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是广东梅县人，祖上应是洪泽湖人。”
“您说话非常文雅。”
“哪里！哪里！”老人笑起来，“逃难前才读完两年私塾。”
正说着，又走过来一位华侨，穿一件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他自我介绍说叫朱国华，是景栋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与炸油饼的老先生一样，朱老师也是广东梅县人，从少年时代逃到景栋，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养育了四个儿女，如今都已经离开景栋，在仰光工作。
朱老师能说流利的缅语和掸语，但为了不让后辈忘记汉语，他和其他华侨一起，兴办了景栋唯一一所中文学校。他当老师已经有十多个年头，明年就要正式退休。他邀请我去学校看看，就在附近一座汉人聚居的村子里。
我答应下来。朱老师很高兴，又说：“之后我们再去七八公里外的热海，泡泡掸邦的温泉。”
我们约好时间，便在集市上告别。赛齐骑来一辆摩托，准备拉我进山徒步。从景栋到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多小时路程。
景栋实在小得可怜，我们几乎片刻间就在城外了。一条破碎的土路，笔直伸向远方。路边是大片稻田，覆盖着一层尘土，水牛缓慢地拉着犁。我们经过一条小溪，桥是几根竹子搭成的，掸邦女人正在溪边捶打衣服。一路上几乎没看到汽车，只有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牌卡车，老骥伏枥般晃悠着驶过。
烈日下，大地被蒸晒得闪闪发亮。我们经过一片火龙果地，看到一个牧童正骑在牛背上，赶一群水牛上山。赛齐说，这是山上拉祜人的牛，从牛的数量，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拉祜人的村子较为发达，房子都是砖石盖成的。村里有座天主教堂，是当年的欧洲传教士修建的。几个小孩正在教堂前玩耍，穿得也很干净。
“因为拉祜人皈依了天主教，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传统，这里的人大都识字。”赛齐说。
这已经算是本地最“开化”的部族，再往大山深处走，还有处在半原始状态的部落。但眼前已无路可走，我们只能把摩托车留在村子里，开始徒步。
我们沿着小径一路攀爬，有时候手脚并用。森林又厚又密，夹杂着大树和藤蔓。我在一片开阔处停下，只见远山在薄雾中褪色成一道淡影。漫山遍野都是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也有我能认出的芭蕉树。我们又经过一片竹林，竹干大都被挖了洞，大概是捕捉竹虫时留下的伤痕。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浑身早已湿透，忽然刮起一阵山风，隐隐吹来树林深处锯木的声响。越往前走，声音越大，最后简直变成无所不在的咒语。突然“咔嚓”一声霹雳似的巨响，周围瞬间静默了两秒钟，接着便是一棵大树轰然倒地的声音，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我还没从惊骇中回过神儿，便见一个腰间别着砍刀的黝黑少年，从树林里钻出来。少年见到我们，眼神交错，又往山上走去。赛齐告诉我，少年是爱伲人，他们的村落就在山上。
爱伲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不信天主教，孩子不上学，部落里也无人识字。这时，从山上“呼啦啦”跑下一群爱伲小孩，正追赶一只破轮胎玩。他们全都光着脚，却跑得飞快，脸晒得黝黑，身上是又脏又破的衣服。有几个年纪小的没穿衣服，露出寄生虫造成的大肚子。
我分给他们集市上买来的威化饼，每人两块，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眼神涣散，像一群丛林里的小动物。一个胆大的小孩走过来，拉拉我的衣袖，想再要一块威化饼，我告诉他已经没了。于是，他们就“呼啦啦”地全都跑开了。
在我分威化饼的时候，赛齐一直说：“小心，不要吓到他们。如果吓病了，他们的父母会认为是你把孩子的灵魂吓跑了。”
我们穿过村口挂着图腾的大门，赛齐嘴里念叨着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想惊动灵魂，我们是来做客的。”
我想起毛姆在书中写道，每个春季来临前，掸邦山地的“猎头”部落都会派出一小队男子，专门寻找合适的陌生人，猎取他们的头颅。按照山地部落的科学，新鲜的头盖骨可以保护谷物。之所以找陌生人，是因为他们不熟悉道路，灵魂不会跑出躯壳。
赛齐说，按照爱伲人的规矩，进村先要去族长家做客。族长去山上耕田了，我们便坐在茅草棚下。房子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堆满木柴，进屋要爬一架竹梯。两个老妇人在棚下坐着，其中一个是族长的老婆，抱着一个酣睡的孩童。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什么现代物品，只有木板上挂着一只停转的时钟。
爱伲人拥有一套现代文明的替代品。比如，他们没有牙刷和牙膏，但是每家都有一捆新摘的树叶。他们把树叶塞到嘴里咀嚼，那红色的汁液据说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尽管这也让每个人的嘴都成了血盆大口。
几年前，爱伲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植鸦片，但是这些年，随着政府管控的加强，罂粟种植被禁止，爱伲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贫困。他们种了一些水稻，其余的食物就靠打猎和采集蔬果补充。
