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私人的佐米亚
毛姆此前没想过去掸邦旅行。我也一样。
1922年，在离开科伦坡前往缅甸的渡轮上，毛姆遇到一位旅客。那位旅客说自己在掸邦的景栋度过了五年时光。那里地处偏僻，有神秘壮观的佛塔。每个星期的大集市上，有来自五六十个部落的赶集者。他还讲述了景栋的诸多乐事，说自己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栋。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景栋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
就这样，毛姆雇了骡子和矮马，出发前往景栋。九十多年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我，也萌生去景栋旅行的想法。
不过，最终促使我上路的是耶鲁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关于“佐米亚”的论述。
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中，斯科特试图颠覆我们所熟知的那套基于文明和进步的话语：我们总将山地部落视为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认为他们愚昧落后，无法意识到文明的好处。国家总试图将这些人集中到低地，以便纳入国家体制。对这些地区的征伐和统治，被视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举措。
在斯科特看来，以上论述不过是一套文明话语的策略。几千年来，高地民族拒绝现代文明，选择不同于低地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不同于国家的概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斯科特也对国家的概念充满疑虑，他坚定地认为，佐米亚虽然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但同样有着文明。
斯科特的书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不过书中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去掸邦看看。
“佐米亚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还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的地区。”斯科特写道，“它已来日无多。”
湄赛，位于金三角泰缅边境的泰国一侧，是一个乱糟糟的小镇。这里充斥着便宜的中国货，还有兜售宝石、漆器的小贩和飞驰的摩托仔。一个换汇的小贩拦住我，问我是否需要缅币：“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微笑着摆摆手，继续往海关走。泰国海关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我跨过湄赛河，进入缅甸掸邦的小镇大其力。
我没有缅甸签证，但是在大其力口岸，可以申请掸邦地区的特别通行证。然而，缅甸海关的官员告诉我，我不仅要申请通行证，还必须雇用一位全程陪同的向导，否则不能入境。
“据我了解，以前没有这样的规定。”
“规定改了。”从那张上世纪的办公桌后面，掸邦的官员投来深邃而不容置疑的一瞥。
“在哪里可以找到向导？”我问。
“出门左拐。”
果然，海关隔壁就是一家没挂招牌的旅行社。一个圆脸、留着小胡子的掸邦男子搓着手从屋里走出来，说他可以做我的向导。他的头发油乎乎的，被枕头压变了形，虽然外面骄阳似火，可他依然穿着一件厚夹克。他叫赛齐，用英语对我说，做向导的费用是每天一千泰铢或三十美元。
“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的脑海中回响着刚才泰国小贩的话。
大概以为我还在犹豫，我听到赛齐说：“我熟悉掸邦，熟悉这里的一切！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带你去山地部落！”
