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新尼日利亚报》吗？”她问，她没有转身面对那男人，而是望着排在队伍前面那对正在买饼干的夫妇，那对夫妇打开了饼干盒。
“是的，你想看吗？那边卖报小贩手上还有几份。”
“不，我只是问问。”
“办得很好的一张报纸。那两个编辑，就是尼日利亚需要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我们。真是勇敢的人。这种有勇气的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这与勇气无关，只是一种自我夸大。一个月前，她丈夫把出席表弟婚礼的事儿给忘了，而他们已经答应参加婚礼的，他却对她说，他不能取消去卡杜纳的行程，因为他对被捕新闻记者的采访太重要了，她当时看着他，这个她与之结婚的男人，那么奋不顾身，离她却是那么遥远，“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恨这政府。”她独自去参加了婚礼，而他去了卡杜纳，他回来时，他们之间几乎没说什么话，现在两人的之间交流更多是关于乌冈纳的。你简直不能相信这男孩今天做了什么，她会在他下班回家时这样说，然后就说起乌冈纳怎样在他的桂格燕麦片里发现了胡椒，弄得他再也不喝那玩意儿了，要不就是他帮她拉上窗帘什么的。
“那么，你认为那些编辑很勇敢，是吗？”她朝身后的男人转过脸。
“毫无疑问。我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这些人都不够勇敢。”他久久地注视着她，目光里一股凛然正气，又像是带有一丝疑虑，好像在怀疑她是不是替政府说话的人，是不是那种责难民主运动的人，坚持认为只有军人政府最适合尼日利亚国情。如果换一种情形，她也许会告诉他，她自己就是记者，毕业于扎里亚的大学，她在大学期间组织过抗议布哈里布政府消减学生补贴的集会。她也许会告诉他，她给拉各斯的《晚间新闻》写过文章，她还给《卫报》写过一个出版人被谋杀未遂的文章，她怀孕后辞去了工作，那是因为她和丈夫努力了四年才怀上孩子，由于她的子宫生了纤维瘤。
她转回身，望着那些贴着签证队伍来来回回的乞丐。身穿脏兮兮的束腰长衣的男人，手指捻弄着祈祷念珠，念叨着《可兰经》的经文；眼珠像黄疸病人似的女人，背着病怏怏的、衣服都磨出线头的孩子；一对盲人夫妇，由他们的女儿引领着，脖上挂着“万福圣母玛丽亚”的蓝色纪念章，衣领破烂不堪。一个卖报小贩吹着口哨走过来。小贩胳膊里抱着一沓报纸，她没看见有《新尼日利亚报》。也许已经卖光了。她丈夫最后的一篇文章是《阿巴查的统治岁月：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一开始她并没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整合了几桩谋杀事件，一些未能履行的官方承诺，以及贪贿钱财等材料，尼日利亚人好像不至于不知道那些事情。她以为这样的文章不会有什么麻烦，不会过于引人瞩目。可就在见报的第二天，bbc就播出了这篇文章，并采访了一位流亡国外的政治学教授，那位教授说她丈夫应该获得“人权奖”。他用笔来反抗压迫，他为沉默者发出声音，他使世界了解真相。
她丈夫在她面前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而，就在有人匿名打来电话之后，他不再向她隐瞒自己的惶惶不安了——他一直都会接到匿名电话，他是那样一种记者：平时很注意在工作中发展自己的人脉关系——来电者告诉他，国家元首对他非常恼火，他让她看自己发抖的双手。来电者说，军人要逮捕他，已在赶赴他家的路上。也就是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被捕，他再也不能回家了。接到来电几分钟之后，他就爬进了汽车后备箱，这样，如果士兵盘问起来，看门人不妨实话实说，他没看见她丈夫离开。她把乌冈纳送到邻居家，接着马上往后备箱里洒了点水（尽管她丈夫让她赶快开车走人），因为她觉得潮湿的后备箱多少能有些凉意，他在里面会好受些。她驾车送他去一个报社同事家里。第二天，他从贝宁共和国打来了电话，那位同事的线人已经悄悄把他送过了国境线。他去美国的签证（这是他以前去美国亚特兰大培训时拿的签证）依然有效，他到达纽约后就去申请避难签证。她告诉他不要担心，她和乌冈纳会没事的，她将在学期结束后去申请签证，这样，他们一家就能在美国团聚了。那天晚上，乌冈纳很不安分，她让他待到很晚才睡，让他摆弄自己的玩具车，而她在一边看书。当她看见那三个人撞开厨房门冲进来时，她恨自己为什么没让乌冈纳上床睡觉。如果——
“哦，这太阳还不算太厉害，美国大使馆的人至少该给我们搭建一个遮阳的地儿。他们可以用收取的签证费来搭建啊。”身后那个男人说。
后边有人在说美国人收钱是留着给他们自己用的。还有人说他们是故意让申请人在烈日底下等候。于是另一个人笑了起来。她朝那对盲人乞丐夫妇做了个手势，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奈拉的票子。她把钱搁在他们的托盘里，他们一起用洋泾浜英语颂唱：“上帝保佑你，你会有钱，你会有好丈夫，你会有好工作。”接着又用伊博语和约鲁巴语颂唱。她望着他们走开去。他们没有祝福她“你会有许多漂亮孩子”。刚才她听到他们对排在前面的一个女人这样颂唱。
