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特快:新德里—孟买

沿着季风的方向 刘子超 第2页,共2页

“我从不攒钱。”他懒洋洋地告诉我,“钱去钱来,我还是我。”

但在达拉维,人们却不能这么洒脱地生活。穿过那些幽暗的小巷,我的头顶上布满黑压压的电线,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一点阳光。干净的饮用水依然是奢求,很多户居民不得不共用一个水龙头,为水引发的争执时有发生。在狭窄的小巷里,我看到成群光脚的小孩,他们的无忧无虑,让我既安慰又悲伤。在稍显宽敞的干道上,到处是流动的人群。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可每个人都显得目的明确——除了我,看不到一个闲逛的人。

“这里叫什么?”我问一个卖木瓜的小贩。

“马腾加。”

“不是达拉维吗?”

“马腾加。”

在外人看来,达拉维是一个怪兽般的整体,整个区域都被称作达拉维。但在本地人眼中,达拉维则是由无数聚居地组成。我后来才知道,马腾加区域的居民全都是哈里亚纳邦的低种姓群体达利特——“不可接触者”。他们五十多年前就开始在此地定居,其中绝大部分人在孟买从事清洁行业。

马腾加的场景就像他们远在哈里亚纳的村庄:女人裹着头巾,在露天生火做饭,男人吸着水烟,一只瘦弱的山羊被铁丝拴在电线杆上,拼命够着一根墙上伸出来的枝杈。和中国的农民工类似,他们来到孟买也是出于生活所迫——经济的失衡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早已把他们的家乡摧毁。在孟买,在达拉维,他们希望能以一个群体的力量生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接纳同样来自哈里亚纳邦的人,这里的一切工作机会都不会流入外乡人手中。

马腾加并非特例。整个达拉维都被种姓、宗教和地域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穿越的不仅是一座贫民窟,而是整个印度社会的樊篱。

每个区域从事的工种也各不相同:有的生产皮具,有的制作陶器,有的生产甜点,有的回收塑料,有的打磨首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小作坊,却能自给自足,甚至成为孟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泰姬陵酒店卖的点心就是我们这里生产的。”在一个点心加工厂门口,工人哈吉对我说。这时,我已经快被整条街浓郁的酥油味窒息。

哈吉来自北方邦,和五个小伙子一起住在工厂对面。他说他只负责生产自己家乡的点心“咖喱角”。

“我们厂还有人来自旁遮普邦和西孟加拉邦,”哈吉说,“他们也生产各自家乡的特产。”

三年前,哈吉来到达拉维。他的几个亲戚已经先到一步。在他们的引荐下,哈吉得以进入这家点心厂。如今,他感觉自己已在达拉维站住脚跟。

“我喜欢达拉维,有吃的,有住的,”他对我说,“在我们老家,很多人都在乞讨,我的生活比他们强。”

哈吉的知足常乐就像是一声印度智慧的千古回音:“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高尚。”在《薄伽梵歌》里,哈吉的祖先就这么说了。

但是,无论如何,改造达拉维的阴影依然在这片贫民窟的上空挥之不去。随着孟买的发展,达拉维的地价也在攀升。这里迟早会被铲平,为富人盖起一座座昂贵的住宅。

但所有改造计划似乎都忽视了一个事实:达拉维有成千上万像哈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住在达拉维,是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工作。

从事城市规划多年的约瑟夫认为,没有把就业看作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孟买城市规划的一大缺陷。他同时认为,这并不仅是孟买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由于整个印度仍然囿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窠臼。

“你规划绿地、学校、医院,却不考虑穷人的就业问题,”这位老人对媒体说,“如果为了城市发展清除穷人的就业资源,实际上就是剥夺他们在城市某个区域生存的权利。城市被区隔成富人区和贫民窟,只有富人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而穷人被遗忘在角落,苦苦挣扎。”

我住的旅馆离“印度门”不远,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纪念乔治五世于1911年莅临印度。和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一样,“印度门”和大英帝国的关联如今已成为浪漫情调的一部分。为它增色的是那些住在充满殖民风情的拱廊下的人们。这中间,最穷苦的是科利人。他们是孟买的土著,早在孟买还是小渔村时,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如今,他们房子的破败程度丝毫不逊于达拉维,而不远处就是孟买豪华的富人区。还有形形色色的马路寄居者,他们在孟买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但却住在街上。

从达拉维回来的晚上,我在古堡区的街上散步。整座城市已经从白日的狂乱中冷静下来。我绕过那些睡在街边的人们,那些黑瘦的男人,那些挺着肚子的孩子,那些穿着纱丽的女人,她们手上的镯子在街灯下闪着混沌的光芒。一种熟悉的抑郁感降临到我身上,就像那些漫长的午后,我坐在火车上穿越贫瘠、荒芜的土地。我感到,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这无边的、永恒的悲凉——我就会对印度一无所知。

一个马路寄居者模样的人朝我走过来。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转身往回走。他的同伴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

“大麻?”

“不要。”

“女孩?”

“不要。”

“男孩?”

“……”

我朝他甩了下手。他耸了耸肩膀,嘟囔着“生活总得有点乐子吧”,消失在夜色中。

这或许是旅行最好的部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毫无疑问,我在印度碰到的多数人都是这种在贫穷、生存与道德的边界徘徊不定的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相遇,然后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终点,不会再有交集。

我想起一名印度教徒对我说的话:“生命是一场幻觉。”这也让我最终停止对未来或往事的忧虑。聚会是为了告别,到达是为了启程。第二天,我将离开印度。此刻,我站在街上,看着整座城市渐渐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