他替我办好通行证，我得以进入掸邦这片神秘的土地。我们穿过一个露天小商品市场，赛齐似乎和每个人都认识。他带我穿梭在花花绿绿的货摊之间，不时和涂着黄香楝粉的女摊主们有说有笑。两侧是贩卖国际大牌服装、香水和包包的摊位。作为导游词，赛齐每经过一个摊位都会对我说：“fake.（假货。）”
到处都是穿着fake的人。摩托仔穿着lacoste或paulsmith的马球衫，女人们背着lv或salvatoreferragamo的挎包。到处都是奢侈品的标志，只是被砍掉奢侈品的一切文化附加值，只剩下作为“物”的唯一属性——能用。赛齐走得满头大汗，他买了两罐红牛补充能量。我问他为什么不脱掉厚夹克。
“一个意大利游客送给我的。”他微笑着，然后小心地挽起袖子。
我突然明白，在这个遍地“名牌”的掸邦小镇，唯有这件意大利游客留下的、没有牌子的夹克，才是身份的真正象征。
赛齐三十一岁，做向导已经八年。此前，他在景栋的一所职业学校学习计算机。学校规定，毕业生要自费前往仰光参加毕业典礼，才能领到学位证。那是赛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仰光——坐了飞机。即便按照掸邦的标准，景栋到仰光的崇山峻岭也过于艰险，何况还时常有山贼出没。
拿到学位后，赛齐发现在景栋根本找不到和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他开了两年杂货铺，忘掉了有关计算机的一切。在重新审视一番自己的人生后，他决定当一名导游，带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在掸邦的大山里徒步。
他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这得益于他童年时曾跟随景栋的天主教神父学习，然而他本人是一名佛教徒。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姐姐也已经嫁人。尽管我们才认识不久，他就告诉我，自己目前最大的目标是努力赚钱，娶个媳妇。
看到他和很多女摊主“谈笑风生”，我问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有两个。”他微笑着告诉我。第一个女孩二十二岁，年轻漂亮，在大其力工作，娶她必须给女方一大笔彩礼。另一个女孩三十岁，在曼谷学过美发，现在是景栋的发型师。因为第二个女孩年纪不小了，她的母亲希望他们马上结婚，彩礼自然也不用给。
“你更喜欢哪一个？”
“如果有钱，我想娶第一个，”他说，“如果像现在这样，我只能娶第二个。”
“我觉得第二个更适合你。”
“第二个不用给彩礼。”
“彩礼要很多钱？”
“很多很多钱。”
我们去阿卡族的农贸市场吃了掸邦米粉，然后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在市场对面等待开往景栋的大巴。从大其力到景栋一百六十五公里，全是山路，要开四个多小时。我看到几个掸邦人正把大大小小的麻袋塞进大巴的行李箱，墙上贴着昂山将军的画像，已经褪色。
“你觉得昂山将军怎么样？”我问。
“好人。”
我渐渐发现，赛齐喜欢把事情简单地归类为“好”与“坏”。比如，昂山素季是好的，军政府是坏的；外国是好的，掸邦是坏的；景栋很糟糕，可和掸邦的山地部落比起来，却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
大巴身上印着“缅甸皇家特快”的字样，看上去高贵而可靠。出城不久，我们经过一条树丛掩映的小河，赛齐指着河畔的一排木屋说，那里有很多掸邦小姐，“十四到十六岁，非常漂亮”。
大其力可能是整个掸邦最开放的地区，因为紧邻边境，有钱的泰国人时常开车过来，享受缅甸一侧的廉价服务。
“在那里能做什么？”
“小姐们为你倒酒、唱歌、服务，你可以像皇帝一样……都按小时收费。”
“你去过吗？”
“去过一回，一个有钱的老板请客，”赛齐终于脱下夹克，像抱孩子似的抱在怀里，“那里……非常非常贵。”
我们翻越一座座山岭，大片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木桩。一些掸邦人骑着摩托车上山，车轮碾过暴露的土壤，腾起成串的尘土。赛齐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去打长途电话的。
“因为这里的山高，可以蹭到泰国飘过来的信号。”
在缅甸，手机sim卡仍然被政府严格管制。从排队登记申请，到“摇号”拿到卡，幸运的话也需要半年以上时间。如果在黑市购买，一张普通的sim卡需要将近一千块人民币。正因如此，很多大其力的缅甸人选择购买泰国sim卡，不仅便宜，而且容易买到。只是当他们需要打电话时，就得骑上摩托车，到山顶接收泰国信号。
