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在美国人人都有汽车和枪支，你的叔叔和阿姨们也是这么想的。就在你获得美国签证抽奖后，他们告诉你：一个月后，你就会有一辆大汽车。很快，你就会有大房子。可是别像美国人那样去买枪。

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你在拉各斯的家中，那儿还住着你的父母和三个姐妹，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让大家围成一圈坐下，他们斜倚着未粉刷的墙壁，大声对你说着道别的话，又压低声音告诉你，他们想让你给他们寄东西。比起大汽车和大房子（也许还有枪），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手提包、鞋子、香水和衣服。你说好啊，没有问题。

你有一个在美国的叔叔，在你的签证抽奖申请中，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你的家族成员中，他说你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直到你能够完全自立。他到机场来接你，给你买了一个老大的热狗汉堡，里面黄黄的芥末酱让你反胃。说到美国，他开怀大笑，说自己生活在缅因州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住的是一幢有三十年房龄的湖畔老宅。他告诉你，他工作的那家公司给他的薪水大约高于平均水平一两千美元，外加股票期权，因为他们竭力想使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公司。他们把他的照片印在公司的宣传册上，就算那玩意儿对他所在的公司毫无用处也不要紧。他笑着说那份工作不错，够他生活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尽管他妻子驱车一小时才能找到一家能够打理黑头发的发廊。这种特色可以让你理解美国，让你知道美国是个“有得也有失”的国家。你放弃了许多，但也得到了许多。

他告诉你怎样去申请一份主街加油站收银员的工作，他给你注册了一家社区大学，那儿的女孩大腿都粗得要命，她们留着鲜亮的红指甲，使用仿古铜色霜将皮肤弄成橘色。他们问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来美国之前，在非洲老家是否住过真正的房子，有没有见过汽车。他们直愣愣地盯着你的头发。你把辫子解开时，头发是会竖起来还是会塌下来？他们想知道。所有的头发都会竖起来吗？竖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竖起来？你用梳子吗？当他们向你甩出这些问题时，你紧张地微笑着。你叔叔事先就跟你说过，这就叫做无知与自负兼而有之，他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告诉你，几个月前，当他搬进这幢房子时，那些邻居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松鼠都开始消失了。他们听说非洲人不管什么野生动物都吃。

你和你叔叔大笑不已，在他家里你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妻子称你妹妹，他那两个上学的孩子叫你阿姨。他们说伊博语，午餐是木薯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美好的情景到此为止：你叔叔走进你那间狭窄的地下室（那儿堆放着许多旧箱子和纸板盒），强行将你拽到他身边，一边哼哼着，一边使劲压在你屁股上。其实，他并不是你叔叔，他是你父亲的姐姐的丈夫的兄弟，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推开他之后，他就坐到你床上——毕竟，这是他的房子——笑着说你不再是个孩子了，你都二十二岁了。如果你顺着他，他会为你做许多事情。聪明的女人都会这样做。你想你拉各斯老家的那些女人们，是怎么拿到高薪工作的？甚至在纽约，难道有什么两样？

你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他只好回楼上去了。第二天早上，你离开了，迎风走在长长的公路上，嗅到了湖里幼鱼的气息。你看见他驾车驶过——他以前总会用车载着你，把你送到主街——他都没有按一下喇叭。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对妻子解释你离开这事儿的。你想起，他说过美国是一个“有得也有失”的地方。

你最后来到康涅狄格州，另一个小镇，因为这是你乘坐的灰狗巴士的终点站。你走进一家明亮的餐馆，外边搭着干净的遮阳篷，你说你想做女招待，甘愿时薪比其他女招待低两美元。经理胡安长着漆黑的头发，一笑就露出一颗金牙。他说他从未雇用过一个尼日利亚人，不过所有的移民工作都很卖力。他去过尼日利亚。他付你的工资比别人低一美元，但私底下，他就不替你支付必须为别的女招待缴纳的税金了。

你无法承担去学校念书的费用，因为你得为那个地毯满是污迹的小房间支付房租。再说，康涅狄克州那个小镇上没有社区大学，而州立大学收费又太高。于是你去了公共图书馆，你按照网上学校的课程大纲读了一些书。有时候，你会坐在床垫高低不平的单人床上，想着家乡的事情——你姨妈姑婶们沿街叫卖鱼干和大蕉，缠着顾客买她们的东西，一旦人家不买，就用脏话骂人；你叔伯舅父们喝着当地产的杜松子酒，为填饱家人的肚子努力打拼，让他们能住进单元房；你的朋友们在你出国前来跟你道别，为你赢得了美国签证抽奖而兴高采烈，坦白地说她们对你颇为嫉妒；你的父母星期天上午总是抱着双手步行去教堂，那些邻居从自家门里出来笑话他们；你父亲下班后把老板的旧报纸带回家来，给你的兄弟们看；你母亲的薪水只够支付你的兄弟上中学的费用，在那种学校，只要你塞给教师一个棕色信封，他们就会给你的成绩打“a”。

你从来不需付钱就能得到“a”，从未在中学里给老师塞过棕色信封。但你还得封好一个长长的棕色信封，把自己月收入的一半寄给你父母，寄到一个半国营公司的地址，你母亲在那儿做清洁工，你总是将胡安给你的美钞寄给他们，因为那些票子比较挺括，而小费太零碎。月月如此。你总是用一张白纸小心地把钱包好，可你从不写信。因为没什么可写的。

