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我来到大吉岭。在1963年制造的蒸汽机车上，头戴棒球帽的工人正把煤块铲进炉膛。黑烟裹着煤渣，随风飘向大吉岭火车站入口。一对避之不及的英国夫妇掩口冲出，像刚从二战电影里逃生的幸存者。

此时，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接近三十五度。而在大吉岭，天气依然凉爽清新，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山间的茶园，走在街上的人们还穿着夹克和毛质长裙。

这里距加尔各答四百九十公里，从殖民时代开始就是英国人的避暑胜地。20世纪初，拥有两万五千人口的大吉岭，常年定居的英国人就有将近三千人。

“英国人热爱大吉岭，”布莱尔先生一边用湿纸巾擦脸一边说，“大吉岭是远离家乡的故土。”

布莱尔先生和太太来自英国利物浦。童年时代，在印度任职的父亲就带他来大吉岭避暑。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们一家人迁回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回到印度，回到大吉岭。

“大吉岭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布莱尔说。

的确，英国人在这里兴建的教堂、学校和会员制俱乐部，如今依然屹立在大吉岭的日常生活中。大吉岭保持着一种老派的气质，像戴着夹鼻镜的祖母，低头从镜片上方看你。很多英国人回到这里，像布莱尔这样的老人。大吉岭凝聚着他们这代英国人的集体记忆——关于优雅生活和殖民地的记忆。

这列编号为791号的蒸汽机车只有两节车厢，每节十五个座位，几乎全被游客占领。也难怪，它是世界上唯一仍在运行的高原蒸汽火车，行驶在宽约六十厘米的窄轨铁道上，看上去像是一个玩具。蒸汽机的嘶鸣声清晰可闻，蒸汽的阴影像浮云掠过铁轨。我坐在车厢里等待出发，像儿时等待高压锅里的炖肉。

火车鸣响汽笛，终于缓缓启动。车厢开始剧烈抖动，玻璃窗框震颤不止。

“啊，我的上帝！”我听到布莱尔太太的声音，“简直太棒了！”

火车穿行在大吉岭的街道上，速度不快，但蒸汽机的声音却足够惊心动魄。随着速度加快，它的轰鸣也愈发响亮，像在发出抗议。我怀疑它就要罢工，把一车人抛向山间。

窗外，深湛的峡谷云雾缭绕，大吉岭镇沿西瓦利克山的圆锥面平铺开来。在煤渣不断灌进车窗的噼啪声中，我看到布莱尔先生露出怀旧的微笑，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那个漫长的印度之夏。

大吉岭以红茶和铁路闻名于世，它们都是英国人的馈赠。在此之前，这里的历史只与尼泊尔、不丹、锡金有关。直到19世纪初，大吉岭还由不丹和锡金轮流统治，而山下的雷布查人村庄则处在尼泊尔王国的控制下。

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团前往解决尼泊尔和锡金的边界争议，途中在大吉岭停留，认为此地非常适合作为英国士兵的疗养地。六年后，东印度公司与锡金达成租约，由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医生担任第一负责人，在此地创建一个度假胜地。

此时，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年买卖茶叶的收入已占到英国整个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833年，东印度公司丧失在中国的茶叶垄断权，为了找到中国茶的替代品，它们决定将茶叶种植引入印度。

1834年，英国茶叶协会秘书长戈登“被派往中国，带回种子和栽培技术”。种子首先被送到加尔各答，然后分发至印度的不同地区。

清政府颁布严苛的法律，严禁茶叶种植技术泄露，违者处以极刑。英国人只得贿赂一些中国农民，在他们的带领下，秘密潜伏在茶山附近。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些农民向英国人解释：在中国，肥沃平坦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茶树只种植在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的山间，只能让那些被铁链拴住的猴子去采摘茶叶。英国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把茶树种植在大吉岭最陡峭的山坡上，训练猴子去采摘茶叶。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被中国人当成了猴子。

英国人从加尔各答集合那些卖面条、修鞋的中国小贩，把他们送到大吉岭，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懂得种茶技术。英国人的美梦又一次破灭，那些无处可去的中国人只好被迫留在大吉岭，继续做他们卖面条、修鞋的生意。

后来，一个叫罗伯特的英国植物学家终于从中国找来八位有经验的茶农。在这几名中国茶农的帮助下，印度种植的茶叶第一次运回英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