摩托车上的人向我招手，就像他们是“缅甸皇家特快”的摩托卫队。山的另一侧，烧秸秆的浓烟正像雾一般弥漫在山间。阳光炽烈烤人，山路迂回曲折，坐在我前面的掸邦女子终于拉开窗子，不可抑制地吐了。她怀里几个月大的婴儿开始放声哭泣。接着，“缅甸皇家特快”不幸抛锚。精瘦的售票员，摇身一变成了修理工。他熟练地钻到车下，而司机狠命轰着油门。黑色的尾烟随风而逝，地上的阴影宛如迅疾流窜的乌云。
半小时后，我们总算再次上路，然而一路上又经历数次抛锚。在荒凉的掸邦，“皇家”也好，“特快”也好，全都是虚幻的泡影，真正主宰一切的只有“缅甸”。好在无论发生什么，笃信佛教的掸邦人依旧谈笑如常，仿佛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我并没有觉得沮丧，反而感到一种满足——我正穿行在掸邦的群山之间，望着窗外亘古的荒凉。手机早就丧失信号，即便是全球通的服务范围也不包括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我体验到诗人兰波当年遁入埃塞俄比亚高原时的兴奋——那是一种潜入未知之境的兴奋：轻易抹去自己的痕迹，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
大巴驶过信仰天主教的村落、无人问津的露天温泉和一片绿洲。赛齐告诉我，那是将军们打高尔夫球的地方。我想象自己在这里挥杆击球的感觉，那是一种在世界尽头的孤独感。黄昏终于渐渐降临，过不了多久，黑夜就会像一张大毯子，盖住整个世界。
大巴滑入群山间的一座小镇。这就是景栋。荒凉安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几乎见不到汽车，街道在夕阳下显得十分空旷。赛齐帮我找到一家名叫“金龙”的旅馆，没有热水，没有网络，没有电。“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海底电缆断了。”老板说。
我无须负担赛齐的住宿。他借住在姐姐家，与街口的中央佛寺相距不远。我们约定半小时后，在佛寺门口碰头。
趁着最后的天光，我走在街上。
一个多世纪以来，景栋一直是掸邦鸦片贸易的中心，而由吸食毒品引发的艾滋病也曾在这里肆虐。赛齐在车上告诉我，在他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认识的人因为艾滋病死去。现在，店铺大都已经关门，整条街道空空荡荡。一个穿着掸裙的女人，正拿着笤帚，打扫门口的灰尘。街上全是掸语而非缅甸语的招牌。“掸”是缅甸人对掸邦人的叫法，掸邦人则自称“傣”。关于傣族的起源，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傣族最初起源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山区。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开始逐渐向东南亚流散。公元8世纪的南诏国，被认为是最后一个统一的傣族王国，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掸邦和泰国北部。公元902年，南诏政权为权臣所篡，先后经历三个政权更迭，直到937年大理国建立。然而，随着忽必烈大军的到来，大理国土崩瓦解，其中一支沿着萨尔温江峡谷，进入今天的掸邦高原。他们在山谷间建立一系列政权，其中以景栋的势力范围最大，成为掸邦的中心。
掸邦从未真正统一，但在缅甸、中国和泰国的压力下，也从未丧失自治。19世纪，法国和英国瓜分东南亚，掸邦成为法属老挝与英属缅甸之间的缓冲带。换句话说，谁控制这里，谁就掌控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正是从那时起，鸦片开始大规模种植，通过掸邦与云南的通路进入中国。
殖民时代，英国人把掸邦的行政中心设在东枝，那也是今天掸邦的首府。英国人对掸邦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二战时缅甸被日军占领。日本战败后，掸邦一度同意加入缅甸联邦，但不久昂山将军被刺，缅甸随即陷入分裂。掸邦的武装势力希望通过武力获得独立。战火一直不曾停息，直到缅甸军政府上台，掸邦的独立之火才最终被扑灭。掸邦也由此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状态。直至今天，东枝和景栋之间的陆路交通仍然不对外国人开放。这意味着去景栋最经济、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金三角的泰缅边界入境。