大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棕色制服的人喊道，“排在前面的五十个人进来，填好表格。其余的，改天再来。大使馆只能面谈五十个人。”
“我们还真算运气，嗯？”后面的男人说。
她看着玻璃隔板后面的签证官，他打量着她掩在蓬松的红褐色头发里的满是皱纹的脖颈，那双绿眼睛越过银色镜架上方查看着她的材料，那副眼镜似乎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摆设。
“你能再复述一遍事情的经过吗，太太？你没有向我们提供更具体的细节。”签证官的脸上带着鼓励的微笑。她知道，这是她讲述乌冈纳的事情的一个机会。
她朝旁边窗口看了一眼，那儿一个穿深色西服的男人恭身俯向玻璃隔板，好像在乞求里面的签证官。而她完全明白，自己宁可死在那个穿连帽衬衫的家伙手里（或是那个光头），也不愿向签证官或是美国大使馆的什么人抖落乌冈纳的事情，一个字都不愿讲，她不会为了寻求自身安全的签证而把乌冈纳兜售出去。
她的儿子被杀了，这就是她所能讲述的事情的全部。被杀了。她什么也不想说，他是一个不知怎么突然就会发出笑声的男孩，笑得那么响亮而清脆；他把糖果和饼干叫做“糕糕”；她抱着他的时候，他会紧紧搂住她的脖子；她丈夫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他不是按照“乐高”积木的玩法来搭建东西，而是自己别出心裁另搞一套，一边一个，两种颜色的模块交替使用——所有这一切，他们不配知道。
“太太？你说这事情是政府干的？”签证官问。
“政府”是一个如此之大的标签，它可以随意使用，它给人们耍花招和找借口提供了免除承担责任的空间。那是三个男人。就像她丈夫或是她兄弟那样的三个男人，就像排在她身后那个人一样的男人。那是三个男人。
“是的，他们是政府的特工人员。”她说。
“你能证明吗？你有什么证明能给我看一下吗？”
“有啊，可是我昨天已经埋葬了我儿子的尸体。”
“太太，对你儿子的事情我很遗憾。”签证官说，“可是我需要你提供证明这事是政府干的证据。这种事情有可能是部落族群之间发生的争斗，也有可能是私人谋杀。我需要政府插手其间的证据。我需要你在尼日利亚身处险境的确凿证据。”
她看着对方褪了色的粉红嘴唇，翕动之间露出细小的牙齿。褪了色的粉红嘴唇长在一张满是色斑的脸上，那是一张不谙世事的面孔。她心里涌起一股冲动，想对这个签证官说，发表在《新尼日利亚报》上的一篇文章是否需要用一个孩子的生命作代价。可她没说。她怀疑这个签证官是否知道那些倾向民运派报纸的事情，她是否知道排在大使馆外面那一溜长长的队伍，没有遮阳的地儿，毒辣的太阳促成了排队者之间的友情，也造成了头痛和绝望。
“太太？美国会给遭受政治迫害的当事人提供新的生活，但这需要证明……”
新的生活。是乌冈纳给了她新的生活，让她惊喜不已的是，她这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是他给予她的，一个新人，他使她变成了“乌冈纳的母亲”，她总是这样告诉他的幼儿班的人，他的老师，还有别的孩子的父母。在他的葬礼上，因为前来的朋友和家人都穿着安卡拉印花布衣服，有人就问：“谁是母亲？”她抬起头，愣了片刻说：“我是乌冈纳的母亲。”她要回到他们家祖祖辈辈的家乡去，种下红龙船花，那是她孩提时候种过的，根茎像针一样细的花。种下一株就够了，他占有的土地是那么小的一块。当红龙船花盛开时，那花朵会招来许多蜜蜂，她要去采摘花朵，蹲在泥地上吸吮着花朵。然后，她要把那些花一朵一朵地排列起来，就像乌冈纳摆弄他的乐高玩具那样。她意识到，这，才是她要的新生活。
隔壁窗口的美国签证官声音很响地对着麦克风说：“我不能接受你的谎话，先生！”
那个穿着深色西服的尼日利亚申请者开始大喊大叫，一边做着手势，挥动着透明塑料文件夹（里面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文件）。“这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别人？我要把这事告到华盛顿去！”一个保安过来把他带出去了。
“太太？太太？”
是她的想象？还是签证官脸上流露出同情之色？她看见那女人迅速将自己红铜色的头发朝后掠去，其实那头发一点都不碍事，安安稳稳地拢在脖子边，环绕着一张苍白的脸庞。她的未来取决于那张面孔。而那张人类的面孔却不能理解她，也许她厨房里用的不是棕榈油，还有，她知道新鲜的棕榈油是一种鲜亮的色泽，鲜亮的红色，当它不新鲜时，就会变成一种色泽不均的橘黄色。
她慢慢转过身，朝出口处走去。
“太太？”她听见身后传来签证官的喊声。
她没有转身回去。她走出了美国大使馆，走过那些乞丐身边，那些人还胳膊伸得老长地托着搪瓷碗来回乞讨，她钻进自己的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