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旅行多日以后，我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到达一个地方，而是怎样到达。

我很少选择飞机，因为它把旅行简化为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乏味转换。身在印度，但又和印度毫无关系。我也很少选择长途大巴。印度的路况之差、超载之严重，往往让我还没上车就已心生绝望。

刚开始，我租过几次车。那是在印度最贫穷的北方邦，与尼泊尔接壤的地方。我还记得我坐在那辆“塔塔”牌轿车上，手心始终处于冒汗状态。车内的劣质音箱轰鸣着印度歌曲，司机不时揉揉发红的双眼，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就打开车门，把一口痰吐在地上。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实际上，和很多印度司机一样，他把侧后视镜折了起来。而且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就要鸣笛。一路上都是花花绿绿的重型卡车，后面粉刷着“鸣笛”或者“请按喇叭”的卡通字体。一看到这些卡车，司机们就格外兴奋，迫不及待地按起喇叭，仿佛这是在印度开车的最大乐趣。甚至在无人的旷野，他们也习惯性鸣笛，让汽车发出一声声宣告势力的哀号。

坐了几次汽车之后，我变得几乎神经衰弱，这使我最终决定买一本列车时刻表，开始火车之旅。

第一次到瓦拉纳西车站，我就感到非同寻常。

那是凌晨5点，天空刚刚破晓，车站却早已一片喧闹。缠着红头巾的苦力，用脑袋顶着行李快走；卖奶茶和咖喱角的小贩吆喝不停；乘客们打着哈欠下车，花一卢比买一根长十厘米的树枝当牙刷，把绿色的唾液吐在站台上。站台下是五颜六色的垃圾和人体排泄物，老鼠们在其间快乐地寻找食物。

在中国，我已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每当火车快进站时，乘务员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厕所门一锁，任谁也别想使用。但在印度——这个人口有十三亿的民主国家，谁也不能剥夺人民排泄的自由。火车上，一位英俊的婆罗门就对我说，站台下的景象不仅不应被视为对尊严的侵犯，还应被看作对自由的表达。

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停满“觅食”的摩的，在昏黄的路灯下和城市一起被简略成一片低矮的剪影。空气中飘着牛粪和硫黄的味道。我不由得想起世界印度教大会上激进分子苏尼尔·曼辛卡的一句话：“神存在于牛粪中。”

牛是湿婆的坐骑，而瓦拉纳西正是“湿婆之城”——印度教最神圣的地方。这座建于五千年前的城市有两千多座印度教寺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涌到这里。他们生时希望在恒河沐浴，死后梦想把骨灰撒进恒河。7世纪，玄奘大师来到这里，看到人数远超过佛教徒的湿婆派修行者从事苦行，求证生死。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形容这里“闾阎栉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

如今，瓦拉纳西依旧繁华，以致交通堵塞成为无解的难题。当三轮车、汽车、摩托车、马车、牛车、圣牛、人和流浪狗一起挤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你只能把目光移向天空，告诉自己如果“瓦拉纳西的每颗石子都是湿婆的化身”，那么你眼前的一切一定也都无比神圣。

黎明时分，我坐着一叶小舟，在恒河上漂流。一位印度教苦行僧曾希望把恒河之水从天上引下凡间，以净化人们的灵魂。恒河女神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水势太大，会淹没一切。苦行僧继续苦行，终于感动了湿婆。湿婆让浩瀚的恒河水流经自己的头顶，在他的发髻中，河水变成涓涓细流，它全长超过二千五百公里，成为印度文明的发源地。

此时，有人点亮荷灯。一盏盏荷灯顺流而下，像载着一个个往生的魂灵。一轮红日在对岸的白沙滩上喷薄欲出。我看到瓦拉纳西老城沉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仿佛是由火车站里那些黑瘦的双手所建，带着一种即兴的、未完工的壮美。

码头石阶上，朝圣者一边双手合十祷告，一边洗澡，不少人眼中含泪。不远处是火葬台，焚烧尸体的黑烟伴着乌鸦的鸣叫随风飘逝。

太阳升了起来，恒河一片金色。在如梦如幻的薄雾里，我突然看到一群人影——没错，我揉了揉眼睛——他们撩起印度长袍，像罗丹的“思想者”，正迎着朝阳，蹲在河边拉屎。

我再次感到瓦拉纳西的不同寻常。圣雄甘地说：“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并不是一座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而是一坨坨粪便……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污染了神圣的河川，把圣洁的河岸变成苍蝇的滋生地……”一切都未曾改变，我甚至感到印度的力量正来自印度人这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