大巴上，我曾问赛齐，随着缅甸国门的打开，政策的放宽，他是否担心有朝一日不再要求游客雇用向导。
赛齐想了想，说他不担心。
“政策放宽，会带来更多游客。到那一天，我就离开大其力，回到景栋，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旅行社。如果到时妻子能够再打理一家杂货铺，生活就太幸福了。”
赛齐的梦想并不高远，却令我动容。刚见到他时，我觉得他和那些吸游客血的小贩没什么差别。可随着一路的交谈，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掸邦人。他渴望财富，但并不贪婪；出身贫贱，但不怨天尤人。国家政策的松动，更让他看到一丝希望，看到靠自己努力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每天付给他一千泰铢，其中大部分他要交给政府，个人所得不过几十块人民币。我并不需要支付他的餐费，可是来到景栋，我想请他好好吃上一顿。
我们在佛寺门口接上头时，夜幕已经悄然降临。整个景栋居然都没有电，街上一片漆黑。一辆破车从寂静的街上缓缓驶过，大喇叭响着。赛齐说，那是在提醒人们“小心火烛”。
“我们去哪里吃饭？”
“有一家炒饭，很便宜。”
“去吃炒菜吧，我请你。”
我们在黑暗中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靠发电机亮着灯的小饭馆。这是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面没有客人，三个女孩正坐在电视前，看湖南卫视。她们能说汉语，可是已经不知道祖上来自中国何处。
我点了几个菜，是那种缅甸菜和掸邦菜的混合体。女孩又送上鱼露和一大盘新鲜的薄荷叶。米饭管够，赛齐狼吞虎咽地吃着。
“要不要来瓶啤酒？”
“不能喝酒，我是佛教徒。”
于是，我自己点了一瓶缅甸啤酒，一边喝一边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电视的声音很大，整个餐馆里都回荡着夸张的说笑声。
我问赛齐能不能听懂一些汉语，他摇了摇头。掸邦的通用语言是掸语，与傣语和泰语关系很近，与汉语和缅语则大有不同。从名字也可以看出，景洪和景栋都曾是傣族的部落。曾经定都清迈的兰纳王国同样是傣族王国。
因为战争、迁徙和地缘政治，景洪、景栋和清迈早已渐行渐远。景洪成为西双版纳的首府，清迈成为泰国的古都，而景栋依然夹在中间，被缅甸人统治着，成为“佐米亚”的中心。
清晨，曚昽的天色中，我看到芭蕉树和大金塔。
大金塔在拐杖山山顶，俯瞰着景栋城中的龙栋湖。我沿着湖边散步，吊脚楼似的房子散落在湖畔。墨绿色的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映着对岸的房子和金塔的倒影。我沿湖走了一圈，没碰到几个人，更没碰到一辆车。我路过中央佛寺，看到一些信徒正走进寺门，便跟着他们走进去，只见里面有一尊巨大的金佛。信徒们跪在佛像前，初升的朝阳从窗外挤进来，把柠檬色的阳光洒在一块红地毯上。
金龙旅社门口，两个裹着红色僧袍的沙弥正在化缘。他们年纪不大，不过十一二岁。沿路店铺的主人，都在自家门前等着，好把一碗米装进僧人的钵盂。自从掸邦居民皈依佛教，这样的仪式就日复一日地上演。我和一个小沙弥搭话，问他的寺院在哪里，他害羞地红了脸。
几个掸邦女人，头顶着篮子走过，让我想到今天可能是赶集日。每到这天，附近的山地部落都会带着各自的物产到景栋的集市上售卖。集市从早上6点开到中午12点，我和赛齐过去时，那里已经人山人海。
这里集中了各族赶集的人，贩卖各种新奇的东西。一个摊子堆着一袋袋炸竹虫，这种生在竹子里的白色肉虫是本地美味的小食。要捕捉竹虫，必须深入竹林，用刀在竹骨上开一个大孔，将一根长木条伸进孔中，把竹虫从孔中带出来。除了竹虫，这里还卖风干的牛鞭、猴脑骨、蛇皮、牛角、山中的草药。米粉摊子正冒着热气，油锅吱吱作响。
我们经过一个炸油饼的小摊，摊主是华侨。见我站在那里，开口便是一句：“先生从何而来？”我被这文雅惊得怔住，问这位老先生来自何处。
“1948年随先父逃难至此。”老人一边把面饼扔进油锅一边回答。
“您祖上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