赛齐说了几句什么，族长的老婆就打开门，示意我可以进去。屋顶很低，黑洞洞的，只从木板的缝隙间透进些光来。我看到屋里有一只大鼓，那是族人们祭祀时用的圣物。另一侧供奉着类似牌位的东西，那是爱伲人祖先的灵魂。根据爱伲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寨犬。它帮助部落偷出属于神的稻种，于是部落首领将女儿许配给它，爱伲人就是这段联姻的后代。我悄悄退出来，免得惊动人或狗的灵魂。
这时，族长从山上赶了回来。他看上去六十来岁，十分健壮，两个耳垂上有铜钱大小的耳洞，是佩戴猴骨饰物用的。他穿一件杰克·琼斯牌t恤，那是美国人捐给教会、基金会的旧衣服，被一些商人收购，再用集装箱运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人——全球化就以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社会和山地部落联系在一起。
族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一群爱伲人围坐在一起，正用长长的苇秆吸着苞谷酒，有些人身边还竖着吸鸦片用的土烟枪。族长说（赛齐翻译），这是十多年前一个法国人类学家拍的。他指着照片中的自己，咧嘴笑笑。那时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
我问族长今年多大岁数。
“四十六岁。”他说。
这个年纪原本正值壮年，可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双眼也已经蒙上一层白内障的雾霭。
族长家在村子的最高处，从这里能看见其他人家的房子，全都歪歪扭扭，有用木板搭的，也有用竹子建的。它们占据着茫茫大山的一角，外面的世界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正是这大山阻隔他们，也是这大山保护他们。他们拒绝文化，拒绝现代文明，在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里，依然保留着只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恐惧。每当满月时分，他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苞谷酒、抽鸦片，然后做爱、生育……在21世纪，还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无论怎么说，都已算是一个奇迹。
几个十来岁的爱伲女孩背着婴儿走过，其中一个年纪稍小，长得十分漂亮。
“如果她没结婚，又不是爱伲人，我说不定会娶她做老婆。”赛齐悄悄对我说。
“真这么想？”
“确实这么想过。两年前来这里，我就见过她，当时她还没结婚。”
“那为什么没娶？”
“爱伲人没文化，没法适应山下的生活。如果娶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笑话我。”
“她们能不能嫁到别的部落去？”
“她们一般只嫁给本族人。”
离开族长家，我们经过爱伲人的水车。这些竹子搭成的装置，能利用杠杆原理，把山里的溪水引进村子。几个爱伲女人正在车水，看到我们就笑起来，露出一嘴红牙。如果不是和朱老师有约，我倒是很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
我想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
我们离开爱伲人的村子，打算往另一座山上走。那里有一个阿卡人的村落，如果幸运的话，可以在那里找到吃的。我们顶着烈日艰难地徒步，路上遇到一个阿卡猎人。他正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身边放着一把猎枪。
我问他在打什么。
“鹌鹑、山鸡。”他回答。
尽管阿卡人已经皈依天主教，文明程度较高，一些阿卡部落也慢慢从大山深处搬到山下，但是对他们来说，打猎依然不是什么娱乐活动，而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晚餐。
我祝他好运，然后继续往前走。
阿卡人的村子看上去比爱伲人的文明一些，村中还有一座木质教堂。我们在赛齐相熟的一户人家吃饭。这家的丈夫是阿卡牧师，墙上挂着他参加景栋牧师培训的照片。
女主人用木柴生起火，女儿打下手切菜。因为没有通风设备，木柴一燃烧起来，屋子里就开始浓烟滚滚。女主人一边咳嗽一边欠着身，把一只烧得乌黑的铁锅架到火上，开始做饭。
这样的条件，自然不用奢谈色香味，但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阿卡料理：一盘花生米、一个鸡蛋饼、一碗野菜汤，还有辣椒和野菜拌在一起的咸菜。我付了自己和赛齐的饭钱后，就在牧师家坐下来吃饭。旁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凑过来，她戴着华丽的头饰，故意坐在我对面穿针引线，眼睛不时往我这里瞟。
赛齐告诉我，她的女儿在中缅边境的果敢赌场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后来跟着那人嫁到江苏。她还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
我问她，和嫁到中国的女儿是否还有联系。
“没了。”她说。但看上去并不悲伤，反而欣喜异常。
毋庸置疑，这段婚姻已经是阿卡村历史上最传奇的事件。