后来几个星期，你曾想过要写信，因为有事情想说。你想写美国人令人惊讶的开放性格，他们如何热心地跟你说起那种本该向外人隐瞒、只限家人之间谈论和关心的事情，说起自己的母亲如何跟癌症作斗争，他们的姑嫂生了个早产儿之类。你想写美国人餐后盘子里还剩着许多食物，留下几张起皱的钞票就走人，好像这是一种奉献，是对浪费食物的一种补偿。你想写那个哭闹的孩子，她哭着拉扯自己的一头金发，把菜单从桌子上扫下来，但她的父母非但不喝令她马上停止哭闹，反而求着她哄着她，那孩子也许只有五岁，接着他们全都起身离开了。你想写那些富人，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肮脏的运动鞋，看上去像是拉各斯那些大院门口的看门人。你想写美国的富人都很瘦，而穷人却很肥胖，尽管他们没有大房子也没有汽车，你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枪，他们可能会将那玩意儿塞进口袋里。

你并非只想写给父母，你还想写给朋友们，写给表兄弟表姐妹，写给叔叔阿姨们。但你根本买不起香水、衣服、手袋和鞋子，你只能住在用侍者薪水租来的房子里，所以你什么信都没写。

没人知道你在哪里，因为你没告诉过任何人。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像个隐身人，想穿过房间墙壁走到过道上去，可却一头撞在墙壁上，胳膊上撞出一块淤青。有一次，胡安问你是不是有男人打了你，因为他得留神自己的生意，而你却冲他诡异地笑笑。

到了夜晚，就有什么东西缠绕在你的脖子上，在你入睡之前，那东西勒得你几乎要窒息。

许多光顾这家餐馆的人都会问你当时怎么从牙买加来美国的，他们以为每一个带外国口音的黑人都是牙买加人。也有人会猜测说你是非洲人，于是说起他们非常喜欢大象，很想去非洲探险考察。

有一天，在餐馆昏暗的灯光下，你向他复述了一遍当日特价菜单后，他问你来自非洲哪个国家，你回答说是尼日利亚，你以为接下来他会说自己曾向博茨瓦纳的抗艾滋病基金捐过款。可他却问你是约鲁巴人还是伊博人，因为你长得不像富拉尼人。你吃惊了——你觉得他一定是州立大学的某个人类学教授。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或者看上去是如此年轻，谁知道呢？你说自己是伊博人。他问了你的名字，然后说阿库娜这个名字很好听。所幸他没有问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很讨厌人家这样说，“‘这是父亲的财富’的意思吗？那么，你父亲真的会把你卖给一个丈夫？”

他告诉你，他去过加纳、乌拉圭和坦桑尼亚，很喜欢奥考特·庇代克的诗歌和阿摩司·图图奥拉的小说，他还研读过撒哈拉以南许多非洲国家的历史，了解那儿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当你记下他点的菜肴要走开时，你想表现出一种鄙夷的神态，因为白人无论是否喜欢非洲，都是一回事——都有一种屈尊纡贵的派头。可是他却不像勃拉迪克教授那样摇摇头（在缅因州那所社区大学里，每当课堂上讨论非洲的非殖民化时，教授都以这种高傲的姿态摇晃着脑袋），他没有露出勃拉迪克教授那种表情，那是人们自认为比对方优越时会流露出的表情。第二天他又来了，坐在同一张桌前，你问他来一份鸡肉怎么样，他问，你是不是在拉各斯长大的？第三天他又来了，点菜前就开始聊了起来，说他以前去过孟买，说他现在想去拉各斯，要去看看那儿人们的真实生活，比如那儿的贫民窟，因为他在国外时，从来不想做一个傻乎乎的旅行者。他一直聊个没完，你不得不告诉他这样不合餐馆规矩。当你把水杯送到他身前的桌面上，他摸了一下你的手。第四天，你看见他又来了，于是就跟胡安说你不想去为那张桌子服务。那天晚上，他就等在餐馆外面，耳朵里插着耳塞，邀你和他一起出去，因为你的名字跟他唯一喜欢的电影音乐《狮子王》里面那句“哈库那，玛塔塔”正好押韵。你在明亮的灯光下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是一种精制高级橄榄油的颜色，一种绿汪汪的金色。在美国，高级精制橄榄油是你唯一真正的心爱之物。

他是州立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他说出了自己的年龄之后，你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毕业。说到底，这里是美国，不像老家的大学，总共三年之内学生要修完所有的常规课程，之后就不能再留在学校里了。那里的教师们罢课之后又是罢课，却总是拿不到工资。他说他要休学一两年去发现自我，他要去旅行，大部分旅行目的地是在非洲和亚洲。你问他最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自我。他笑了。你没笑。你不知道有些人就是可以选择不去上学，有些人就是可以摆布生活。你却习惯于接受生活所给予的，听命于生活的摆布。

第四天，他邀你一同外出，你拒绝了，因为你觉得他看着你面孔的那种专注的样子让你很不自在，这促使你跟他说再见，可是也让你并不情愿离开他。接着，到了第五天，你下班时，没看见他站在餐馆外面，你不禁惊慌起来。你第一次祷告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出现在你背后，朝你喊了一声“嗨”，还没等他发出邀请，你就说好的，你愿意和他一起出去。他没有再约你，你就慌了。

接下来的一天，他带你去张氏餐厅共进晚餐，你们的幸运饼里有两张纸条。但你们的纸条都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