞭把他们赶过来赶过去；毕竟他们都担心美国大使馆今天有可能不开门，这样他们第二天又得像前一天那样再遭一回罪，就因为大使馆星期三不开门，所以这些排队的人们都有了交情。沉默寡言的男男女女互相交换着报纸，诅咒着阿巴查将军的政府。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由于了解内情而义愤填膺，他们互相交流获取学生签证应该怎样回答问题的窍门。
“瞧他的脸，都是血。鞭子抽到他脸上了。”背后的男人说。
她没有朝那边看，因为她知道血总是红的，就像新鲜的棕榈油。她抬头看着埃莱克·克瑞森特周围环形街道上带有大草坪的各国使馆，看着聚集在街边的人群。那条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那是一个根据美国大使馆开馆时间而定的市场。有一沓沓的白色塑料椅子摆在街边供出租，两百奈拉一小时，很快就租完了。水泥墩子上架起一排木板，上面堆放着色彩鲜艳的糖果，还有芒果和橘子。有年轻人脑袋上裹着卷拢的衣服，上面顶着装香烟的盘子。还有小孩引领的盲人乞丐，有人往他们的托盘里扔上几个小钱，他们就会用英语、约鲁巴语，夹杂着伊博语和豪萨语唱起祝福的歌曲。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照相的三脚架旁，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红色的字样：优质快照，美国签证攻略大全。她护照上的照片就是在那儿拍的，坐在一张高低不平的凳子上，她毫不奇怪自己的面容出现在颗粒粗糙的相片上，肤色要比本人浅得多。可当时没得选择，她不可能提前拍照。
两天前，她在自己的老家乌姆纳奇的一块蔬菜地旁边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她身边围着一群来安慰她的人，现在她已想不起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这之前的一天，她开着他们的丰田车把丈夫送到一个朋友家里，那人带着她丈夫偷越国境线。再往前一天，她还不需要拍摄护照所用的相片，她的生活是正常的，她送乌冈纳去学校，在“比格斯”快餐店给他买了个香肠卷，一路上听着车载收音机里梅杰克·范谢克的歌。如果有算命的告诉她，她的生活将在几天之内遽然大变，她一定会大笑起来。也许，为了这毫无来由的想象，她会塞给算命的十个奈拉。
“有时我在想，不知美国大使馆的人是否会从窗口看到大兵用鞭子抽人的情形。”背后的男人说。她真希望他闭嘴。就因为他的唠叨，她想让自己的思绪保持空白、不再去想乌冈纳变得更加困难。她的目光再次瞥向街道对面。那当兵的现在要走了，即使隔着这样的距离，她也能看见他脸上愤恨的表情。这是一个成年人可以任意鞭笞另一个成年人的怒气（只要他想鞭笞就能鞭笞）。他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就跟四天前敲开她家后门，闯入她家里的那些人一个模样。
你丈夫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们砸烂了两个房间里的衣橱，甚至连抽屉也不放过。她本可以告诉他们，她丈夫身高超过六英尺，他不可能藏在抽屉里的。三个人都穿着黑裤子。他们闻到了酒精和胡椒汤的味儿，过了很长时间，当她抱着乌冈纳僵硬的身体时，她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喝胡椒汤了。
你丈夫去什么地方了？他在哪里？他们把枪抵在她的脑袋上，她说：“我不知道，他昨天刚走。”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温热的尿液顺着她的腿流淌下来时也没有动。
他们之中有一个家伙，穿着一件带帽兜的黑衬衫，身上有一股酒味，瞪着血红的眼睛，红兮兮的，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他叫喊得最凶，一脚踹在电视机上。你知不知道你丈夫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文章？你知不知道他是个谣言散布者？你知不知道他这种人应该蹲监狱？因为像他这种人总是惹麻烦，因为他们不想让尼日利亚向前发展。
他坐在沙发上，她丈夫坐在那儿收看尼日利亚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时会猛地拽她一下，她就会一个趔趄坐到他的膝盖上。他的枪指着她的腰。漂亮女人，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存心惹麻烦的人？她感觉到这人有很严重的疾病，他的口腔里有一股发酵的气味。
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另一个人说。那人的光头闪闪发亮，好像涂了凡士林。我们走。
她挣扎着从沙发上起来，穿连帽衬衫那人还坐在沙发上，拍着她的后背。这时乌冈纳哇地哭了起来，朝她跑过来。穿连帽衬衫的家伙大笑起来，说她的身子可真柔软啊，一边摇晃着枪。乌冈纳尖叫起来，他哭的时候从来不尖叫，他不是那种孩子。于是枪响了，乌冈纳胸前溅上一片棕榈油。