我在阿卡村买了猴骨手串和项链，然后徒步回拉祜人的村子。返回景栋的路上，我们在岔路口遇到等候的朱老师。他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前往汉人的村子。
朱老师告诉我，村子里的汉人大都是20世纪40年代逃难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当年败退缅甸的国民党将领李弥的残部的后代。村子看上去和中国普通的汉族乡村并无二致，家家户户都是砖石房子，有篱笆围起的庭院。村民基本以务农为生，过着辛苦而自足的生活。
中文学校在村里的一座佛寺里，把一间佛堂改为教室——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
“缅甸政府希望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不支持建中文学校。”朱老师说，“我们把学校建在佛寺里，避免可能的冲击。”
学校后面是朱老师的学生孔招燕家的菜地，种着番茄和扁豆。与正规学校相比，它更像是一间乡村私塾。
“教材是怎么解决的？”我问朱老师。
“我们会从勐腊那边托人买中国最新的教材，”朱老师说，“现在条件好多了，最开始我们找不到教材，只能从家里找旧书或者旧报纸来教学生认汉字。”
教材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师资。年轻人大都离开了景栋，愿意留下来并且教书的人越来越少。朱老师说，等他明年退休，教师的缺口会更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也没有想好。
“如果身体允许，我愿意一直教下去。至于以后怎么样，只能以后再说。”
我随着朱老师走进学生孔招燕的家。孔招燕的父母是从云南来的，正在地里干活，只有她一人在家。孔招燕请我们喝茶，又拿出饼干和瓜子。她今年十六岁，跟着朱老师学习过两年。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她不得不提前辍学，准备去勐拉找工作。
“那边的中国人很多，做生意都用人民币。”孔招燕告诉我。
对于生长在掸邦的华人，似乎只有向北走、靠近中国才是出路，然而机会也意味着危险。勐拉距中国边境仅两公里，是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是赌场林立之地——这几乎算不上什么秘密。
对于学生的流失，朱老师显得忧伤而惋惜。他小声嘱咐孔招燕：“不管能不能在学校读书，都不要把学到的知识忘了。没有老师教，但是书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
孔招燕点点头，有些难过。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赛齐不明所以的啜茶声。朱老师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们去温泉吧，再过一会儿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和孔招燕挥手告别，骑上摩托。我坐在朱老师的车后座上，一路颠簸着往山里走。快到热海温泉时，我看见山坳中冒出的热气，再走近一些，便能闻到一股浓重的硫黄味。
温泉露天流淌着，像一锅热汤。只有泉眼附近，建了几座石屋。我们每人弄到一间单人房。房间里有一个三米多长、两米多宽的石头水池，足可容纳三四个人共浴。我扳开水龙头，四十二度的温泉水“哗哗”地涌进池子。
经过一天漫长的跋涉，此刻真是幸福时光。我像沙漠中见到绿洲的旅行者，由衷地感恩掸邦的馈赠。石房子简单、粗糙，几乎没有任何设施，但我已经满足。虽然泡过北欧和日本的温泉，但回想起来，似乎都不及掸邦温泉让人难忘。
等我从石房子里出来，泡得满面红光的朱老师已经等在外面。傍晚的光线柔和了许多，山风拂面而过。这时我才发现，温泉对面有几家露天小摊。朱老师带我们找了一家坐下，点了一碟炸竹虫、一篮子地狱鸡蛋，又要了几瓶缅甸啤酒。
炸竹虫香脆可口，半熟的温泉蛋剥开以后，撒上盐粒和胡椒。啤酒很凉，瓶身上带着水珠。
朱老师谈起故乡梅州。2000年前后，他总算和梅州同父异母的兄弟取得联系，双方在信中商定，找机会在梅州相聚。然而，从三年前开始，通信突然中断。朱老师寄到梅州的信，全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线索。
“我想趁还能走路，回梅州看看，毕竟根在那里。但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对这件事也没那么热心。”朱老师说。
我们喝完桌上的啤酒，又要了几瓶。直到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蛙鸣。朱老师站起身，走路已经有些踉跄，但他执意要送我回金龙旅社。显然，坐赛齐的车更为稳妥，但喝完酒后，朱老师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为了我们刚刚建立的友谊和中国人的面子，我只好咬牙坐上他的摩托。
我们在山间疾驰，眼前是无边的黑暗。夜色中，只有阵阵风声和群山扑面而来的剪影。越过朱老师的肩膀，我看到仪表盘上光亮微弱的数字在不断飙升——40、50、55、60……
在这条荒凉的山路上，我们仿佛正骑着魔法扫帚，御风而行。不知从哪里传来河水的咆哮声，朱老师在高速行驶中回头对我说：“白沙河。”我们跨过“嘎吱”作响的木板桥，河水奔腾不息的凉气让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对朱老师说：“能不能停下来，让我上个厕所？”
我对着河水撒了长长的一泡尿后，望了望天上完美的银河。
“走吧。”朱老师突然说。
于是，我们继续朝景栋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