在藏传佛教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在恒河沐浴的人群中，洗一个装满脏东西的瓶子。当时还是婆罗门的马鸣问他：“你为什么只洗瓶子表面，而不管里面的污垢？”提婆反问道：“人们通过沐浴能洁净身体，可是能洁净内心吗？”

这是我去鹿野苑的路上读到的故事。它表现了一种典型的佛教思维——对婆罗门正统观念的消解和反叛。但佛教同样强调忍辱和非暴力，所以它最终抵挡不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鲸吞——距瓦拉纳西十公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如今已变成一座遗址公园。

在残垣断壁间的大树下，我看到很多情侣，让人意识不到正是在这里，佛陀首次开示他在菩提树下发现的一切：我们并不知道痛苦到底是什么。任何我们认为会让自己快乐的事物，若不是在痛苦边缘摇晃，就是瞬间变成痛苦的因。要认知世间明显的痛苦，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感知在轮回中某些人所拥有的所谓“美好时光”其实就是痛苦，或将导致痛苦，却相当困难。痛苦并非从外在的源头降临到我们身上，而是我们自己情绪反应的产物。不论我们受了多少痛苦，不论我们感觉痛苦及其原因有多么真实，它其实是一种幻象，并非真实存在。佛陀告诉他的信徒，这个真谛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领悟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

为了缅怀佛陀，我花了十卢比，相当于一块五人民币，进入鹿野苑。这里只有几个铁笼，里面养了些飞禽，最珍贵的是两只鹈鹕。旁边的小树林里，还有三只鹿，一只过来讨食，两只趴在树下。正当我掏出相机，准备记录佛历2555年的鹿野苑时，一个穿着印度长袍的精瘦男人从一棵树下走出来，眼睛里闪着鬼祟的光。

“朋友，需要帮助吗？”——印度人民习惯以“朋友”作为句子的开头，不管后面要讲什么，大有一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气势。

“不，谢谢。”

“我有一尊佛像，是从鹿野苑的达麦克塔上抠下来的。”他的声音与沿街叫卖果汁的小贩无异，“一千五百年历史，七千卢比，要多划算有多划算。”

我摇头。

他从长袍里摸出那尊石头佛像：“朋友，好吧，五千卢比就卖你。”

我加快脚步，不过很快又有一个小贩凑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尊看上去就粗糙无比的佛像：“非常便宜，先生！一百卢比！”

我继续往前走，他也锲而不舍。一路上，他不断降低价格，由一百卢比降到二十卢比，最后破碎的声音终于由叫卖变成哀求。

“给我十卢比，先生，”他用手比画着，“吃饭。”

我拿出二十卢比放在地上，趁他捡钱的空当迅速离开。一道铁栏外，一双双黑瘦的手伸进来朝我喊着：“卢比！卢比！”

——我不叫卢比，也从未受到过如此欢迎。

佛陀入灭后两百多年，孔雀王朝出了一位笃信佛教的阿育王。他在鹿野苑树立起一座石柱，以纪念佛陀在这里初转法轮。7世纪，玄奘大师记载鹿野苑的寺庙里有小乘僧人一千五百名，精舍高达两百余尺，四周墙壁上都有佛龛，里面供奉着黄金佛像。10世纪起，印度教徒开始占领鹿野苑。两个世纪后，鹿野苑被伊斯兰教徒夷为平地，佛教徒纷纷逃亡。19世纪，已经沦为当地人养猪场的鹿野苑引发英国考古学者的兴趣，亚历山大·坎宁安主持的发掘工作由此启动。但那些曾经用来建筑佛寺的砖石，却被当地政府运往瓦拉纳西修建各种建筑，其中就包括瓦拉纳西火车站。

我曾问过一个来印度朝圣的缅甸和尚，如果佛陀真的具有无边愿力，为什么圣地会有那么多乞丐，会如此贫穷？

“的确，佛教以慈悲为怀，但你要知道，佛教同样讲究因果报应。也许这听上去有点不妥……”缅甸和尚顿了一下，思考着如何措辞，然后接着说，“但在我看来，印度人造了太多的业。他们毁坏佛像，种下孽缘。我认为，这是他们今生受苦的根本原因。”

“那么，缅甸呢？”

“苦难到处都是。”

我看着眼前的鹿野苑，想着缅甸和尚的话，感到一种无言的悲伤，好像我一路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目睹眼前的断壁残垣和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那些已经毁坏的、腐烂的、衰败的，显现的不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就是征服者的暴虐和贪婪。

我想到佛陀的教诲：“一切建造必会崩塌；我们生命中聚合的人或物，终将离散；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自己感知的结果，它并不真实存在。”

这时，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仿佛为了表明他的真实不虚，他一到我面前就开口说话：“你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