“给，这是橘子。”排在她后面的男人说着递给她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六个剥了皮的橘子。她没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买的橘子。
她摇摇头。“谢谢。”
“吃一个吧。我注意到你从早上到这会儿什么都没吃。”
她这才像样地看了他一眼，这是第一次正视他。一张没什么特点的脸，肤色很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么光洁的皮肤有点不寻常。他那烫得笔挺的衬衫和蓝色领带有一种渴望的意味，他小心翼翼地说着英语，好像生怕出错。也许他是在那种新式银行里工作的人，想要靠打拼过上比想象更美好的生活。
“不，谢谢。”她说。排在前面的女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转身去跟别人聊起一个叫做“美国签证神奇牧师”的特别教堂礼拜。
“你该吃点儿。”后面的男人说，虽然他不再把那袋橘子递到她面前了。
她再次摇摇头，那地方的疼痛还在，就在两眼之间。她从阳台上跳下来之后，好像脑子里那些一片片一缕缕的东西都挪了位置，吱吱嘎嘎地痛了起来。跳下阳台并非她唯一的选择，本来还可以爬上芒果树（芒果树的枝桠伸展到阳台上），她也可以冲下楼梯。那几个人正在争吵，声音响得顾不上周围发生的事儿，她有一刻相信，那“砰”的一声不是枪响，也许是干燥的热风天气来临时的闷雷，也许真的是红色的棕榈油，乌冈纳不知怎么够到了那个瓶子，在玩一个叫人眩晕的游戏，即使是他，这也是从未玩过的游戏。接着，他们的话把她拉回了现实。你觉得她会跟人说这是个意外吗？这是奥加吩咐我们做的吗？一个小孩子！我们应该对付那个母亲。不，这已经是双倍的麻烦了。是的，不，我们走吧，伙计！
当时她已经冲到阳台上，从栏杆上翻了出去，根本没想这有二层楼高就跳了下去，然后爬进大门旁边那个垃圾筒里。她听见他们的汽车呼啸而去，这才回到了房间里，闻到了一股垃圾筒里烂大蕉皮的味儿。她抱起乌冈纳的身子，把脸颊贴在他平静的胸前，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有比这更羞耻的事了。她没能救他。
“你很担心这次签证面试是吗？”背后的男人问。
她耸耸肩，轻轻地，尽可能不拉扯到背上的伤痛，挤出一个茫然的微笑。
“回答问题时要直视签证官的眼睛。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纠正自己，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会认为你在撒谎。我有许多朋友被拒签了，都是由于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嘛，我是申请探亲签证，我兄弟住在得克萨斯，我要去他那儿度假。”
他的声音很像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那些帮助她丈夫出逃的人，帮她料理乌冈纳葬礼的人，劝说她去大使馆的人。那些人跟她说，回答问题不要支支吾吾。把乌冈纳的事情告诉他们，所有他的事情，但不要夸大其辞，因为每天都有人用谎言向他们申请避难签证，编造一些根本就子虚乌有的死亡亲属。把乌冈纳的事情真实地讲出来。可以哭出来，可别哭得太过分。
那男人说：“如今他们再也不会给我们国家的人办理移民签证了，除非申请人按美国的标准看属于富人。不过我听说，如果你是从欧洲国家来的，拿签证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是申请移民签证，还是探亲签证？”
“避难。”她没有看他的脸，不过，她感觉到他的惊讶了。
“避难？这是相当难以证明的。”
她想，如果他看《新尼日利亚报》，他可能会知道她丈夫。也许他是知道的。每一个支持民运、主张出版自由的人士都知道她丈夫，尤其她丈夫是第一个公开谴责政变的新闻记者，公开写文章谴责阿巴查将军发动政变、大肆杀害和关押反对者。尽管当兵的冲进报馆没收了刊登那篇文章的大量报纸，塞进黑篷卡车带走，但那些影印件还是流了出去，在拉各斯传播开来——有个邻居看见大桥护栏上也贴了一张，旁边是宣传教会改革的招贴和新上映的电影海报。那些士兵把她丈夫关押了两个星期，打破了他的前额，那上面留下一个l形的伤疤。朋友们带了威士忌来他们寓所庆祝他被释放，大家都来触摸这个伤疤。她记得有人对他说，正是因为有了你，尼日利亚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她记得当时丈夫的表情，就像一个兴奋的救世主，他说起一个士兵在殴打他之后给了他一支香烟，他结结巴巴地叙述着那一切，神情始终非常亢奋。几年前，她觉得他那种结巴的样子非常讨人喜欢，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许多申请避难的人都被拒签了。”背后那男人的声音有点响。也许他一直都在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