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马科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据说伊梅尔达拥有四千多双名牌鞋、两千多副手套、一千七百多个包包。我还想起毛泽东接见伊梅尔达的照片——照片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穿着中山装，正亲吻伊梅尔达的右手。

马科斯曾经十分仰仗洛佩斯家族的势力。凭借着糖业贸易，洛佩斯家族逐渐成为控制数个领域的名门望族。尽管费尔南多·洛佩斯两度作为马科斯的竞选搭档，但他们最终还是反目成仇。

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掌控着媒体的洛佩斯家族成为封杀的对象。费尔南多被解除副总统职务，他的侄子被投进监狱，哥哥则在逃到旧金山后，含泪而终。

大概正是从那时候起，马里基塔别墅就无人居住。它和伊洛伊洛一起，褪去昔日的浮华。马科斯倒台后，洛佩斯家族东山再起。但是显然，他们的事业重心已经不在伊洛伊洛。如今他们经营着菲律宾最大的电视台，马里基塔别墅像一块凝结记忆的琥珀，继续着沉寂的命运。

在伊洛伊洛的码头，我坐上渡轮，横渡吉马拉斯海峡，前往两小时外的内格罗斯岛。和伊洛伊洛一样，内格罗斯岛上的小镇锡莱也曾经是糖业鼎盛时期的明珠。

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率先在这里种植甘蔗。随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镇，一跃成为特权阶层的堡垒，修建起众多宗祠和豪宅，聚集了一大批欧洲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不过“二战”很快爆发。日本人占领菲律宾，有钱人纷纷逃亡。更不幸的是，糖业贸易也随之衰落，并且再没有复兴。和伊洛伊洛一样，锡莱的辉煌不再，如今只是一个美丽而忧伤的小镇。

我坐着忧伤的吉普尼前往锡莱。这种双条车是菲律宾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工具。到了内格罗斯岛，我才有勇气乘坐吉普尼。吉普尼和吉普没有任何关系。准确来说，它只是各种报废汽车零件的组合体。虽说个头比吉普车大不了多少，但马力惊人，超载七八个人不在话下，而且每个司机都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吉普尼的车身通常涂得花花绿绿，我坐的这辆上面写着可能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我是上帝的仆人。”

路上，司机一边抽烟，一边扭头和乘客嬉笑打闹。不过上帝的确展现了他慈爱的一面——至少是在我坐的这次。因为我竟平安无事地抵达。

锡莱镇不大，有一条老街，两侧都是旧房子。路边遍植着聂帕棕榈树和大榕树，很像法国在印度的殖民遗产——本地治里。很多老房子现在成为博物馆，可以随意进入。

我走进一家，发现是维克多·加斯顿家族的宅邸。他是个典型的糖业大亨，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张巨大的圆桌，桌布上印着家族的族谱，已经延续七代，像一张复杂的星图。维克多有几个儿女，每一支脉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我注意到，不少后人已经移民欧美，三代以前就不再是菲律宾人。

在这里工作的何塞告诉我，加斯顿家族每隔三年都要举行一次家族聚会。届时，散落世界各地的加斯顿们都会回到锡莱祖宅。他们必须按照族谱上的颜色穿衣服，以此辨别彼此的亲疏关系。

何塞说，上一次聚会就在一个月前。锡莱镇一下子涌入上百人。他们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瑞士人、西班牙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当然也有菲律宾人。

“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家庭，”何塞深情地解释说，“但是他们的根在这里，在锡莱。”

我问何塞，锡莱现在的支柱产业是什么。他告诉我，附近仍然有一些甘蔗种植园，但不足以改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生活需要改善时，村民们就会举行集资，资助村里外语最好、最强悍的女性，去国外当菲佣——她们会把一部分收入寄回来，用以回报村庄。

原来锡莱早以另一种方式融入全球贸易，只不过这次不再是糖。我向何塞表示感谢，然后走出加斯顿大宅。

街边有一家咖啡馆，写着开业于1935年。那正是锡莱最辉煌的年代。这家咖啡馆就是为当年那些不下桌的赌徒提供点心的。我进去吃了三明治，喝了红茶，同时思考接下来干什么。

我决定去看鲸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