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季风的方向 8104号快车：瓦拉纳西—格雅

后来，我得知这位拉亚帕拉先生是孟加拉人，定居伦敦。他正带着太太和儿子在印度旅游。

拉亚帕拉先生问我，对中国人来说上帝是谁？

我告诉他，在中国，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基督，也有人信仰马克思，但大部分人没有信仰，也不把谁当作上帝。

拉亚帕拉先生并不太相信，他认为中国人一定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佛陀。我只好就此问题向他解释。

“佛陀并不是上帝，而是觉者。”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也就是觉悟的基因。所以佛经里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拉亚帕拉先生摇摇头，他说：“佛陀怎么可能不是上帝？即使在印度教里，佛陀也是第九大神。”他的太太和儿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好像在为这场争论做裁判。

拉亚帕拉先生站在树荫下，显出一副极力要说服我的样子，而我站在骄阳下，感到很有必要尽快结束对话。我对他说：“佛陀是中国人的上帝，你说得没错。”

我再次回到瓦拉纳西车站，因为人太多，只买到去格雅的站票。

8104号快车是典型的平民专列，它从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路颠到恰尔肯德的塔塔那迦——塔塔钢铁厂的所在地，需要三十四个小时。在我上车以前，它已经在路上吭哧吭哧地跑了一天一夜。在瓦拉纳西，它将停靠十五分钟，把已经饱和的载客能力再强行提高几个等级。

如今，我手里攥着的这张二等舱站票，已经因为紧张的心情而变得汗迹斑斑，像一根发软的面条。我想到甘地写过的情景：

“人们像对待羊一样对待三等舱的乘客，他们的舒适是羊的舒适。”甘地接着质问道，“一等舱的票价是三等舱的五倍，可三等舱的乘客是否享受到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一等舱的舒适呢？”

尼赫鲁也说：“即使看别人坐三等舱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1974年，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把三等舱改名为二等舱，但这不过是一段偷换概念的历史，丝毫无法平复我的心情。

车厢里果然已经人满为患。我上下左右环视一圈，视线所及处无不坐满印度同胞。他们大都穿着破旧的衬衫，我一进来，他们的身体和目光就围了过来。他们从没见过中国人，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从中国来的旅行者时，他们把我围得更紧了。

叫卖奶茶的小贩从人群中挤过去，一只老鼠趁乱爬出窗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他叫阿密特，种姓是婆罗门。

在印度，种姓制度已于1947年废除，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精神松绑就能消除的。在世俗生活层面，种姓仍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尤其是在这趟火车穿越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种姓的割据仍然十分严重。

因此，我能理解阿密特说到自己是婆罗门时，语气中含有的一丝骄傲。他还在上中学，和大多数印度年轻人一样，未来的理想是做软件工程师。可当我问他“要当软件工程师，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答案却是：“英语。”我问他为什么。

“如果懂英语，你就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说，“而且和中国相比，印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英语。”

“如果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会去哪儿？”

阿密特想了想，回答道：“孟买。”

我问起他的老家北方邦，他摇了摇头。“这里穷人太多，他们拖了社会的后腿，”阿密特说，“我父亲经常教育我，学好英语，将来去孟买工作。”

这与我在中国很多县城里听到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只需把孟买改为上海或者北京。只是我一时还搞不明白，学好英语和去孟买究竟有多大的联系。但或许对于一个远在印度最落后的邦的年轻人来说，去孟买的迫切性与学好英语的重要性是等量齐观的。

“你的英语已经很好了。”我对阿密特说。虽然我知道一个中国人对一个印度人英语的夸奖并不太具有说服力，但他还是得意地冲坐在旁边的父亲挑了挑眉毛。

阿密特的父亲递上一张名片，我也只好回赠一张。在这个热浪袭人的舱位，拥有名片是一件罕有的事，交换名片则更显得煞有介事。因此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手上的两张小卡片上，仿佛它们是两只名贵的小鸟，稍不留神就会夺窗而逃。

名片上写着，阿密特的父亲是德国拜耳医药公司驻印度分公司的市场营销员。

“生意不好做。”阿密特的父亲抱怨道。但他或许意识到和我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便转变话题，问我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的穷人更多。

在印度旅行，我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你对印度的印象如何？中国与印度哪个更好？中国与印度谁未来更有希望？一般来说，我只需大而化之地谈两句，就足以应付这类交谈。

但这一次情况有点复杂。有整整一车厢的听众围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阿密特的父亲，阿密特又十分及时地将他父亲的问题转译为印地语，这更让我感到怎么回答都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好使用外交人员的惯用招数：“据我了解，印度的穷人要多一些，但印度正走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情况会越来越好。”

对于我的回答，印度听众表示满意，他们纷纷议论起印度和中国的前景。在一个拥挤得像罐头一样的二等舱，讨论国家前途是第二件相当奇特的事。

“印度很腐败，中国呢？”

“你们为什么支持巴基斯坦？”一个自称来自孟买的人说。

“现在印度已经强大起来了。”他最后总结说。他的话没有引起任何质疑，尽管周围的人看上去都那么贫穷。

“中国也很强大。”另一个人回应道。然后他还苦思冥想出一个例证：“中国玩具已经占领整个印度市场！”

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棂，风吹打在我疲倦的脸上。我看着火车穿行在恒河平原：农田、农民、水牛、村庄不断重复，像一幅单调的壁纸。我想到佛陀也曾走在这片土地上，而这里的景色恐怕从佛陀时代起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火车即将到达格雅。我想到在印度最畅销的小说《白老虎》里，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写了一个叫巴尔拉姆的年轻人。他就生在离格雅不远的小村庄，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但他出身于低种姓家庭，不得不辍学打工，后来到了新德里，给富人当司机。都市生活光怪陆离，有蟑螂和水牛，有客服中心和妓女，有贫民窟和购物中心，还有三千六百万零四个神，他目睹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欲望，促使他思考如何让内心的老虎挣脱牢笼。他最终杀死他的主人，逃往it之都班加罗尔。

这本书获得2008年的布克文学奖，或许是最能隐喻这片土地的小说。