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滩岛悠然休整一周后，我坐上螃蟹船，继续“跳岛”。这回只用了十五分钟就到了对面的班乃岛，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码头买了大巴票，沿着海岸线南行，一路有山，有海，还有大片的稻田。农民牵着水牛，在田中耕作，椰林掩映着村庄，炊烟升起。三个小时后，大巴抵达一座海边小城。这是菲律宾前总统罗哈斯的故乡，也叫罗哈斯，自称菲律宾的“海鲜之都”。

比起民都洛岛上凄凉版的罗哈斯，这里的罗哈斯多少有趣一些。我到的那天下午，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西纳迪亚狂欢节，大街上挂着横幅，庆祝圣母无沾成胎。市民广场上站满准备游行的人群。广场一侧矗立着大教堂，旁边是罗哈斯市政厅。另一侧是西班牙人留下的石桥，横跨在保留着老房子的班乃河两岸。游行人群身着盛装，在鼓乐声中，边走边跳。罗哈斯总统的铜像微笑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空气又闷又热，聂帕棕榈树的叶子也纹丝不动，但人们不为所动。毕竟，这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也是难得的放松。游行人群之外，还有无数贩卖零食、水果和饮料的小贩。提前放学的少男少女们，聚集在小贩四周，一边吮吸着五颜六色的冰棒，一边嬉笑打闹。我挤在围观群众中间，看着眼前的场景，听着人们呼喊口号。fiesta，在西班牙语里是“狂欢节”的意思，而这就是西班牙人的狂欢节在罗哈斯的样子。

游行临近尾声时，一场热带大雨不期而至。我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见证街景的迅速转换：前几秒还是淅淅沥沥的雨，瞬间就变成瓢泼之势，而人们像归巢的蝙蝠，灵巧地钻进路边小摊一把把张开的阳伞下。我也躲在伞下，旁边是吃着零食的女中学生，其中一个长着好看的眼睛。刚才还喧闹不堪的街头，一下子变得异常清静。人们都以一种入迷的目光，凝视着连绵的雨水，倾听着比锣鼓更响的雨声。

然而，雨突然停了。毫无征兆。干脆异常。前一秒还是暴雨如注，后一秒就像突然拧紧的水龙头，几乎没有拖泥带水的中间过程。雨刚停下，人们就钻出花朵一样的阳伞，像风中四散飘落的花瓣，街上顿时又变得熙熙攘攘。

当晚，我在拜拜海滩吃了便宜得惊人的海鲜（老虎虾七块钱一只！生蚝七块钱一盆！），并且没有中毒。等我回到市区，狂欢仍在继续。市民广场已经变身为一座巨型烧烤场，烟熏火燎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乐队在现场演奏，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我本以为这样的热情第二天就会偃旗息鼓。但当我清晨走出旅馆，发现街上仍然到处是人，新一轮的鼓乐游行已经蓄势待发。

一个显然是通宵饮酒的女人，拿着一瓶朗姆酒，走到我跟前，要和我跳舞。

“不行，”我说，“我要坐大巴去伊洛伊洛。”

“大巴，三个小时。”她悲伤地看着我，然后自顾自地跳起来。

伊洛伊洛没有喝醉酒的女人，也没有狂欢节，老城区多少显得有些萧条。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富庶的糖业和纺织重镇，是马尼拉以外百万富翁最多的城市，是西班牙帝国在菲律宾的最后据点。

凭借着深水港的优势，当时的伊洛伊洛是菲律宾与欧洲经贸往来的中心。港口停泊着驶往全球各地的远洋邮轮。然而，百年之后，港口反而没那么繁忙。

我站在伊洛伊洛市政厅的天台远眺，发现通向港口的伊洛伊洛河就像一条没了皮带扣的皮带。我后来又来到港口，打算继续“跳岛”。昔日繁忙的港口如今仅剩几家本地渡轮公司，经营前往临近岛屿的路线。

穿过福布斯桥，来到老城哈罗区，还有一些散落在凋零市景中的老房子，能够看到一丝当年的蛛丝马迹。有些老房子已经荒废，像大象的尸骨，瘫立在街边。但从它们留下的骨架，从那些新古典主义的断壁残垣中，能看出这里过去是一片富人区。哈罗大教堂就在不远处，富商的家眷们可以轻松走到，不必车马劳顿。广场边缘耸立着孤单的钟楼，穹顶已经熏黑，石缝间长满杂草。

风光不再的马里基塔别墅依旧保存完好。它是菲律宾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的私宅。别墅矗立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后院已经被开摩的的车夫一家占据。院子里散养着鸡和土狗。我走进去时，一阵鸡飞狗跳。车夫闻声从私搭的棚屋里钻出来，说只要五十比索，就能带我进去看。

五十比索，还不到七块钱，我不由得感叹区区七块钱在这里的功效。我付了钱，车夫拿出钥匙，叫来他十岁的儿子，为我打开通向过往的大门。

别墅是木质结构，有漆过的木质墙壁和木质地板。家具和陈设都维持原样，好像随时会有人回来居住。墙上挂着洛佩斯家族的照片，有费尔南多·洛佩斯和蒋介石的合影，还有他和独裁者马科斯的像章。一张桌子上摆着古老的电话、台灯和闹钟；另一张桌子上是国际象棋的棋盘，黑白两军已经列队完毕，仿佛只待指挥官入场。

别墅的采光不好，透过条状的窗棂，可以看到院子里被风吹动的棕榈树。每走进一个房间，男孩就为我打开屋顶的枝形吊灯。

“这是床，”他对我说，“马科斯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